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 呂祖謙附呂公著、呂希哲、呂本中、呂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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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自有一種社會變動的影響。
宋儒是新興的平民派，因此很像戰國諸子。
春秋時代的封建貴族，一到戰國，全崩潰了，平民學者興起，帶有一種淩厲無前的鋒銳氣。
唐代門第家庭，到宋時也崩潰了，那時則又是另一輩的平民學者在興起，所以他們也另有一番淩厲無前的鋒銳氣。
他們重理論，不重傳統，所以喜講理學，不喜講史學。
理學要講出一個最高原理來，史學則隻就事論事，卑之毋高論。
理學家講史學，便須講到唐、虞、三代去，講傳統，也隻講唐、虞、三代。
其實這氣派還是理學的，非史學的；還是革命的，非傳統的。
祖謙卻在深厚的門第氣息中薰陶過，因此他的學風，在宋學中，好像不講最高原理，對現實帶有妥協性，沒有革命的一股勁。
朱熹又有一番很詳細說這一層。
他說： 伊川發明道理之後，到得今日，浙中士君子有一般議論，又費力。
隻是雲不要矯激，遂至于凡事回互。
揀一般偎風躲箭處立地，卻笑人慷慨奮發，以為必陷矯激之禍。
此風更不可長。
胡文定父子平生不服人，隻服範文正公《嚴子陵祠堂記》，雲：“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
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
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直是說得好。
往時李泰伯作《袁州學記》，說：“崇《詩》《書》，尚節義。
”文字雖粗，其說振厲，使人讀之森然，可以激懦夫之氣。
近日浙中文字雖細膩，隻是一般回互，無奮發底意思，此風漸不好。
孔子在陳，思魯之狂士。
蓋狂士雖不得中，猶以奮發，可與有為。
若一向委靡，濟甚事。
這一節話，深微地描繪出當時浙學不能與初期宋學相比處。
初期宋學近乎狂，其實正統宋學也全是狂。
而浙學從祖謙以來，因其帶有門第氣，便絕不會是狂。
朱熹在此上，甯覺江西陸學還比較地有力。
他說： 伯恭門徒，氣宇奄奄，四分五裂，各自為說，久之必至銷歇。
子靜則不然，精神緊峭，其說分明，能變化人，使人旦異而晡不同，其流害未艾也。
即張栻告誡祖謙也曾說： 尊兄于尋常人病痛，往往皆無之，資質固美，然若坐在此上，卻恐頹堕少精神。
但祖謙雖出身于門第，而祖謙所代表的浙學中人，卻并不出身于門第。
朱熹、張栻雖如此般說祖謙，卻未料到他們認為回互不振厲的頹堕少精神的，卻會起來向宋學樹叛幟。
他們認為四分五裂各自為統的，卻會起來反傳統。
于是作為正統宋學對壘的，卻不在江西而轉反在浙江。
這一風氣，卻由祖謙引其機。
這是學術思想史的轉變中，一件至可玩味的事。
祖謙也有和他家傳統不同的一點，他好汲引群衆，聚徒講學。
這是他受當時時代的影響，但反過來影響時代卻更大了。
陸九淵曾說：“伯恭在衰經中，而戶外之屦恒滿。
”張栻《與朱熹書》亦曰：“伯恭聚徒，世多議其非。
”又曰： 伯恭真不易得，向來聚徒頗衆，今歲已謝遣。
然渠猶謂前日欲因而引之以善道，某謂來者為舉業之故，先懷利心，恐難納之于義。
大抵渠凡事似于果斷有所未足。
可見當時來從祖謙的，另是一派不近理學的人。
若謂都隻為舉業，卻未必是公論。
張栻《與祖謙書》有雲： 去年聞從學者甚衆，某殊謂未然。
若是為舉業而來，先懷利心，豈有利上誘得就義之理。
但舊已嘗謝遣，後來何為複集，此次須是執得定。
可見祖謙門下生徒，往來極盛。
幾番謝遣，幾番又集合。
栻又說： 伯恭愛敝精神于閑文字中，徒自損，何益？如編《宋文海》，何補于治道，于後學？ 其實祖謙的《文海》後名“宋文鑒”，卻頗為後代所推尊。
僅用理學家眼光看，便覺是閑文字。
這一層，朱熹和他卻較近。
但熹又嫌他重了史學，輕視了經學，因此又說他博雜。
熹說： 博雜極害事。
伯恭日前隻向博雜處用功，卻于要約處不曾仔細研究。
總之，祖謙在當時友朋中，總覺得他不夠味，或是不夠勁。
後來的《宋史》，也不把他列入《道學傳》，改入于《儒林傳》。
但他到底是浙東史學開山。
當時陳亮便極度推尊他，說： 伯恭規模宏闊，非複往時之比。
敬夫元晦，已朗在下風矣。
未可以尋常論也。
這不是說他更勝于朱熹、張栻麼？但熹卻說： 伯恭之學，大概尊《史記》，不然，則與陳同甫說不合。
熹又說： 其學合陳君舉、陳同甫二人之學問而一之。
永嘉之學，理會制度，偏考究其小小者。
惟君舉為有所長。
若正則則渙無統紀，同甫則談論古今，說王說霸。
伯恭則兼君舉、同甫之所長。
