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七 葉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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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心,未誠之意,未緻之知,安能求之?然所以若是者,正謂為《大學》之書者,自不能明,故疑誤後學耳。

    以此知趨詣簡捷之地,未易求而徒易惑也。

     此辨《大學》未可信。

    他又說: 文言、上下系、說卦諸篇,習《易》者彙為一書,後世不深考,以為皆孔子作,而十翼講誦獨多。

    魏晉而後,遂與老莊并行,号為孔老。

    佛學後出,其變為禅,善其說者以為與孔子不異,亦援十翼以自況,故又号為儒釋。

    本朝承平時,禅說尤熾,豪傑之士,有欲修明吾說以勝之者,而周、張、二程出焉。

    自謂出入于老佛甚久,已而曰:吾道固有之矣。

    故無極太極,動靜男女,太和參兩,形氣聚散,絪缊感通,有直内,無方外,不足以入堯舜之道,皆本于十翼。

    以為此吾所有之道,非彼之道也。

    及其啟教後學,于子思、孟子之新說奇論,皆特發明之。

    大抵欲抑浮屠之鋒銳,而示吾所有之道若此。

    然不悟十翼非孔子作,則道之本統尚晦;不知夷狄之學亦與中國異,而徒以新說奇論辟之,則子思、孟子之失遂彰。

     此辨十翼非孔子作。

    大抵以上諸條,他把《論語》裡的曾子和《中庸》及《孟子》乃至《大學》和《易傳》,逐一批評了,而同時又批評到周、張和二程。

    其實是在批評朱熹所排定的儒學新傳統。

    除卻孔子外,全給批評了。

    他在這一方面所表現,頗似歐陽修。

    他們同是運用史學眼光來考察,宜乎有許多的相近。

     他又說: 孔子之先,非無達人。

    六經大義,源深流遠。

    取舍予奪,要有所承。

    使皆蕪廢訛雜,則仲尼将安取斯?今盡掩舊聞,一歸孔氏,所以尊孔氏者,固已至矣。

    推孔子之所以承先聖者,則未為得也。

     這也是極平實的話。

    孔子以前也還有傳統,不該略去不問。

    孔子以後,也不該把曾子、思、孟作一線之單傳。

    孟子之後,又不該直落到周、張與二程。

    這樣說來,便把朱熹排定的新傳統,通體排擊了。

     他又說: 《周官》言道則兼藝,其言“儒以道得民”,“至德以為道本”,最為切要。

    老聃本周史官,而其書盡遺萬事而特言道,凡其形貌朕兆,眇忽微妙,無不悉具,予疑非聃所著。

    而《易傳》及子思、孟子亦争言道,皆定為某物。

    故後世之于道,始有異說,而又益以莊、列西方之學,愈乖離矣。

     這始提出他自己對道的觀點,這是永嘉學派以經制言學之大旨。

    清儒顔元,亦推本《周禮》言道,但史學造詣,則遠不逮永嘉。

    我們若把浙學永嘉上溯之江西之廬陵歐陽修,則頗見相近似。

    但歐陽修并不信《周官》。

    專就這一點論,則他的見識還超在葉适之上了。

     适又說: 程氏語學者,必以敬為始。

    予謂學必始于複禮,複禮然後能敬。

     敬是私人事,禮是社會事,這是理學與史學之大分野。

    他又說: 《曲禮》中三百餘條,人情物理,的然不違。

    餘篇如此切要語,可并集為上下篇,使初學者由之而入。

    豈惟初學,固當終身守而不畔。

    必使人情事理,不相逾越,而後其道庶幾可存。

    若他無所用力,而惟曾子動容貌、出辭氣、正顔色三者之求,則厚者以株守為固,而薄者以捷出為僞矣。

     程頤說敬即便是禮。

    依葉适意見,該是禮才始是敬。

    因隻講敬,限在自心自身上,講禮便通到人情與事理。

    洛、閩重内,浙學則轉向外,這又是理學與史學一條界線。

    他又說: 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初看極好,細看全疏闊。

    古人以利與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義光明。

    既無功利,則道義乃無用之虛語。

     轉向外,所以不忽了功利。

    這亦是顔元、戴震排斥宋儒的理論。

    他又說: 黃叔度為後世顔子,觀孔子所以許顔子者,皆言其學,不專以質。

    漢人不知學,而叔度以質為道,遂使老莊之說與孔顔并行。

    以善形惡,自是義理中偏側之累。

    故孟子謂: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

    東漢儒者,欲以不平之意,加于敝法之上,以勝天下之不肖,宜其累發而累挫也。

     這一說,實在說中了正統宋學末派之真毛病。

    陳亮“無須之禍”一段,與此可相參。

    他又說: 程氏颢答張氏載論《定性書》,皆老佛語也。

    老佛之學,所以不可入周孔之道者,周孔以建德為本,以勞謙為用,故其所立可與天地相終始,而吾身之區區不與焉。

    老佛則處身過高,而以德業為應世,其偶可為則為之。

    所立未毫發,而自誇甚于丘山,至于壞敗喪失,使中國胥為夷狄,淪亡而不能救,而不以為己責也。

     這才徑以程氏為老、佛,其所抨擊,尤似顔元、戴震之口吻。

     他門下有周南,曾五易師而登适之門。

    紹熙元年以進士對策,述時弊三:一為道學,二為朋黨,三為皇極。

    他說: 天下之大禍,始于道學,而終于皇極。

     這更可證明後代顔元、戴震之意見,早在南宋時,已明白提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