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 程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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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理，其實則隻是我心之恰到妥當處。
所以說： 須是大其心使開辟。
譬如為九層之台，須大做腳始得。
如何大其心？便是叫心合理。
世界之大，隻是這一理，因此稱天理。
心合理，便是心合天，那還不大嗎？離了理，便隻見身。
身屬私，理屬公。
心隻顧着身，便會怕尖物，像要來刺我。
心在理上，便知尖物決不刺我身。
所以說：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
如何渾然與物同體呢？隻同在理上。
你先把己身與物分開着，便怕尖物或許會刺我身。
你把物與身平鋪着，尖物隻是尖物，何嘗定要來刺我身？ 其實天理也不難明，他說： 人心莫不有知，惟蔽于人欲，則亡天德。
人欲太重，便會提防外面的一切，如怕尖物或會刺我身。
我們看了他這些話，卻不要想我心并不怕尖物呀！當知怕尖物隻是偶舉之一例，你心若太着重在己身上，自會把捉不定，自會遇事怕。
怕這樣，怕那樣，自會心中充塞了一切事，把對事的應有天理都昧失了。
所以說： 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非在外也。
照他說，自不必像上舉周、邵、張三家般，遠從宇宙論講起，來證明人與天地萬物之合一。
此理隻要在心上求。
所以說： 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
人心着私，易生怕，又易生怒。
他又說： 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
第能于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于道亦思過半矣。
他又說： 敬須和樂，隻是中心沒事也。
你心中是怕是怒，是和是樂，是有事，是沒事，人人可以自己體貼到。
總之他種種話，永遠從心上指點你。
所以說：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隻要義理栽培。
如求經義，皆是栽培之義。
六經古訓，孔孟嘉言，在他看，隻如泥土肥料般，重要是我此心。
肥料隻栽培，生長是我心。
所以說： 悟則句句皆是這個，道理已明後，無不是此事。
如何求悟呢？還是從自己實生活上，由自己的心去悟。
所以說： 學者不必遠求，近取諸身，隻明人理，敬而已矣，便是約處。
所以說： 學者今日無可添，隻有可減，減盡便沒事。
從宋學初興，直到他當時，學問上添得很多了。
添到周、邵、張三家，由他看來，更不該再添了。
他主張減，減到隻有此心此理，便一切沒事了。
所以他又說： 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
己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
我們看他許多話，在宋學中，實在可算是一種最新穎，而又最笃實，且是最主要的話。
他不講聖人古經典與大道理，又不講治國平天下大事業，更不講宇宙神化大玄妙，隻講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心。
教人把自己的心如何來應付外面一切事，讓自己的心獲到一恰當處，外面的事也獲到一恰當處。
那便是他所稱由他自己體貼出來的“天理”，也便是他所要學者須先識得的“仁”。
我們看他這些話，或許會懷疑，這些話很像禅宗祖師們的話。
明儒高攀龍曾說： 先儒惟明道先生看得禅書透，識得禅弊真。
不錯！禅宗祖師們，也教我們心上無一事，但他們卻隻教我們心上無一事。
程颢則教我們把自己的心體貼出一個天理來，識得一個仁，這樣才始是真個心上無一事。
因此在他心上，雖若無一事，而一切事卻全都了當了。
這是和禅學的究竟不同處。
我們看他這些話，又許會懷疑，他隻在講個人的私生活，隻在自己心上下工夫，怕隻成一自了漢，擔當不了人群社會治國平天下的大事業。
但他早已說過了，己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
所以他講學，隻着重在這一面。
他在政治上，雖隻做幾任小官，但有很多事，處理得給當時和後世之贊美。
他有《上神宗陳治法十事疏》，後人說：“案其時勢，悉中肯綮。
”有許多意見，卻和王安石相似。
他所講王霸之辨，也同安石的見解。
據說，安石新政中的“保甲法”，還是根據他做留城令時之“保伍法”。
他曾參加安石新法之推行見《朱子語類》，他曾充安石遣使考察新法的八人中之一。
張載曾說過： 昔嘗謂伯淳優于正叔，今見之果然。
其救世之志甚誠，而亦于今日天下之事盡記得熟。
當時人對他的薦章，說他“志節慷慨”。
