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 張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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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是主張程颢之所謂“鞭辟近裡”。
他《答朱熹書》亦謂： 年來務欲收斂，于本原處用功，覺得應事接物時，差帖帖地。
但氣習露見處，未免有之。
一向鞭辟，不敢少放過。
這裡所謂“本原處用功”，也不是指默坐。
即在應事接物時，仍可鞭辟收斂，仍自見有本原。
他又說： 元晦謂略于省察，向來某與渠書，亦嘗論此矣。
如三省四勿，皆持養省察之功兼焉。
大要持養是本，省察所以成其持養之功者也。
他之所謂“省察”，也不指默坐時，而兼指的應事時。
似乎栻工夫極缜密，熹開始也誤認了他意思，所以說： 熹早從先生李侗學，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沒。
聞張敬夫得衡山胡氏學，則往從而問焉。
敬夫告餘以所聞，亦未之省也。
暇日料檢故書，得當時往還書稿一編，題曰“中和舊說”。
熹又有《與栻書》，謂： 前此用心之左，向非老兄抽關啟鍵，直發其私，誨谕諄諄，不以愚昧而舍置之，何以得此？其何感幸如之。
區區筆墨，蓋不足以為謝。
可見熹受栻之影響，不僅确認默坐澄心之偏，亦知專說心為已發亦不切。
此後遂專拈程頤“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緻知”之兩語為學的。
這是經過兩人多番往複後所得。
總之，湘學與閩學不同。
熹先從學于李侗，後獲交于栻，然後才對程門遺教，有更精更圓的體認。
後人因謂熹先從栻，而後辨其非如王白田《朱子年譜》。
又或謂栻早知涵養是本，省察所以成其涵養，故力省而功倍。
朱子缺卻平日一段涵養工夫，至晚年而後悟黃宗羲《宋元學案》。
這兩說，雖各有所據，然學者相互取益，思想上之逐步變化，極細極活，不能刻劃求，亦不能死殺說。
熹固受栻之影響，栻亦因熹而啟悟。
如其論“已發”“未發”雲： 未發已發，體用自殊，不可溟涬無别。
要須精晰體用分明，方見貫通一原處。
有生之後，豈無未發之時，正要深體。
若謂有生之後，皆是已發，是昧夫性之所存也。
伊川先生《語錄》所論，幸精思之。
這一段，仍本《知言》意，心為已發而性則為未發。
這已和《知言》論性不同了。
熹先曾是認栻此見，後來再說出“心統性情”；情是已發，性是未發，則心又兼統已發與未發。
這些處，可見朱、張兩人思想上之交互受益，遞轉遞深愈入愈細之大概。
我們卻不該在此等處來争其立說之先後，判其成學之高下。
人物代表着思想，我們卻不必放輕了思想演進來争人物間之門戶與是非。
這是研讨宋明理學一最該先具的心地。
又熹有《評湘學》雲： 湖南病正在無涵養，所以尋常都發出來，不留在家。
又說： 湖南一派，譬如燈火要明，隻管挑，不添油，便明得也不即好。
所以氣局小，長汲汲然，張筋弩脈。
這些話也決不指栻言，栻則早已裁歸平正了。
所以後人說： 南軒之學得之五峰，論其所造，大要比五峰更純粹。
蓋由其見處高，踐履又實。
但從遊于栻者甚衆，卻無一人得其傳。
大抵程門學統，必然該變了。
若專主默坐澄心如閩學，便難免轉染到禅學去。
若如湘學，胡宏偏在思辨上，卻沒有張載般以禮作檢。
栻專用主一工夫，又似推擴不開，不易教學者真能由自己尋向上去。
因此湘學終于不振，而閩學則因熹而大耀。
他《答朱熹書》亦謂： 年來務欲收斂，于本原處用功，覺得應事接物時，差帖帖地。
但氣習露見處，未免有之。
一向鞭辟，不敢少放過。
這裡所謂“本原處用功”，也不是指默坐。
即在應事接物時，仍可鞭辟收斂，仍自見有本原。
他又說： 元晦謂略于省察，向來某與渠書，亦嘗論此矣。
如三省四勿，皆持養省察之功兼焉。
大要持養是本，省察所以成其持養之功者也。
他之所謂“省察”，也不指默坐時，而兼指的應事時。
似乎栻工夫極缜密，熹開始也誤認了他意思，所以說： 熹早從先生李侗學，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沒。
聞張敬夫得衡山胡氏學，則往從而問焉。
敬夫告餘以所聞，亦未之省也。
暇日料檢故書，得當時往還書稿一編，題曰“中和舊說”。
熹又有《與栻書》，謂： 前此用心之左，向非老兄抽關啟鍵，直發其私，誨谕諄諄，不以愚昧而舍置之，何以得此？其何感幸如之。
區區筆墨，蓋不足以為謝。
可見熹受栻之影響，不僅确認默坐澄心之偏，亦知專說心為已發亦不切。
此後遂專拈程頤“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緻知”之兩語為學的。
這是經過兩人多番往複後所得。
總之，湘學與閩學不同。
熹先從學于李侗，後獲交于栻，然後才對程門遺教，有更精更圓的體認。
後人因謂熹先從栻，而後辨其非如王白田《朱子年譜》。
又或謂栻早知涵養是本，省察所以成其涵養，故力省而功倍。
朱子缺卻平日一段涵養工夫，至晚年而後悟黃宗羲《宋元學案》。
這兩說，雖各有所據，然學者相互取益，思想上之逐步變化，極細極活，不能刻劃求，亦不能死殺說。
熹固受栻之影響，栻亦因熹而啟悟。
如其論“已發”“未發”雲： 未發已發，體用自殊，不可溟涬無别。
要須精晰體用分明，方見貫通一原處。
有生之後，豈無未發之時，正要深體。
若謂有生之後，皆是已發，是昧夫性之所存也。
伊川先生《語錄》所論，幸精思之。
這一段，仍本《知言》意，心為已發而性則為未發。
這已和《知言》論性不同了。
熹先曾是認栻此見，後來再說出“心統性情”；情是已發，性是未發，則心又兼統已發與未發。
這些處，可見朱、張兩人思想上之交互受益，遞轉遞深愈入愈細之大概。
我們卻不該在此等處來争其立說之先後，判其成學之高下。
人物代表着思想，我們卻不必放輕了思想演進來争人物間之門戶與是非。
這是研讨宋明理學一最該先具的心地。
又熹有《評湘學》雲： 湖南病正在無涵養，所以尋常都發出來，不留在家。
又說： 湖南一派，譬如燈火要明，隻管挑，不添油，便明得也不即好。
所以氣局小，長汲汲然，張筋弩脈。
這些話也決不指栻言，栻則早已裁歸平正了。
所以後人說： 南軒之學得之五峰，論其所造，大要比五峰更純粹。
蓋由其見處高，踐履又實。
但從遊于栻者甚衆，卻無一人得其傳。
大抵程門學統，必然該變了。
若專主默坐澄心如閩學，便難免轉染到禅學去。
若如湘學，胡宏偏在思辨上，卻沒有張載般以禮作檢。
栻專用主一工夫，又似推擴不開，不易教學者真能由自己尋向上去。
因此湘學終于不振，而閩學則因熹而大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