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楊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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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傷。
這是道家學說的第三步的進展。
以上所說的道家學說的進展，可引《莊子·山木》篇所講一故事以說明之。
《山木》篇雲：“莊子行于山中，見大木，枝葉茂盛，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
問其故，曰：‘無所可用。
’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
’夫子出于山，舍于故人之家。
故人喜，命豎子殺雁而烹之。
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
’明日，弟子問于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
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
先生将何處？’莊子笑曰：‘周将處夫材與不材之間。
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能免乎累。
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則胡可得而累耶！”此故事前段所說，是楊朱的全生避害的方法。
後半段所說，是莊子全生避害的方法。
“材”相當于《養生主》所謂為善。
“不材”相當于《養生主》所謂為惡。
“材與不材”之間，相當于《養生主》所謂“緣督以為經”。
照此故事所說，人若不能“以生死為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莊子·德充符》），則在人間世無論如何巧于趨避，總不能保證其可以完全地“免乎累”。
無論材或不材，或材與不材之間，皆不能保其隻受福而不受禍。
若至人，則“死生無變于己，而況利害之端乎？”（《莊子·齊物論》）至此境界，始真能“免乎累”。
這就是所謂“物物而不物于物”。
這就是說，在此種境界中底人，對于一切皆是主動，不是被動。
“乘道德而浮遊”“浮遊乎萬物之祖”底人，其境界是天地境界。
斤斤于材不材，以趨利避害底人，其境界是功利境界。
初期的道家，隻講到功利境界。
後期的道家，則講到天地境界。
其自講功利境界到講天地境界，中間有顯然底線索。
我們可以說，初期的道家是自私底。
自私之極，反而克去了自私。
自私克服了他自己。
如一個人自殺，自己取消了他自己。
佛家的人因求脫離生死苦而出家，其動機亦是自私底。
但他們若成了佛，他們的境界，亦是天地境界。
這亦是自私取消了自私。
但專就初期道家說，他們是自私底。
他們的學說是提倡自私。
他們重生就是重他們自己的生。
重生就是“為我”。
他們的境界是功利境界。
他們的學說不合乎高明的标準。
他們的學說是可以“充塞仁義”。
子路批評隐者，說他們是“欲潔其身而亂大倫”（《論語·微子》）。
孟子說：“楊氏為我，是無君也。
”“為我”就是“欲潔其身”，“無君”就是“亂大倫”。
用我們現在底話說，若使人人都為我，則即沒有社會了。
沒有社會是不可以底。
“楊氏為我”，可以“充塞仁義”，這是很顯然底。
因為儒家所謂仁義，是以“利他”為内容底。
墨氏兼愛，正是利他，何以亦“充塞仁義”？為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須先說明，儒墨間有些根本不同。
儒家與墨家的不同，在有些方面，頗容易看出。
墨家批評儒家雲：“儒之道，足以喪天下者，四政焉。
儒以天為不明，以鬼為不神，天鬼不說，此足以喪天下。
又厚葬久喪，重為棺椁，多為衣衾，送喪若徙。
三年哭泣，扶後起，杖後行，耳無聞，目無見，此足以喪天下。
又弦歌鼓舞，習為聲樂，此足以喪天下。
又以命為有，貧富壽夭，治亂安危，有極矣，不可以損益也。
為上者行之，必不聽治矣。
為下者行之，必不從事矣。
此足以喪天下。
”（《墨子·公孟》）墨家所非的命，并不是儒家所謂命，儒家并不以為人的“貧富壽天，治亂安危，有極矣，不可以損益也”。
孔子所謂命，或是天的命令。
孟、荀所謂命，則是人所遭遇的宇宙間的事變，在人力極限之外，為人力所無可奈何者。
儒家主張盡人力以俟命，并不主張不盡人力而靠命。
不過墨家以為他們所非底命，正是儒家所謂“有命”底命。
除此點外，墨子此段講出儒墨之間有些不同。
墨家對于儒家底這些批評，是否有當，我們不必讨論。
