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 金履祥、黃震、王應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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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說：
萬事莫不有理，學者當貫通之以理，故夫子謂之一以貫。
然必先以學問之功，而後能至于貫通之地，故曾子釋之以忠與恕。
蓋理固無所不在，而人之未能以貫通者，己私間之也。
盡己之謂忠，推己及人之謂恕，忠恕既盡，己私乃克，此理所在，斯能貫通。
故忠恕者，所能一以貫之者也。
聖賢之學，首尾該貫，昭然甚明，初未嘗單出而為一貫之說。
奈何異端之學既興，蕩空之說肆行，盡《論語》二十篇，無一可借為蕩空之證者。
始節略忠恕之說，單摘一貫之語，矯誣聖言，自證己說。
以為天下之理，自成一貫，初無事于他求。
是不從事于博文而徑欲約禮也，不從事于博學詳說而徑欲反說約也，已非聖賢教人本旨矣。
甚至挑剔新說，謂不必言貫，此道不必貫而本一。
嗚呼！此“有物混成”之說也，而可以亂聖言哉！愚嘗考其故，其端蓋自春秋戰國來矣。
夫道即理也。
道者大路之名，人之無不由于理，亦猶人之無不由于路。
謂理為道者，正以人所當行，欲人之曉然易見，而非超出于人事之外，他有所謂高深之道也。
周室既衰，士之得志于當世者，外此道而為功名，則為管、晏之功利，為蘇、張之縱橫，為申、韓之法術。
不得志于當世者，外此道而為橫議，則為老聃之清虛，為莊、列之寓言，為鄒衍之誣誕。
然得志于當世者，其禍雖烈，而禍猶止于一時。
不得志于當世者，其說雖高，而禍乃極于萬世。
凡今之削發缁衣，呵佛罵祖者，自以為深于禅學，而不知皆戰國之士不得志于當世者，戲劇之餘談也。
凡今之流于高虛，求異一世者，自以為善談聖經，而不知此即禅學，亦戰國之士不得志于當世者，展轉之流毒也。
這一說，仍還像晚明顧炎武乃及清初顔元諸人之意見，但他說來卻别具深趣。
他認為聰明智慧之士，不得志于當世，而又沒有深切薰染到孔子的教訓，他們便會舍棄忽忘了世事而論道。
他們之所謂道，則隻是高虛，求異于人，而因此以為害。
他又說： 高者淪空虛，卑者溺功利，不力辨之，則行之者差。
周子、程子，始又不得已而詳于言。
周、程既沒，學者談虛，借周、程之說，售佛老之私。
向也以異端而談禅，世猶知禅學自為禅學。
及其以儒者而談禅，世因誤認禅學亦為儒學。
以僞易真，是非瞀亂。
此而不辟，其誤天下後世之躬行，将又有大于楊、墨以來之患者。
文公朱先生，于是力主知行之說，必使先明義理，别白是非，然後見之躬行，可免陷入異端之弊。
此其救世之心甚切，析理之說甚精。
學者因其言之已明，正其身之所行，為聖為賢，何所不可？顧乃掇拾緒餘，增衍浮說，徒有終身之言論，竟無一日之躬行。
甚至借以文奸，轉以欺世。
風俗大壞，甚不忍言。
然則今日其将何以救此？亦在明吾夫子之訓，而深以言之輕出為恥。
其形于言也，常恐行有不類，惕然愧恥而不敢輕于言。
其見于行也，常恐不副所言，惕然愧恥而不敢不勉于行。
則言日以精，行日以修，庶幾君子之歸，而不緻骎骎陷入虛誕欺妄之域，則可無負文公知行并進之訓矣。
這一節，上半意在批評如陸學之專務踐履而忽講明，下半則指摘朱學末流之僅有議論而更不躬行。
顧炎武激于明學末流之病，特提“博學于文，行己有恥”兩語以為學的，其實震在宋末已早說了。
上述金履祥，純粹是朱熹傳統。
黃震則夾有呂祖謙，王應麟卻兼可追溯于陸九淵。
但兩人學術最後歸宿都在朱熹。
應麟字伯厚，鄞縣人，學者稱厚齋先生。
父撝，為樓防高弟，昉是呂祖謙學生，後又從遊于史彌鞏，彌鞏是楊簡門人。
應麟既承家學，又自從師于王埜，埜是真德秀弟子。
而德秀則号稱為得朱學之正傳。
應麟又和湯漢交遊，漢亦兼治朱、呂、陸三派之學，與應麟鄰牆而居。
朝夕講論濂、洛、關、閩、江西之同異，永嘉制度，西蜀史學，沙随古《易》，蔡氏《圖書》，通貫精微，剖析幽眇。
漢說：“我閱人良多，惟伯厚乃真儒。
”大概呂祖謙本主和齊斟酌，不名一師，浙學都有此風氣。
應麟兼師諸家，綜羅文獻，可謂是後起之秀。
他中進士後卻說：“今之事舉子業者，一切委棄，制度典故漫不省，非國家所望于通儒。
”于是閉門發憤，誓以博學宏辭科自見，果得中。
蒙古滅宋後二十年始卒。
自拟志節于司空圖、韓偓。
後人說他入元曾應山長聘，其事無可考。
縱有之，山長究非命官比，無損大節。
