五〇 羅汝芳、趙貞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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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應知，人世界不能專有講學行道人，沒有捧茶人。
若使孔子來當此捧茶之役，試問孔子尚有何道，比此捧茶童子捧得更好更合理？這樣講來，豈不眼前那個捧茶童子便是孔子，便是聖人了。
若叫聖人來處龍場驿，也隻有如守仁般。
叫聖人來捧茶，也隻有如這童子般。
我們不能說，龍場驿不是聖人該處的環境，捧茶不是聖人該當的職役。
如是則天地間豈不要專為聖人安排一個特殊的環境，又安排一種特殊的職役。
而把在此環境職役以外之一切人，都擯之于聖人之外。
則聖人便為天地間特待的人物，而聖道亦為天地間特設的道理，這又與其他人有何相關呢？我們若這樣想，便知人皆可以為堯舜，并不要人都做成堯舜般，而是若叫堯舜來做我，也隻能如我般，那我便已是堯舜。
但我與堯舜究不是無别。
那童子捧茶與孔子杏壇講學，列國行道，王守仁龍場驿處困，究不是同等。
但這分别，則隻在分量上，不在性質上。
守仁說：“有一錢一分的黃金，有十兩百兩的黃金，而其為成色十足之黃金，則無不同。
”這一說法，汝芳盡情發揮了。
問因戒謹恐懼，不免為吾心甯靜之累。
羅子曰：“戒謹恐懼姑置之，今且請言子之心之甯靜作何狀？”其生謾應以：“天命本然，原是太虛無物。
”羅子謂：“此說汝原來事，與今時心體不切。
”生又曆引孟子言夜氣清明，程子教觀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皆是此心體甯靜處。
曰：“此皆鈔書常套，與今時心體恐亦不切。
”諸士子沉默半晌，适郡邑命執事供茶，循序周旋，略無差僭。
羅子目以告生曰：“谛觀群胥此際供事，心則甯靜否？”諸生欣然起曰：“群胥進退恭肅，内固不出，而外亦不入，雖欲不謂其心甯靜，不可得也。
”曰：“如是甯靜，正與戒懼相合，而又何相妨邪？”曰：“戒謹恐懼相似，用功之意，或不應如是現成也。
”曰：“諸生可言适才童冠歌詩之時，與吏胥進茶之時，全不戒謹邪？其戒謹又全不用功邪？蓋說做工夫，是指道體之精詳處。
說個道體，是指工夫之貫徹處。
道體人人具足，則豈有全無功夫之人？道體既時時不離，則豈有全無功夫之時？故孟子雲：‘行矣而不著，習矣而不察。
’所以終身在于道體工夫之中，盡是甯靜而不自知其為甯靜，盡是戒懼而不自知其為戒懼。
不肯體認承當，以混混沌沌枉過一生。
” 這裡汝芳又在指點着進茶的事。
而有一大堪注意處，即是他不喜人鈔書，不喜人引經據典，把格言套語來當講學事。
他隻就眼前親切實生活，具體講究。
本來程颢早就說：“天理二字是他自家心上體貼出來。
”他又說：“某寫字時一心在字上，并非要字好，隻此是學。
”此刻群胥進茶，一心在進茶上，這也即是群胥當時心體之敬之自然流露，此亦即天理。
故說：“灑掃應對即是形而上。
”這些話認真講，便要講到汝芳的一套。
然而一到認真如此講，便是黃宗羲所謂“以赤手搏龍蛇”，可以什麼也不要。
不說我該如何做聖人，卻說聖人來做我，看該如何做。
于是佛菩薩不得不讓位給祖師們。
此種精神，正即是佛教中禅宗的精神。
佛教有了禅，佛教便快垮台了。