不過我們可以說，墨家對于儒家底批評，大概是限于這些方面。
例如《墨子》中有《非儒篇》，其非儒也是說：儒者“繁飾禮樂以淫人，久喪僞哀以謾親，立命緩貧而高浩
這是道家學說的第三步的進展。
以上所說的道家學說的進展，可引《莊子·山木》篇所講一故事以說明之。
《山木》篇雲：“莊子行于山中，見大木，枝葉茂盛，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
問其故，曰：‘無所可用。
’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
’夫子出于山，舍于故人之家。
故人喜，命豎子殺雁而烹之。
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
’明日，弟子問于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
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
先生将何處？’莊子笑曰：‘周将處夫材與不材之間。
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能免乎累。
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則胡可得而累耶！”此故事前段所說，是楊朱的全生避害的方法。
後半段所說，是莊子全生避害的方法。
“材”相當于《養生主》所謂為善。
“不材”相當于《養生主》所謂為惡。
“材與不材”之間，相當于《養生主》所謂“緣督以為經”。
照此故事所說，人若不能“以生死為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莊子·德充符》），則在人間世無論如何巧于趨避，總不能保證其可以完全地“免乎累”。
無論材或不材，或材與不材之間，皆不能保其隻受福而不受禍。
若至人，則“死生無變于己，而況利害之端乎？”（《莊子·齊物論》）至此境界，始真能“免乎累”。
這就是所謂“物物而不物于物”。
這就是說，在此種境界中底人，對于一切皆是主動，不是被動。
“乘道德而浮遊”“浮遊乎萬物之祖”底人，其境界是天地境界。
斤斤于材不材，以趨利避害底人，其境界是功利境界。
初期的道家，隻講到功利境界。
後期的道家，則講到天地境界。
其自講功利境界到講天地境界，中間有顯然底線索。
我們可以說，初期的道家是自私底。
自私之極，反而克去了自私。
自私克服了他自己。
如一個人自殺，自己取消了他自己。
佛家的人因求脫離生死苦而出家，其動機亦是自私底。
但他們若成了佛，他們的境界，亦是天地境界。
這亦是自私取消了自私。
但專就初期道家說，他們是自私底。
他們的學說是提倡自私。
他們重生就是重他們自己的生。
重生就是“為我”。
他們的境界是功利境界。
他們的學說不合乎高明的标準。
他們的學說是可以“充塞仁義”。
子路批評隐者，說他們是“欲潔其身而亂大倫”（《論語·微子》）。
孟子說：“楊氏為我，是無君也。
”“為我”就是“欲潔其身”，“無君”就是“亂大倫”。
用我們現在底話說，若使人人都為我，則即沒有社會了。
沒有社會是不可以底。
“楊氏為我”，可以“充塞仁義”，這是很顯然底。
因為儒家所謂仁義，是以“利他”為内容底。
墨氏兼愛，正是利他，何以亦“充塞仁義”？為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須先說明，儒墨間有些根本不同。
儒家與墨家的不同，在有些方面，頗容易看出。
墨家批評儒家雲：“儒之道，足以喪天下者，四政焉。
儒以天為不明，以鬼為不神，天鬼不說，此足以喪天下。
又厚葬久喪，重為棺椁，多為衣衾，送喪若徙。
三年哭泣，扶後起，杖後行，耳無聞，目無見，此足以喪天下。
又弦歌鼓舞，習為聲樂，此足以喪天下。
又以命為有，貧富壽夭，治亂安危，有極矣，不可以損益也。
為上者行之，必不聽治矣。
為下者行之，必不從事矣。
此足以喪天下。
”（《墨子·公孟》）墨家所非的命，并不是儒家所謂命，儒家并不以為人的“貧富壽天，治亂安危，有極矣，不可以損益也”。
孔子所謂命，或是天的命令。
孟、荀所謂命，則是人所遭遇的宇宙間的事變，在人力極限之外，為人力所無可奈何者。
儒家主張盡人力以俟命，并不主張不盡人力而靠命。
不過墨家以為他們所非底命，正是儒家所謂“有命”底命。
除此點外，墨子此段講出儒墨之間有些不同。
墨家對于儒家底這些批評，是否有當，我們不必讨論。
不過我們可以說，墨家對于儒家底批評，大概是限于這些方面。
例如《墨子》中有《非儒篇》，其非儒也是說：儒者“繁飾禮樂以淫人，久喪僞哀以謾親，立命緩貧而高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