他著書極浩博，《困學紀聞》二十卷，尤為後世推重，以與顧炎武《日知錄》相拟。
為後來清儒學術開先河。
他弟子胡三省，宋亡，隐居不仕，著《資治通鑒音注》《釋文辨誤》百餘卷，亦為史學巨擘。
然必先以學問之功，而後能至于貫通之地，故曾子釋之以忠與恕。
蓋理固無所不在，而人之未能以貫通者，己私間之也。
盡己之謂忠，推己及人之謂恕，忠恕既盡，己私乃克，此理所在，斯能貫通。
故忠恕者，所能一以貫之者也。
聖賢之學，首尾該貫，昭然甚明，初未嘗單出而為一貫之說。
奈何異端之學既興，蕩空之說肆行，盡《論語》二十篇，無一可借為蕩空之證者。
始節略忠恕之說，單摘一貫之語，矯誣聖言，自證己說。
以為天下之理，自成一貫，初無事于他求。
是不從事于博文而徑欲約禮也，不從事于博學詳說而徑欲反說約也，已非聖賢教人本旨矣。
甚至挑剔新說，謂不必言貫，此道不必貫而本一。
嗚呼！此“有物混成”之說也，而可以亂聖言哉！愚嘗考其故，其端蓋自春秋戰國來矣。
夫道即理也。
道者大路之名，人之無不由于理，亦猶人之無不由于路。
謂理為道者，正以人所當行，欲人之曉然易見，而非超出于人事之外，他有所謂高深之道也。
周室既衰，士之得志于當世者，外此道而為功名，則為管、晏之功利，為蘇、張之縱橫，為申、韓之法術。
不得志于當世者，外此道而為橫議，則為老聃之清虛，為莊、列之寓言，為鄒衍之誣誕。
然得志于當世者，其禍雖烈，而禍猶止于一時。
不得志于當世者，其說雖高，而禍乃極于萬世。
凡今之削發缁衣，呵佛罵祖者，自以為深于禅學，而不知皆戰國之士不得志于當世者，戲劇之餘談也。
凡今之流于高虛，求異一世者，自以為善談聖經，而不知此即禅學，亦戰國之士不得志于當世者，展轉之流毒也。
這一說，仍還像晚明顧炎武乃及清初顔元諸人之意見，但他說來卻别具深趣。
他認為聰明智慧之士，不得志于當世，而又沒有深切薰染到孔子的教訓，他們便會舍棄忽忘了世事而論道。
他們之所謂道，則隻是高虛，求異于人，而因此以為害。
他又說： 高者淪空虛，卑者溺功利，不力辨之，則行之者差。
周子、程子，始又不得已而詳于言。
周、程既沒，學者談虛，借周、程之說，售佛老之私。
向也以異端而談禅，世猶知禅學自為禅學。
及其以儒者而談禅，世因誤認禅學亦為儒學。
以僞易真，是非瞀亂。
此而不辟，其誤天下後世之躬行，将又有大于楊、墨以來之患者。
文公朱先生，于是力主知行之說，必使先明義理，别白是非，然後見之躬行，可免陷入異端之弊。
此其救世之心甚切，析理之說甚精。
學者因其言之已明，正其身之所行，為聖為賢，何所不可？顧乃掇拾緒餘，增衍浮說，徒有終身之言論，竟無一日之躬行。
甚至借以文奸，轉以欺世。
風俗大壞，甚不忍言。
然則今日其将何以救此？亦在明吾夫子之訓，而深以言之輕出為恥。
其形于言也，常恐行有不類，惕然愧恥而不敢輕于言。
其見于行也，常恐不副所言，惕然愧恥而不敢不勉于行。
則言日以精，行日以修，庶幾君子之歸，而不緻骎骎陷入虛誕欺妄之域，則可無負文公知行并進之訓矣。
這一節，上半意在批評如陸學之專務踐履而忽講明，下半則指摘朱學末流之僅有議論而更不躬行。
顧炎武激于明學末流之病，特提“博學于文，行己有恥”兩語以為學的，其實震在宋末已早說了。
上述金履祥，純粹是朱熹傳統。
黃震則夾有呂祖謙，王應麟卻兼可追溯于陸九淵。
但兩人學術最後歸宿都在朱熹。
應麟字伯厚，鄞縣人，學者稱厚齋先生。
父撝，為樓防高弟，昉是呂祖謙學生，後又從遊于史彌鞏，彌鞏是楊簡門人。
應麟既承家學，又自從師于王埜，埜是真德秀弟子。
而德秀則号稱為得朱學之正傳。
應麟又和湯漢交遊，漢亦兼治朱、呂、陸三派之學，與應麟鄰牆而居。
朝夕講論濂、洛、關、閩、江西之同異，永嘉制度，西蜀史學，沙随古《易》，蔡氏《圖書》，通貫精微，剖析幽眇。
漢說：“我閱人良多，惟伯厚乃真儒。
”大概呂祖謙本主和齊斟酌，不名一師，浙學都有此風氣。
應麟兼師諸家，綜羅文獻，可謂是後起之秀。
他中進士後卻說：“今之事舉子業者，一切委棄，制度典故漫不省，非國家所望于通儒。
”于是閉門發憤，誓以博學宏辭科自見，果得中。
蒙古滅宋後二十年始卒。
自拟志節于司空圖、韓偓。
後人說他入元曾應山長聘，其事無可考。
縱有之，山長究非命官比，無損大節。
他著書極浩博，《困學紀聞》二十卷，尤為後世推重，以與顧炎武《日知錄》相拟。
為後來清儒學術開先河。
他弟子胡三省，宋亡，隐居不仕，著《資治通鑒音注》《釋文辨誤》百餘卷，亦為史學巨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