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 呂大鈞、大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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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見則下馬前揖，已避亦然。
過既遠，乃上馬。
若尊長令上馬，則固辭。
遇敵者皆乘馬，則分道相揖而過。
彼徒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過則上馬。
遇少者以下皆乘馬，彼不及避，則揖之而過。
彼徒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
此等當然是當時的禮俗，鄉約隻是在禮俗上加上一種團體約束的力量，好使此種禮俗加廣推行，經久維持。
宗教團體有約束禮俗主持推行的力量，但當時佛教偏重的是出世，因此對社會日常禮俗不得不由儒者來另訂，并結成新團體來主持推行它，這是呂氏《鄉約》用心之所在。
相傳程颢曾進佛寺，歎道：“三代禮樂，想不到在這裡了。
”此刻則是要把禮樂重新推行到佛寺外的社會來。
謝良佐監西京竹木場，朱震自太學偕弟往谒，坐定，朱震說：“震願見久矣。
今日之來，無以發問，乞先生教之。
”謝良佐說：“好！待與你說一部《論語》罷！”朱震私念日刻如此，如何來得及講一部《論語》？已而具飲，酒五行，隻說他話。
及茶罷，乃掀髯曰：“聽說《論語》。
”他才首舉“子見齊衰者”一章，又舉“師冕見”一章。
他說：“聖人之道，無微顯，無内外，由灑掃應對進退而上達。
夫道一以貫之，一部《論語》隻恁地看。
” 現在是想把如何見齊衰者，如何見瞽樂師，一切時代化，群衆化，好讓社會群衆全在這上躬行而實踐。
那是《鄉約》精神，亦是關學與洛學精神之亦同亦異處。
四、患難相恤 患難之事七：一、水火。
二、盜賊。
三、疾病。
四、死喪。
五、孤弱。
六、誣枉。
七、貧乏。
這七項，範仲淹義田先注意到，但仲淹似乎專注意在經濟問題上。
這裡的第六項，卻不關經濟，但也是一種患難，也該援助。
右患難相恤之事，凡有當救恤者，其家告于約正，急則同約之近者為之告約正，命值月遍告之，并為之糾集而繩督之。
凡同約者，财物器用車馬人仆，皆有無相假。
若不急之用，及有所妨者，則不必借。
及逾期不還，及損壞借物者，論如犯約之過，書于籍。
鄰裡或有緩急，雖非同約，而先聞知者，亦當救助。
或不能救助，則為之告于同約而謀之。
有能如此，則亦書其善于籍以告鄉人。
上引是呂氏《鄉約》之具體内容。
政治管不盡社會一切事，南北朝、隋、唐，大門第和佛寺便分别管領了這一切。
到宋代，門第衰替了，社會上隻有宗教團體，隻有和尚寺，還在管領着社會。
呂氏《鄉約》，便要把儒家精神，客觀化，具體化，普遍滲透進社會群衆之日常生活裡，來代替宗教團體之任務。
所以說，呂氏《鄉約》乃歐陽修《本論》之脫化，而更尤是基本的。
張載曾要試驗推行井田均地的新農村，但并沒有成功。
大鈞《鄉約》，便是承接載之新村運動之遺意。
這一精神之具體實現，便是張載《西銘》篇所講理想之具體化。
他把一鄉化如一家般，參加《鄉約》的，對其同約中人，便如一孝子之對其家庭般。
可惜不久北宋垮了，完顔氏南下，關中淪陷，《鄉約》運動便告中斷。
後來朱熹想再度推行呂氏《鄉約》，對大鈞《鄉約》原條款，也并沒有多增損。
可見呂氏所訂，于當時社會現實所需，是頗能配合的。
範育作《呂大鈞墓表》，說他： 明善志學，性之所得者盡之心，心之所知者踐之身。
但他所實踐之身的，有些處和洛學着眼不同，那是關學的精神。
這是一新運動，應該為研究宋學者所注意之一項目。
呂大臨字與叔，大鈞弟。
亦先學于載，後學于二程。
程颢有名的《識仁篇》，乃為他而發。
後人把他和謝、楊、遊、尹合稱程門五弟子。
朱熹在程門中最取大臨，說他高于諸公，大段有筋骨。
惜不壽，四十七歲便死了。
但他究竟是關學。
程颢說： 與叔守橫渠說甚固。
每橫渠無說處皆相從。
才有說了，便不肯回。
朱熹是更尊洛學的。
所以說： 如天假之年，必所見又别。
因此他與他兩兄大忠、大鈞，一面勉勉以進修成德為事，另一面又共講經世實濟之學，而又嚴異端之教，那是關學特色。
他論選舉，欲立士規以養德勵行，更學制以量材進藝，定貢法以取賢斂才，立試法以區别能否，修辟法以興能備用，嚴舉法以核實得人，制考法這是考課，非考試以責任考功。
後人說：“其論甚悉，實可施行。