這裡便顯然分出了當時學術界兩大壁壘的陣容來。
但祖謙究是門第中出身，又與朱、張為密友，所以他的學問路數雖不同，卻依然和理學正統不緻相沖突，而其他諸人則不免要和朱學顯相敵對了。
這裡自有一種社會變動的影響。
宋儒是新興的平民派，因此很像戰國諸子。
春秋時代的封建貴族，一到戰國，全崩潰了，平民學者興起，帶有一種淩厲無前的鋒銳氣。
唐代門第家庭，到宋時也崩潰了，那時則又是另一輩的平民學者在興起，所以他們也另有一番淩厲無前的鋒銳氣。
他們重理論，不重傳統，所以喜講理學，不喜講史學。
理學要講出一個最高原理來，史學則隻就事論事，卑之毋高論。
理學家講史學，便須講到唐、虞、三代去，講傳統，也隻講唐、虞、三代。
其實這氣派還是理學的，非史學的；還是革命的，非傳統的。
祖謙卻在深厚的門第氣息中薰陶過，因此他的學風，在宋學中，好像不講最高原理，對現實帶有妥協性，沒有革命的一股勁。
朱熹又有一番很詳細說這一層。
他說： 伊川發明道理之後，到得今日，浙中士君子有一般議論，又費力。
隻是雲不要矯激，遂至于凡事回互。
揀一般偎風躲箭處立地，卻笑人慷慨奮發，以為必陷矯激之禍。
此風更不可長。
胡文定父子平生不服人，隻服範文正公《嚴子陵祠堂記》，雲：“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
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
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直是說得好。
往時李泰伯作《袁州學記》，說：“崇《詩》《書》，尚節義。
”文字雖粗，其說振厲，使人讀之森然，可以激懦夫之氣。
近日浙中文字雖細膩，隻是一般回互，無奮發底意思，此風漸不好。
孔子在陳，思魯之狂士。
蓋狂士雖不得中，猶以奮發，可與有為。
若一向委靡，濟甚事。
這一節話，深微地描繪出當時浙學不能與初期宋學相比處。
初期宋學近乎狂，其實正統宋學也全是狂。
而浙學從祖謙以來，因其帶有門第氣，便絕不會是狂。
朱熹在此上，甯覺江西陸學還比較地有力。
他說： 伯恭門徒，氣宇奄奄，四分五裂，各自為說，久之必至銷歇。
子靜則不然，精神緊峭，其說分明，能變化人，使人旦異而晡不同，其流害未艾也。
即張栻告誡祖謙也曾說： 尊兄于尋常人病痛，往往皆無之，資質固美，然若坐在此上，卻恐頹堕少精神。
但祖謙雖出身于門第，而祖謙所代表的浙學中人，卻并不出身于門第。
朱熹、張栻雖如此般說祖謙，卻未料到他們認為回互不振厲的頹堕少精神的，卻會起來向宋學樹叛幟。
他們認為四分五裂各自為統的，卻會起來反傳統。
于是作為正統宋學對壘的，卻不在江西而轉反在浙江。
這一風氣，卻由祖謙引其機。
這是學術思想史的轉變中，一件至可玩味的事。
祖謙也有和他家傳統不同的一點，他好汲引群衆，聚徒講學。
這是他受當時時代的影響，但反過來影響時代卻更大了。
陸九淵曾說：“伯恭在衰經中，而戶外之屦恒滿。
”張栻《與朱熹書》亦曰：“伯恭聚徒，世多議其非。
”又曰： 伯恭真不易得，向來聚徒頗衆，今歲已謝遣。
然渠猶謂前日欲因而引之以善道，某謂來者為舉業之故，先懷利心，恐難納之于義。
大抵渠凡事似于果斷有所未足。
可見當時來從祖謙的，另是一派不近理學的人。
若謂都隻為舉業，卻未必是公論。
張栻《與祖謙書》有雲： 去年聞從學者甚衆，某殊謂未然。
若是為舉業而來，先懷利心，豈有利上誘得就義之理。
但舊已嘗謝遣，後來何為複集，此次須是執得定。
可見祖謙門下生徒，往來極盛。
幾番謝遣，幾番又集合。
栻又說： 伯恭愛敝精神于閑文字中，徒自損，何益？如編《宋文海》，何補于治道，于後學？ 其實祖謙的《文海》後名“宋文鑒”，卻頗為後代所推尊。
僅用理學家眼光看，便覺是閑文字。
這一層，朱熹和他卻較近。
但熹又嫌他重了史學，輕視了經學，因此又說他博雜。
熹說： 博雜極害事。
伯恭日前隻向博雜處用功，卻于要約處不曾仔細研究。
總之，祖謙在當時友朋中，總覺得他不夠味，或是不夠勁。
後來的《宋史》，也不把他列入《道學傳》，改入于《儒林傳》。
但他到底是浙東史學開山。
當時陳亮便極度推尊他，說： 伯恭規模宏闊，非複往時之比。
敬夫元晦，已朗在下風矣。
未可以尋常論也。
這不是說他更勝于朱熹、張栻麼？但熹卻說： 伯恭之學，大概尊《史記》，不然，則與陳同甫說不合。
熹又說： 其學合陳君舉、陳同甫二人之學問而一之。
永嘉之學，理會制度，偏考究其小小者。
惟君舉為有所長。
若正則則渙無統紀，同甫則談論古今，說王說霸。
伯恭則兼君舉、同甫之所長。
這裡便顯然分出了當時學術界兩大壁壘的陣容來。
但祖謙究是門第中出身，又與朱、張為密友，所以他的學問路數雖不同，卻依然和理學正統不緻相沖突，而其他諸人則不免要和朱學顯相敵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