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 金履祥、黃震、王應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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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陸對峙，已到達了宋代理學展演之最高峰。
同時從呂祖謙到葉适，浙東史學已嶄然露頭角。
朱、陸以下，理學上沒有更大進步，但史學則繼續有傳人。
此下姑舉三人略加述說，這已在宋末元初了。
金履祥字吉父，蘭溪人，學者稱仁山先生。
先事同郡王柏，同登何基之門。
基師事黃榦，榦以“真實心地刻苦工夫”勉之。
其為學宗旨，隻在熟讀四書。
晚年嘗謂：“《集注》義理自足，若添入諸家語，反覺緩散。
”王柏從受教，基以胡宏語告之，曰：“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
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間。
”柏少慕諸葛亮，自号長嘯。
年逾三十，讀《論語》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曰：“長嘯非持敬之道。
”遂更号魯齋。
其學雖笃信朱熹，而時有創見。
謂《大學》“格緻”之傳未亡，無待添補。
謂《漢志》有《中庸》說二篇，當分“誠明”以下别為下篇。
謂《太極圖說》“無極”一句，就圖上說，不以無極為無形，太極為有理。
于《詩》《書》亦多有更定。
歐陽修嘗言： 經非一世之書。
傳之謬，非一人之失。
刊正補緝，非一人之能。
學者各極其所見，而明者擇焉，以俟聖人之複生。
朱熹有此見識，有此氣魄，葉适掎摭，王柏崇信，貌似不同，其實都從此等見識與氣魄來。
因此，經學遂透進了史學的範圍，遠為此後新經學開先路。
履祥則更進一步深入史學範圍裡，他于天文、地形、禮樂、田乘、兵謀、陰陽、律曆之書，靡不畢究。
但宗旨則在濂洛之學。
他從王柏及事何基，那時已是南宋末年，國勢阽危，任事者束手罔措。
履祥獨進奇策，請以舟師由海道直趨燕薊，搗虛牽制，以解襄樊之圍。
他叙述洋島險易，曆曆有據。
宋亡，屏居金華山中，著書以殁。
後人謂何基清介純實似尹焞，王柏高明剛正似謝良佐，履祥則兼得之二者，而并充于一己。
尤為明體達用之儒，為浙學之中興。
履祥有《通鑒前編》《論孟考證》諸書，而《論語考證》多發朱熹所未發，于朱說多所抵牾。
不默守師承，也和王柏同樣。
朱熹素不喜浙學，不喜浙學之治史，不料身後卻由浙學傳其學髓，此所謂金華學派。
履祥又傳許謙，直到明初宋濂諸儒，還是遠承這派的餘瀾。
朱熹學派，流傳在閩中與江右者，都無大興發，支離、乖戾、固陋，無不有之。
隻在浙東有振作。
這因朱學已和二程不同，他自己實已轉移到書本考索上。
因此默守訓诂傳注者，皆見為不勝任。
隻有透進史學範圍的，始能再有所光大。
這一層，在熹本人卻未悟到。
學術思想之轉變，往往當身者不清楚。
這是其一例。
浙中朱學，一支是金履祥，另一支是黃震。
震字東發，慈溪人，學者稱於越先生。
度宗時，震進言當時大弊，曰民窮，曰兵弱，曰财匮，曰士大夫無恥。
幾獲罪。
宋亡，隐居窮餓而卒。
他曾師事王文貫，文貫是輔廣學生。
輔廣初從呂祖謙，後問學于朱熹，己是閩學與浙學之混血兒。
著書散佚不傳，但他的學統則流衍有光。
在蜀有魏了翁，在閩有熊禾，在浙則再傳而有震。
震之學，則以獨得于遺籍者為多。
默識而冥搜，大抵以自求其心之所安而止。
有《日鈔》百卷，折衷諸儒，于熹亦不苟同。
這一點，和王柏、金履祥近似，但履祥一派，由許謙傳宋濂，皆以文章著，故聲采發越。
而震則獨與其弟子唱歎海隅，不免稍見暗澹。
他曾說： 二程先生講明周子之說，以達于孔孟，由性命而歸之躬行，其說未嘗不兼舉。
後有學者，宜已不待他求。
不幸有佛氏為吾儒之異端，莊列之戲誕，遁入禅學，又為異端之異端。
雖其無父無君，喪失本心，正與孝弟相反。
奈何程門言心，彼亦于此時指虛空而言心；程門言性，彼亦于此時指虛空而言性，不惟大相反，而适相亂。
彼之虛空，反以高廣而易入；此之切實，反以平常而易厭。
故二程既沒，門人弟子多潛移于禅學而不自知。
雖晦翁朱先生，初年亦幾陷焉，後始一切反而歸之平實。
平生用功，多于《論語》，平生說《論語》，多主孝弟忠信。
至其言太極性命等說，乃因一時行輩儒先，相與講論而發，亦本非其得已。
文公既殁，其學雖盛行，學者乃不于其切實，而獨于其高遠。
講學舍《論語》不言，而必先《大易》。
說《論語》，舍孝弟忠信不言，而獨講一貫。
凡皆文公之所深戒，學者乃自偏徇而莫知返。
入耳出口，無關躬行。
漢唐老師宿儒，泥于訓诂，多不精義理。
