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 胡安國、胡寅、胡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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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不知所中之節,聖人所自為邪?将性有之邪? 按:顔元曰:“孔孟以前責之習,使人去其所本無;程朱以後責之氣,使人憎其所本有。

    ”《知言》指點出情、才、欲、術、憂、怨皆人所本有,不必憎而去之。

    至于中節與不中節,依王守仁說,則我心之良知自知之。

    此仍心學與性學之别。

    性屬天,心屬人。

    心學流弊,則尊人而蔑天。

     《知言》又曰: 問:“為仁。

    ”曰:“欲為仁,必先識仁之體。

    ”曰:“其體如何?”曰:“仁之道宏大而親切,知者可以一言盡,不知者雖設千萬言亦不知也。

    能者可以一事舉,不能者雖指千萬事亦不能也。

    ”曰:“萬物與我為一,可以為仁體乎?”曰:“子以六尺之軀,若何而能與萬物為一?”曰:“身不能與萬物為一,心則能矣。

    ”曰:“人心有百病一死,天下之物有一變萬生,子若何而能與之為一?”他曰,問曰:“人之所以不仁者,以放其良心也。

    以放心求心,可乎?”曰:“齊王見牛而不忍殺,此良心之苗裔,因利欲之間而見者也。

    一有見焉,操而存之,存而養之,養而充之,以至于大。

    大而不已,與天同矣。

    此心在人,其發見之端不同,要在識之而已。

    ” 《疑義》曰: “欲為仁,必先識仁之體”,此語大可疑。

     又曰: 知其放而求之,心在是矣。

    今于已放之心,不可操而複存者,置不複問,乃俟異時,見其發于他處而後從而操之,則未見之間,此心遂有間斷,無複有用功處。

    于其本源全體,未嘗有一日涵養之功,便欲擴而充之,與天地同大,竊恐無是理也。

     又曰: 聖門之教,詳于持養,略于體察,與此章意正相反。

    必欲因苗裔,識根本,孰若培其根本而聽其枝葉之自茂邪? 按:《知言》此條,大體本程颢《識仁篇》。

    朱熹與張栻,為此問題,曾經長期之研讨;而此處熹所說,則是主張存養應先于察識,實與程颢《識仁篇》有歧見。

    後來明代浙中王門與江右王門之争論,也集中在這點上。

    大抵宋明理學在理論上,有朱、陸之異同。

    而在工夫上,則最要者即是此處所舉胡、朱之異見。

    浙中偏近胡,江右偏近朱,東林高攀龍也近朱。

    熹在此等處,遂完成他細密廣大的系統;而宏之所說,則似近偏薄了。

    這亦是宋明理學絕大争論一要點。

    後人都注意在朱、陸異同上,把此一節未免忽略了。

     《知言》又曰: 有是道,則有是名,聖人指明其體曰性,指明其用曰心。

    性不能不動,動則心矣。

    聖人傳心,教天下以仁也。

     《疑義》曰: 今欲頗改其語雲:“性不能不動,動則情矣。

    心主性情,故聖人教人以仁,所以傳是心而妙性情之德。

    ” 按:《知言》認心性為一體,《疑義》則認心性有分别。

    熹初亦從宏說,以心為已發,以性為未發,後始采張載“心統性情”說,遂成如上舉《疑義》之所雲。

    這亦是熹極費斟酌處。

    這裡,他思想的轉變,須細看他與張栻往複書劄之讨論。

    熹《知言疑義》又總括地批評說: 知言可疑者,大端有八。

    性無善惡(一),心為已發(二),仁以用言(三),心以用盡(四),不事涵養(五),先務知識(六),氣象迫狹(七),語論過高(八)。

     明儒黃宗羲又綜合熹意,謂: 會而言之,三端而已。

    性無善惡,一也。

    心為已發,故不得不從用處求盡。

    仁,人心也,已發言心,故不得不從用處言仁。

    二者同條,二也。

    察識此心而後操存,三也。

    其下二句,則不過辭氣之間。

    心為已發,亦自伊川初說,有凡言心皆指已發而言,以其未定者為定爾。

    察識此心而後操存,善觀之,亦與明道識仁無異。

    不善觀之,則不知存養之熟自識仁體。

    有朱子之疑,則胡氏之說,未始不相濟。

     這裡是宗羲有意作調人。

    實則湘學胡宏一派在當時,有其獨特之思路。

    朱熹學術乃由胡宏轉回到程頤。

    我們也可說,沒有胡宏一番新意見,将轉不出後面朱熹那樣的大系統。

    這一層将互見于下張栻、朱熹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