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 胡安國、胡寅、胡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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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學派相近似。

    晚明儒王夫之,可說是湖湘學派之後勁。

    他極推崇張載之《正蒙》,也竭力發揮成性的說法,闡述精微,與宏《知言》大義可相通。

    似乎《知言》較近于程颢,而《疑義》較近于程頤。

     《知言》又曰: 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進修君子,宜深别焉。

     《疑義》曰: 天理莫知其所始,其在人則生而有之。

    人欲者,梏于形,雜于氣,狃于習,亂于情而後有。

     又曰: 既謂之同體,則上面便著人欲二字不得。

    當見本體實然,隻一天理,更無人欲。

    故聖人教人,隻說克己複禮,教人實下工夫,去卻人欲,便是天理,未嘗教人求識天理于人欲汩沒中也。

     按:宋儒自程颢提出“天理二字是自家體貼出來”之一語,此下諸儒講學,遂多以“天理”立宗。

    “天理”之相對面為“人欲”,宏卻謂天理、人欲“同體異用,同行異情”。

    後來陸王學派大體接受此見解。

    清儒戴震《孟子字義疏證》,更專拈此層透切發揮。

    朱熹說:“天理莫知其所始。

    ”此即周敦頤“無極而太極”的說法。

    若把一切人事原理,全要推溯到先天,勢必達于渺茫難窮之一境。

    所以二程不甚着意在此上探索。

    他們并不認自己學問原自周敦頤,正在此等處。

    到熹始重定宋學之傳統,正式認二程之學源出自敦頤,實在是他從程頤“格物窮理”說再轉一步,始轉成他自己的一套。

    他說:“人欲者,梏于形,雜于氣,狃于習,亂于情而後有。

    ”于是遂把一切善盡歸諸先天,一切惡全歸于後天。

    這雖像是從張載“氣質之性”與“義理之性”的分别來,其實非張載之本義。

    載隻說“太虛即氣”,而熹則主“理在氣中”,兩人的宇宙論本不同。

    清初顔元,便專從氣質之性這一點上攻擊熹,與戴震異途而同歸。

     《知言》又曰: 好惡性也,小人好惡以己,君子好惡以道,察乎此,則天理人欲可知。

     《疑義》曰: 好惡固性之所有,然直謂之性則不可。

    蓋好惡,物也,好善而惡惡,物之則也。

     按:明儒王守仁以好惡即良知,實與《知言》“好惡性也”之說近。

    《疑義》則謂“好惡是物”,即指其落于氣質言,性則是好惡之天則。

    若認好惡即性,便近于心學。

    必謂好惡之天則始是性,才始是理學。

    在此便見心學與理學之分途。

     《知言》又曰: 性也者,天地鬼神之奧也,善不足以言之,況惡乎哉?孟子之道性善雲者,歎美之辭,不與惡對也。

     又曰: 或問:“心有生死乎?”曰:“無。

    ”曰:“然則人死其心安在?”曰:“子既知其死矣,而問安在邪?”曰:“何謂也?”曰:“夫唯不死,是以知之,又何問焉?”曰:“未達。

    ”胡子笑曰:“甚哉!子之蔽也。

    無以形觀心,而以心觀心,則知之矣。

    ” 《疑義》曰: “性無善惡”“心無生死”兩章,似皆有病。

    天地生物,人得其秀而最靈。

    所謂心者,乃虛靈知覺之性,猶耳目之有見聞爾。

    在天地則通古今而無成壞,在人物則随形氣而有始終。

    知其理一而分殊,又何必為是心無死生之說,以駭學者之聽乎? 按:此處亦見心學與性學之分歧。

    惟主心,故必言人心不死,其實即已通古今而言之。

    王守仁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此猶言性無善惡。

    故必待言成性,始成其至善之性也。

    工夫全在心上用。

    《疑義》認心為虛靈知覺,猶耳有聽,目有視。

    故性則至善,而心工夫則貴能格物窮理。

     《知言》又曰: 凡天命所有而衆人有之者,聖人皆有之。

    人以情為有累也,聖人不去情。

    人以才為有害也,聖人不病才。

    人以欲為不善也,聖人不絕欲。

    人以術為傷德也,聖人不棄術。

    人以憂為非達也,聖人不忘憂。

    人以怨為非宏也,聖人不釋怨。

    然則何以别于衆人乎?聖人發而中節,衆人不中節也。

    中節為是,不中節為非。

    是者為正,為善;非者為邪,為惡。

    而世儒乃以善惡言性,邈乎遼哉! 《疑義》曰: 此亦性無善惡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