近世三尺童子，承襲緒餘，皆能言義理。
然能言而不能行，反出漢唐諸儒下。
是不痛省而速反之，流弊當何如也。
這一番呼籲，卻很像晚明顧炎武。
炎武《日知錄》，也竭力推尊他。
他
同時從呂祖謙到葉适，浙東史學已嶄然露頭角。
朱、陸以下，理學上沒有更大進步，但史學則繼續有傳人。
此下姑舉三人略加述說，這已在宋末元初了。
金履祥字吉父，蘭溪人，學者稱仁山先生。
先事同郡王柏，同登何基之門。
基師事黃榦，榦以“真實心地刻苦工夫”勉之。
其為學宗旨，隻在熟讀四書。
晚年嘗謂：“《集注》義理自足，若添入諸家語，反覺緩散。
”王柏從受教，基以胡宏語告之，曰：“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
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間。
”柏少慕諸葛亮，自号長嘯。
年逾三十，讀《論語》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曰：“長嘯非持敬之道。
”遂更号魯齋。
其學雖笃信朱熹，而時有創見。
謂《大學》“格緻”之傳未亡，無待添補。
謂《漢志》有《中庸》說二篇，當分“誠明”以下别為下篇。
謂《太極圖說》“無極”一句，就圖上說，不以無極為無形，太極為有理。
于《詩》《書》亦多有更定。
歐陽修嘗言： 經非一世之書。
傳之謬，非一人之失。
刊正補緝，非一人之能。
學者各極其所見，而明者擇焉，以俟聖人之複生。
朱熹有此見識，有此氣魄，葉适掎摭，王柏崇信，貌似不同，其實都從此等見識與氣魄來。
因此，經學遂透進了史學的範圍，遠為此後新經學開先路。
履祥則更進一步深入史學範圍裡，他于天文、地形、禮樂、田乘、兵謀、陰陽、律曆之書，靡不畢究。
但宗旨則在濂洛之學。
他從王柏及事何基，那時已是南宋末年，國勢阽危，任事者束手罔措。
履祥獨進奇策，請以舟師由海道直趨燕薊，搗虛牽制，以解襄樊之圍。
他叙述洋島險易，曆曆有據。
宋亡，屏居金華山中，著書以殁。
後人謂何基清介純實似尹焞，王柏高明剛正似謝良佐，履祥則兼得之二者，而并充于一己。
尤為明體達用之儒，為浙學之中興。
履祥有《通鑒前編》《論孟考證》諸書，而《論語考證》多發朱熹所未發，于朱說多所抵牾。
不默守師承，也和王柏同樣。
朱熹素不喜浙學，不喜浙學之治史，不料身後卻由浙學傳其學髓，此所謂金華學派。
履祥又傳許謙，直到明初宋濂諸儒，還是遠承這派的餘瀾。
朱熹學派，流傳在閩中與江右者，都無大興發，支離、乖戾、固陋，無不有之。
隻在浙東有振作。
這因朱學已和二程不同，他自己實已轉移到書本考索上。
因此默守訓诂傳注者，皆見為不勝任。
隻有透進史學範圍的，始能再有所光大。
這一層，在熹本人卻未悟到。
學術思想之轉變，往往當身者不清楚。
這是其一例。
浙中朱學，一支是金履祥，另一支是黃震。
震字東發，慈溪人，學者稱於越先生。
度宗時，震進言當時大弊，曰民窮，曰兵弱，曰财匮，曰士大夫無恥。
幾獲罪。
宋亡，隐居窮餓而卒。
他曾師事王文貫，文貫是輔廣學生。
輔廣初從呂祖謙，後問學于朱熹，己是閩學與浙學之混血兒。
著書散佚不傳，但他的學統則流衍有光。
在蜀有魏了翁，在閩有熊禾，在浙則再傳而有震。
震之學，則以獨得于遺籍者為多。
默識而冥搜，大抵以自求其心之所安而止。
有《日鈔》百卷，折衷諸儒，于熹亦不苟同。
這一點，和王柏、金履祥近似，但履祥一派，由許謙傳宋濂，皆以文章著，故聲采發越。
而震則獨與其弟子唱歎海隅，不免稍見暗澹。
他曾說： 二程先生講明周子之說，以達于孔孟，由性命而歸之躬行，其說未嘗不兼舉。
後有學者，宜已不待他求。
不幸有佛氏為吾儒之異端，莊列之戲誕，遁入禅學，又為異端之異端。
雖其無父無君，喪失本心，正與孝弟相反。
奈何程門言心，彼亦于此時指虛空而言心；程門言性，彼亦于此時指虛空而言性，不惟大相反，而适相亂。
彼之虛空，反以高廣而易入；此之切實，反以平常而易厭。
故二程既沒，門人弟子多潛移于禅學而不自知。
雖晦翁朱先生，初年亦幾陷焉，後始一切反而歸之平實。
平生用功，多于《論語》，平生說《論語》，多主孝弟忠信。
至其言太極性命等說，乃因一時行輩儒先，相與講論而發，亦本非其得已。
文公既殁，其學雖盛行，學者乃不于其切實，而獨于其高遠。
講學舍《論語》不言，而必先《大易》。
說《論語》，舍孝弟忠信不言，而獨講一貫。
凡皆文公之所深戒，學者乃自偏徇而莫知返。
入耳出口，無關躬行。
漢唐老師宿儒，泥于訓诂，多不精義理。
近世三尺童子，承襲緒餘，皆能言義理。
然能言而不能行，反出漢唐諸儒下。
是不痛省而速反之，流弊當何如也。
這一番呼籲，卻很像晚明顧炎武。
炎武《日知錄》，也竭力推尊他。
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