朱熹說： 明道豈是循常蹈故，塊然自守底人？ 想是他經曆世故多，見得事勢不可行。
後來安石新政失敗了，連宋朝也垮了。
後人才更覺得程颢說的話中有真理，因此更要推尊他。
所以說： 須是大其心使開辟。
譬如為九層之台，須大做腳始得。
如何大其心？便是叫心合理。
世界之大，隻是這一理，因此稱天理。
心合理，便是心合天，那還不大嗎？離了理，便隻見身。
身屬私，理屬公。
心隻顧着身，便會怕尖物，像要來刺我。
心在理上，便知尖物決不刺我身。
所以說：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
如何渾然與物同體呢？隻同在理上。
你先把己身與物分開着，便怕尖物或許會刺我身。
你把物與身平鋪着，尖物隻是尖物，何嘗定要來刺我身？ 其實天理也不難明，他說： 人心莫不有知，惟蔽于人欲，則亡天德。
人欲太重，便會提防外面的一切，如怕尖物或會刺我身。
我們看了他這些話，卻不要想我心并不怕尖物呀！當知怕尖物隻是偶舉之一例，你心若太着重在己身上，自會把捉不定，自會遇事怕。
怕這樣，怕那樣，自會心中充塞了一切事，把對事的應有天理都昧失了。
所以說： 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非在外也。
照他說，自不必像上舉周、邵、張三家般，遠從宇宙論講起，來證明人與天地萬物之合一。
此理隻要在心上求。
所以說： 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
人心着私，易生怕，又易生怒。
他又說： 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
第能于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于道亦思過半矣。
他又說： 敬須和樂，隻是中心沒事也。
你心中是怕是怒，是和是樂，是有事，是沒事，人人可以自己體貼到。
總之他種種話，永遠從心上指點你。
所以說：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隻要義理栽培。
如求經義，皆是栽培之義。
六經古訓，孔孟嘉言，在他看，隻如泥土肥料般，重要是我此心。
肥料隻栽培，生長是我心。
所以說： 悟則句句皆是這個，道理已明後，無不是此事。
如何求悟呢？還是從自己實生活上，由自己的心去悟。
所以說： 學者不必遠求，近取諸身，隻明人理，敬而已矣，便是約處。
所以說： 學者今日無可添，隻有可減，減盡便沒事。
從宋學初興，直到他當時，學問上添得很多了。
添到周、邵、張三家，由他看來，更不該再添了。
他主張減，減到隻有此心此理，便一切沒事了。
所以他又說： 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
己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
我們看他許多話，在宋學中，實在可算是一種最新穎，而又最笃實，且是最主要的話。
他不講聖人古經典與大道理，又不講治國平天下大事業，更不講宇宙神化大玄妙，隻講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心。
教人把自己的心如何來應付外面一切事，讓自己的心獲到一恰當處，外面的事也獲到一恰當處。
那便是他所稱由他自己體貼出來的“天理”，也便是他所要學者須先識得的“仁”。
我們看他這些話，或許會懷疑，這些話很像禅宗祖師們的話。
明儒高攀龍曾說： 先儒惟明道先生看得禅書透，識得禅弊真。
不錯！禅宗祖師們，也教我們心上無一事，但他們卻隻教我們心上無一事。
程颢則教我們把自己的心體貼出一個天理來，識得一個仁，這樣才始是真個心上無一事。
因此在他心上，雖若無一事，而一切事卻全都了當了。
這是和禅學的究竟不同處。
我們看他這些話，又許會懷疑，他隻在講個人的私生活，隻在自己心上下工夫，怕隻成一自了漢，擔當不了人群社會治國平天下的大事業。
但他早已說過了，己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
所以他講學，隻着重在這一面。
他在政治上，雖隻做幾任小官，但有很多事，處理得給當時和後世之贊美。
他有《上神宗陳治法十事疏》，後人說：“案其時勢，悉中肯綮。
”有許多意見，卻和王安石相似。
他所講王霸之辨，也同安石的見解。
據說，安石新政中的“保甲法”，還是根據他做留城令時之“保伍法”。
他曾參加安石新法之推行見《朱子語類》，他曾充安石遣使考察新法的八人中之一。
張載曾說過： 昔嘗謂伯淳優于正叔，今見之果然。
其救世之志甚誠，而亦于今日天下之事盡記得熟。
當時人對他的薦章，說他“志節慷慨”。
朱熹說： 明道豈是循常蹈故，塊然自守底人？ 想是他經曆世故多，見得事勢不可行。
後來安石新政失敗了，連宋朝也垮了。
後人才更覺得程颢說的話中有真理，因此更要推尊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