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楊墨
關燈
小
中
大
語，人異義。
”“是以人是其義，以非人之義，故交相非也。
是以内者，父子兄弟相怨惡，離散不能相和合。
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藥相虧害。
至有餘力，不能以相勞；腐朽餘财，不以相分；隐匿良道，不以相教。
天下之亂，若禽獸然。
夫明乎天下之所以亂者，生于無政長。
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為天子。
”（《墨子·尚同上》）國家社會的起源如此，所以其存在的根據，亦是因為有之則有利，無之則有害。
這種說法，是功利主義底。
儒家的說法又不同。
孟子說：“後稷教民稼穑。
樹藝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
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
聖人（堯）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孟子·滕文公上》）有人倫是人之所以别于禽獸者。
國家社會，起于人之有人倫，因為不如是則近于禽獸。
或可問：墨家所以主張兼愛，是因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
“國家百姓人民之利”是公利。
上文第一章說：儒家以為公利為義的内容。
如此，則墨家教人兼愛，亦正是教人行義。
此與儒家又有何别？ 這一問是很好底。
不過對于以上所說儒墨的答案，我們還可以追問一句。
再一追問，即可以看出儒墨的不同。
儒家說：“仁者愛人。
”因為他有不忍人之心，擴充其不忍人之心，所以愛人。
我們再追問一句：一個人為什麼應該擴充其不忍人之心？儒家對于這個問題的答案是：有不忍人之心，是人之所異于禽獸者。
孟子說：“人之所以為人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孟子·離婁下》）人之所以為人，即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
人既是人，就應該實現人之所以為人者，人擴充他的不忍人之心，就是實現人之所以為人者，并不是因為如此，他個人可以得什麼利益。
墨家說：人應該兼愛，因為，兼愛“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
我們還可以再追問一句，人為什麼應該求“國家百姓人民之利”？墨家的答案是：因為求“國家百姓人民之利”，是求一個人的自己的利益的最好底方法。
墨家說：“夫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
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
惡人者，人必從而惡之。
害人者，人必從而害之。
”（《墨子·兼愛中》）不但此也，照墨家的說法，行兼愛底人，上帝賞他、鬼神賞他、國家賞他，他可以得到許多賞。
不兼愛底人，上帝罰他、鬼神罰他、國家罰他，他要受許多罰。
所以就一個人自己的利益說，行兼愛則有百利而無一害，不兼愛則有百害而無一利。
照儒家所謂義利之辨，一個人為自己的利益而行兼愛，其行為雖是愛人，但嚴格地說，他仍是為利，不是行義。
人應該行兼愛，因為行兼愛于他自己有利，如此說，則此應該即是有條件底，行兼愛也就是有所為而為了。
儒墨的根本不同就在于此。
《孟子》書中說：“宋牼将之楚，孟子遇于石丘。
曰：‘先生将何之？’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将見楚王，說而罷之。
楚王不悅，我将見秦王，說而罷之。
二王我将有所遇焉。
’曰：‘轲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
說之将如何？’曰：‘我将言其不利也。
’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号則不可。
’”（《孟子·告子下》）孟子對于墨子，亦可以如此說。
照我們于《新原人》中所說底标準說，為自己的利益而行兼愛底人，其行為是合乎道德底行為，不是道德行為。
他的行為雖合乎道德，但他的境界是功利境界。
我們可以說，墨家隻講到功利境界。
照“極高明而道中庸”的标準，墨家的學說，不合乎“高明”的标準。
這并不是說，墨子本人或墨家中有些人的境界，都隻是功利境界。
就墨子本人說，他“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
他的境界，至少是道德境界。
但聽他的話，為求得自己的利益而行兼愛底人，其境界是功利境界。
墨子的學說亦隻講到功利境界。
這也并不是說，人應該不兼愛。
如墨家所說底兼愛，尚且不可，何況不兼愛！這正如道家批評儒家，要絕仁棄義。
他們并不是教人不仁不義，他們是說：如儒家所說底仁義尚且不可，何況不仁不義！