”那些也如大臨《鄉約》，均見關學精神。
富弼告老在家，信佛氏，他與書說：“古者三公，内則論道于朝，外則主教于鄉，此豈世之所望于公者？”弼複書答謝。
可知他們自不會像謝、楊諸人般，後梢皆溺入禅學去。
過既遠，乃上馬。
若尊長令上馬，則固辭。
遇敵者皆乘馬，則分道相揖而過。
彼徒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過則上馬。
遇少者以下皆乘馬，彼不及避，則揖之而過。
彼徒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
此等當然是當時的禮俗，鄉約隻是在禮俗上加上一種團體約束的力量，好使此種禮俗加廣推行，經久維持。
宗教團體有約束禮俗主持推行的力量，但當時佛教偏重的是出世，因此對社會日常禮俗不得不由儒者來另訂，并結成新團體來主持推行它，這是呂氏《鄉約》用心之所在。
相傳程颢曾進佛寺，歎道：“三代禮樂，想不到在這裡了。
”此刻則是要把禮樂重新推行到佛寺外的社會來。
謝良佐監西京竹木場，朱震自太學偕弟往谒，坐定，朱震說：“震願見久矣。
今日之來，無以發問，乞先生教之。
”謝良佐說：“好！待與你說一部《論語》罷！”朱震私念日刻如此，如何來得及講一部《論語》？已而具飲，酒五行，隻說他話。
及茶罷，乃掀髯曰：“聽說《論語》。
”他才首舉“子見齊衰者”一章，又舉“師冕見”一章。
他說：“聖人之道，無微顯，無内外，由灑掃應對進退而上達。
夫道一以貫之，一部《論語》隻恁地看。
” 現在是想把如何見齊衰者，如何見瞽樂師，一切時代化，群衆化，好讓社會群衆全在這上躬行而實踐。
那是《鄉約》精神，亦是關學與洛學精神之亦同亦異處。
四、患難相恤 患難之事七：一、水火。
二、盜賊。
三、疾病。
四、死喪。
五、孤弱。
六、誣枉。
七、貧乏。
這七項，範仲淹義田先注意到，但仲淹似乎專注意在經濟問題上。
這裡的第六項，卻不關經濟，但也是一種患難，也該援助。
右患難相恤之事，凡有當救恤者，其家告于約正，急則同約之近者為之告約正，命值月遍告之，并為之糾集而繩督之。
凡同約者，财物器用車馬人仆，皆有無相假。
若不急之用，及有所妨者，則不必借。
及逾期不還，及損壞借物者，論如犯約之過，書于籍。
鄰裡或有緩急，雖非同約，而先聞知者，亦當救助。
或不能救助，則為之告于同約而謀之。
有能如此，則亦書其善于籍以告鄉人。
上引是呂氏《鄉約》之具體内容。
政治管不盡社會一切事，南北朝、隋、唐，大門第和佛寺便分别管領了這一切。
到宋代，門第衰替了，社會上隻有宗教團體，隻有和尚寺，還在管領着社會。
呂氏《鄉約》，便要把儒家精神，客觀化，具體化，普遍滲透進社會群衆之日常生活裡，來代替宗教團體之任務。
所以說，呂氏《鄉約》乃歐陽修《本論》之脫化，而更尤是基本的。
張載曾要試驗推行井田均地的新農村，但并沒有成功。
大鈞《鄉約》，便是承接載之新村運動之遺意。
這一精神之具體實現，便是張載《西銘》篇所講理想之具體化。
他把一鄉化如一家般，參加《鄉約》的，對其同約中人，便如一孝子之對其家庭般。
可惜不久北宋垮了，完顔氏南下，關中淪陷，《鄉約》運動便告中斷。
後來朱熹想再度推行呂氏《鄉約》，對大鈞《鄉約》原條款，也并沒有多增損。
可見呂氏所訂，于當時社會現實所需，是頗能配合的。
範育作《呂大鈞墓表》，說他： 明善志學，性之所得者盡之心，心之所知者踐之身。
但他所實踐之身的，有些處和洛學着眼不同，那是關學的精神。
這是一新運動，應該為研究宋學者所注意之一項目。
呂大臨字與叔，大鈞弟。
亦先學于載，後學于二程。
程颢有名的《識仁篇》，乃為他而發。
後人把他和謝、楊、遊、尹合稱程門五弟子。
朱熹在程門中最取大臨，說他高于諸公，大段有筋骨。
惜不壽，四十七歲便死了。
但他究竟是關學。
程颢說： 與叔守橫渠說甚固。
每橫渠無說處皆相從。
才有說了，便不肯回。
朱熹是更尊洛學的。
所以說： 如天假之年，必所見又别。
因此他與他兩兄大忠、大鈞，一面勉勉以進修成德為事，另一面又共講經世實濟之學，而又嚴異端之教，那是關學特色。
他論選舉，欲立士規以養德勵行，更學制以量材進藝，定貢法以取賢斂才，立試法以區别能否，修辟法以興能備用，嚴舉法以核實得人，制考法這是考課，非考試以責任考功。
後人說：“其論甚悉，實可施行。
”那些也如大臨《鄉約》，均見關學精神。
富弼告老在家，信佛氏，他與書說：“古者三公，内則論道于朝，外則主教于鄉，此豈世之所望于公者？”弼複書答謝。
可知他們自不會像謝、楊諸人般，後梢皆溺入禅學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