理學中有了陸王心學，陸王心學中有了泰州學派，乃至于羅汝芳，易簡笃實到極處，那也真成為聖學中之禅學了。
汝芳曾自序他的為學經過說： 某初曰夜想做個好人，而科名宦業皆不足了平生，卻把《近思錄》《性理大全》所說工夫，信受奉行，也到忘食忘寝忘死生地位。
病得無奈，卻看見《傳習錄》，說諸儒工夫未是。
始去尋求象山、慈湖等書。
然于三先生所謂工夫，每有罣礙。
病雖小愈，終沉滞不安。
時年已弱冠，先君極為憂苦。
幸自幼蒙父母憐愛甚，而自心于父母及弟妹，亦互相憐愛。
真比世人十分切至。
因此每讀《論》《孟》孝弟之言，則必感動，或長要涕淚。
以先隻把當做尋常人情，不為緊要。
不想後來諸家之書，做得着緊吃苦。
在省中逢着大會，師友發揮，卻翻然悟得，隻此就是做好人的路徑。
奈何不把當數，卻去東奔西走，而幾至忘身也哉！從此回頭，将《論語》再來細讀，真覺字字句句重于至寶。
又看《孟子》，又看《大學》，又看《中庸》，更無一字一句不相照映。
由是卻想孔、孟極口稱頌堯、舜，而說其道“孝弟而已矣”，豈非也是學得沒奈何，然後遇此機竅？故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又曰：“規矩，方圓之至；聖人，人倫之至也。
”其時孔、孟一段精神，似覺渾融在中，一切宗旨，一切工夫，橫穿直貫，處處自相湊合。
但有《易經》一書，卻貫串不來。
天幸楚中一友胡宗正，他談《易經》，與諸家甚是不同，來從某改舉業，殊悔當面錯過。
及告病歸侍老親，因遣人請至山中，細細叩問。
始言渠得異傳，不敢輕授。
某複以師事之，閉戶三月，亦幾忘生，方蒙見許。
反而求之，又不外前時孝弟之良，究極本原而已。
從此一切經書，皆必歸會孔孟，孔孟之言，皆必歸會孝弟。
以之而學，學果不厭。
以之而教，教果不倦。
以之而仁，仁果萬物一體而萬世一心也。
這雖
若使孔子來當此捧茶之役，試問孔子尚有何道，比此捧茶童子捧得更好更合理？這樣講來，豈不眼前那個捧茶童子便是孔子，便是聖人了。
若叫聖人來處龍場驿，也隻有如守仁般。
叫聖人來捧茶，也隻有如這童子般。
我們不能說，龍場驿不是聖人該處的環境，捧茶不是聖人該當的職役。
如是則天地間豈不要專為聖人安排一個特殊的環境，又安排一種特殊的職役。
而把在此環境職役以外之一切人，都擯之于聖人之外。
則聖人便為天地間特待的人物，而聖道亦為天地間特設的道理，這又與其他人有何相關呢？我們若這樣想，便知人皆可以為堯舜，并不要人都做成堯舜般，而是若叫堯舜來做我，也隻能如我般，那我便已是堯舜。
但我與堯舜究不是無别。
那童子捧茶與孔子杏壇講學，列國行道，王守仁龍場驿處困，究不是同等。
但這分别，則隻在分量上，不在性質上。
守仁說：“有一錢一分的黃金，有十兩百兩的黃金，而其為成色十足之黃金，則無不同。
”這一說法，汝芳盡情發揮了。
問因戒謹恐懼，不免為吾心甯靜之累。
羅子曰：“戒謹恐懼姑置之，今且請言子之心之甯靜作何狀？”其生謾應以：“天命本然，原是太虛無物。
”羅子謂：“此說汝原來事，與今時心體不切。
”生又曆引孟子言夜氣清明，程子教觀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皆是此心體甯靜處。
曰：“此皆鈔書常套，與今時心體恐亦不切。
”諸士子沉默半晌，适郡邑命執事供茶，循序周旋，略無差僭。