”“是以人是其義，以非人之義，故交相非也。
是以内者，父子兄弟相怨惡，離散不能相和合。
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藥相虧害。
至有餘力，不能以相勞；腐朽餘财，不以相分；隐匿良道，不以相教。
天下之亂，若禽獸然。
夫明乎天下之所以亂者，生于無政長。
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為天子。
”（《墨子·尚同上》）國家社會的起源如此，所以其存在的根據，亦是因為有之則有利，無之則有害。
這種說法，是功利主義底。
儒家的說法又不同。
孟子說：“後稷教民稼穑。
樹藝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
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
聖人（堯）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孟子·滕文公上》）有人倫是人之所以别于禽獸者。
國家社會，起于人之有人倫，因為不如是則近于禽獸。
或可問：墨家所以主張兼愛，是因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
“國家百姓人民之利”是公利。
上文第一章說：儒家以為公利為義的内容。
如此，則墨家教人兼愛，亦正是教人行義。
此與儒家又有何别？ 這一問是很好底。
不過對于以上所說儒墨的答案，我們還可以追問一句。
再一追問，即可以看出儒墨的不同。
儒家說：“仁者愛人。
”因為他有不忍人之心，擴充其不忍人之心，所以愛人。
我們再追問一句：一個人為什麼應該擴充其不忍人之心？儒家對于這個問題的答案是：有不忍人之心，是人之所異于禽獸者。
孟子說：“人之所以為人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孟子·離婁下》）人之所以為人，即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
人既是人，就應該實現人之所以為人者，人擴充他的不忍人之心，就是實現人之所以為人者，并不是因為如此，他個人可以得什麼利益。
墨家說：人應該兼愛，因為，兼愛“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
我們還可以再追問一句，人為什麼應該求“國家百姓人民之利”？墨家的答案是：因為求“國家百姓人民之利”，是求一個人的自己的利益的最好底方法。
墨家說：“夫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
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
惡人者，人必從而惡之。
害人者，人必從而害之。
”（《墨子·兼愛中》）不但此也，照墨家的說法，行兼愛底人，上帝賞他、鬼神賞他、國家賞他，他可以得到許多賞。
不兼愛底人，上帝罰他、鬼神罰他、國家罰他，他要受許多罰。
所以就一個人自己的利益說，行兼愛則有百利而無一害，不兼愛則有百害而無一利。
照儒家所謂義利之辨，一個人為自己的利益而行兼愛，其行為雖是愛人，但嚴格地說，他仍是為利，不是行義。
人應該行兼愛，因為行兼愛于他自己有利，如此說，則此應該即是有條件底，行兼愛也就是有所為而為了。
儒墨的根本不同就在于此。
《孟子》書中說：“宋牼将之楚，孟子遇于石丘。
曰：‘先生将何之？’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将見楚王，說而罷之。
楚王不悅，我将見秦王，說而罷之。
二王我将有所遇焉。
’曰：‘轲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
說之将如何？’曰：‘我将言其不利也。
’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号則不可。
’”（《孟子·告子下》）孟子對于墨子，亦可以如此說。
照我們于《新原人》中所說底标準說，為自己的利益而行兼愛底人，其行為是合乎道德底行為，不是道德行為。
他的行為雖合乎道德，但他的境界是功利境界。
我們可以說，墨家隻講到功利境界。
照“極高明而道中庸”的标準，墨家的學說，不合乎“高明”的标準。
這并不是說，墨子本人或墨家中有些人的境界，都隻是功利境界。
就墨子本人說，他“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
他的境界，至少是道德境界。
但聽他的話，為求得自己的利益而行兼愛底人，其境界是功利境界。
墨子的學說亦隻講到功利境界。
這也并不是說，人應該不兼愛。
如墨家所說底兼愛，尚且不可，何況不兼愛！這正如道家批評儒家，要絕仁棄義。
他們并不是教人不仁不義，他們是說：如儒家所說底仁義尚且不可，何況不仁不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