羅子目以告生曰：“谛觀群胥此際供事，心則甯靜否？”諸生欣然起曰：“群胥進退恭肅，内固不出，而外亦不入，雖欲不謂其心甯靜，不可得也。
”曰：“如是甯靜，正與戒懼相合，而又何相妨邪？”曰：“戒謹恐懼相似，用功之意，或不應如是現成也。
”曰：“諸生可言适才童冠歌詩之時，與吏胥進茶之時，全不戒謹邪？其戒謹又全不用功邪？蓋說做工夫，是指道體之精詳處。
說個道體，是指工夫之貫徹處。
道體人人具足，則豈有全無功夫之人？道體既時時不離，則豈有全無功夫之時？故孟子雲：‘行矣而不著，習矣而不察。
’所以終身在于道體工夫之中，盡是甯靜而不自知其為甯靜，盡是戒懼而不自知其為戒懼。
不肯體認承當，以混混沌沌枉過一生。
” 這裡汝芳又在指點着進茶的事。
而有一大堪注意處，即是他不喜人鈔書，不喜人引經據典，把格言套語來當講學事。
他隻就眼前親切實生活，具體講究。
本來程颢早就說：“天理二字是他自家心上體貼出來。
”他又說：“某寫字時一心在字上，并非要字好，隻此是學。
”此刻群胥進茶，一心在進茶上，這也即是群胥當時心體之敬之自然流露，此亦即天理。
故說：“灑掃應對即是形而上。
”這些話認真講，便要講到汝芳的一套。
然而一到認真如此講，便是黃宗羲所謂“以赤手搏龍蛇”，可以什麼也不要。
不說我該如何做聖人，卻說聖人來做我，看該如何做。
于是佛菩薩不得不讓位給祖師們。
此種精神，正即是佛教中禅宗的精神。
佛教有了禅，佛教便快垮台了。
理學中有了陸王心學，陸王心學中有了泰州學派，乃至于羅汝芳，易簡笃實到極處，那也真成為聖學中之禅學了。
汝芳曾自序他的為學經過說： 某初曰夜想做個好人，而科名宦業皆不足了平生，卻把《近思錄》《性理大全》所說工夫，信受奉行，也到忘食忘寝忘死生地位。
病得無奈，卻看見《傳習錄》，說諸儒工夫未是。
始去尋求象山、慈湖等書。
然于三先生所謂工夫，每有罣礙。
病雖小愈，終沉滞不安。
時年已弱冠，先君極為憂苦。
幸自幼蒙父母憐愛甚，而自心于父母及弟妹，亦互相憐愛。
真比世人十分切至。
因此每讀《論》《孟》孝弟之言，則必感動，或長要涕淚。
以先隻把當做尋常人情，不為緊要。
不想後來諸家之書，做得着緊吃苦。
在省中逢着大會，師友發揮，卻翻然悟得，隻此就是做好人的路徑。
奈何不把當數，卻去東奔西走，而幾至忘身也哉！從此回頭，将《論語》再來細讀，真覺字字句句重于至寶。
又看《孟子》，又看《大學》，又看《中庸》，更無一字一句不相照映。
由是卻想孔、孟極口稱頌堯、舜，而說其道“孝弟而已矣”，豈非也是學得沒奈何，然後遇此機竅？故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又曰：“規矩，方圓之至；聖人，人倫之至也。
”其時孔、孟一段精神，似覺渾融在中，一切宗旨，一切工夫，橫穿直貫，處處自相湊合。
但有《易經》一書，卻貫串不來。
天幸楚中一友胡宗正，他談《易經》，與諸家甚是不同，來從某改舉業，殊悔當面錯過。
及告病歸侍老親，因遣人請至山中，細細叩問。
始言渠得異傳，不敢輕授。
某複以師事之，閉戶三月，亦幾忘生，方蒙見許。
反而求之，又不外前時孝弟之良，究極本原而已。
從此一切經書，皆必歸會孔孟，孔孟之言，皆必歸會孝弟。
以之而學，學果不厭。
以之而教，教果不倦。
以之而仁，仁果萬物一體而萬世一心也。
這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