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黑格爾主義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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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現實，相當保守的，反對革命的變革，以求維護傳統統治的學說。
新黑格爾學派在唯心主義基礎上把哲學與藝術結合在一起，其目的是要求達到神秘的無矛盾的諧和統一。
我們要在唯物主義反映論的基礎上尋求反映客觀現實的内在聯系與内在矛盾的統一，我們要通過科學和社會的實踐鬥争尋求矛盾的統一，同時我們要強調矛盾與統一是前浪與後浪的關系，沒有所謂靜止不變、永無分裂的最後統一。
從認識論來說，我們要求邏輯概念在辯證發展過程中的矛盾與統一，而反對神秘的、直觀的統一。
新實在論哲學家羅素認為哲學命題與數學命題一樣，抽象地對于一切可能世界都是真的。
哲學也與科學一樣抱道德的中立主義。
羅素的說法當然是有問題的，目的在掩蔽哲學的社會性和階級性。
事實上羅素自己的哲學也是既不同于數學命題，又不保持道德的中立，而是代表英國資産階級的思想感情的。
新黑格爾主義者鮑桑凱站在同樣的資産階級立場上，不同意羅素的看法。
他說：“哲學與語言、藝術、詩歌一樣，是整個人（或人格）的産物，如果失掉了它的民族性格就會失掉他的某些本質。
”羅素用超民族、超道德來掩蓋哲學的階級性，鮑桑凱用民族性來代替哲學的階級性，其政治任務是相同的，但是以民族性為構成哲學的本質，在政治上更可以産生傾向于對異民族的侵略與壓迫的帝國主義的反動作用。
不過我在這裡想說明的，就是鮑桑凱不僅要把哲學和藝術、詩歌聯系在一起，而且還認為哲學和詩歌一樣是表現民族性的，是無所謂階級性的。
二、新黑格爾主義的政治思想批判 黑格爾的保守主義特别表現在他的政治思想方面。
而英國新黑格爾主義便從右邊去繼承并發展了他的政治思想。
英國新黑格爾主義據說是對于資産階級政治哲學最有貢獻的一個學派。
例如格林的《政治義務的原理》、鮑桑凱的《國家的哲學理論》均被資産階級學者看為“古典著作”。
他們的政治思想主要可歸結為三點： （一）公共意志是國家的基礎。
（二）國家是一個道德有機體。
（三）社會和政治制度是道德觀念的體現。
總的講來，這三點都是從黑格爾認“國家是倫理實體的體現”發展而來。
他們反對任何對國家作自然的、現實的、唯物的解釋，而要堅決站在資産階級右翼的立場，用唯心論觀點為國家或社會政治制度尋求道德的基礎或精神的基礎，其實這是代替君權神授說或政治社會制度是神意的表現的新翻版或改頭換面。
他們首先反對天賦人權說。
格林說：“在自然狀态下不參加社會生活而有自然權利（天賦人權）之說，乃是自相矛盾的說法。
沒有作為社會成員，沒有關于公共福利的意識，就不能有權利。
”他認為人的權利是與他實現公共福利相對，因此他提出資産階級的所謂“公共福利”的招牌來代替人民固有生命、财産、自由等自然權利。
格林本人對于政治義務和公共福利是比較認真的，他反對抽象的“天賦人權說”，在政治理論上，也有一定的根據，他本人也曾被推為當時英國“六個激進者”。
而他的學生叫做銳契（Ritchie）的更簡單明了地說明了格林這番意思：“脫離社會、國家就沒有人權和自由。
人權和自由都是社會和國家賦予的，作為一分子而取得的。
”這就是說，反對資産階級專政的國家和社會制度的革命人民就沒有人權和自由。
“公共意志說”是新黑格爾主義政治哲學的中心觀點。
這個觀點首先是盧梭提出的。
盧梭作出“公共意志”與“全體人的意志”或個别意志的總和的區别，認為前者才是真正的民意，立法者應以前者為準。
黑格爾也特别重視這個區别。
格林首先提出響亮的唯心主義的口号“國家的基礎是意志，不是武力”，是由盧梭和黑格爾作為其思想來源的。
他這裡所謂意志就是指道德意志和公共意志。
鮑桑凱進一步發揮格林的公共意志說，認為國家的基礎和主權都建築在公共意志上，公共意志就是人民的“真正意志”。
他們認為，公意就是代表公共利益的意志，在公意裡，自己與自己的真我、自己與他人諧和一緻。
國家的主權就是公共意志的行使，他們并且擡出公共意志作為壓迫人民、鎮壓反叛的理由，說國家可以用武力迫使違反公共意志的人與公共意志一緻。
因為他們認為法律制度本身就是公共意志的體現。
他們把少數統治階級的意志說成公共意志。
他解釋說，公共意志既不同于基于一時欲望、利益的人民的實際意志，也不同于投票表決所表現的多數人的意志，也與人民明白表示的“同意”或“反對”不同。
他認為公共意志是整個社會國家的企求公共福利的意志，具體表現在國家的法律和制度裡，社會的風俗習慣和傳統裡，國家的工業、商業、藝術、科學、哲學和宗教裡。
這種說法一方面表明“公共意志”空泛不可捉摸，缺乏具體内容，因而反動統治者可以對它作任意的解釋。
另一方面表明公共意志即已成過去了的、體現在典章制度裡的東西，亦即布拉德雷要給他作辯護的本能信仰或傳統信仰。
這就是公共意志說維護傳統典章制度、反對變革的保守主義，而失掉了盧梭提出的“公意說”（voluntégénéral）的啟蒙意義。
由于“公共意志”的抽象性和空泛性，因而公共意志的體現和解釋就成為新黑格爾主義政治哲學中一大問題。
鮑桑凱提出“要在看得見的景象（指典章制度）的背後去找道德的精神結構”。
那末就隻有少數保守的政治活動家、唯心主義者才會善于在典章制度裡去尋找所謂道德的、精神的甚或“理性的”公共意志了。
因此隻有少數“先知先覺”，亦即寡頭的資産階級統治者才能體會這種公共意志，作為這種公共意志的代言人。
鮑桑凱也說，“個人成為公共意志的工具”。
結果是公共意志隻體現在資産階級統治者個人身上。
銳契在他的《政治的和社會的倫理學研究》一書裡，對這個問題說得比較露骨些。
他說，“公共意志既非群衆的意志，發現公共意志并不容易。
隻有有經驗的、有智慧的、公正的、勇敢的人才能夠超出一時的情欲和成見，從長遠的眼光看事情，才可以正确解釋人民的真正意志。
因此國家的事務應操在聰明有能力的人手中，象柏拉圖的哲學王那樣類型的人，這類人是選舉中所不能發現的。
” 于是新黑格爾主義者贊成資産階級專政或少數人獨裁，退回到柏拉圖的哲學王，反對資産階級民主的思想就暴露無餘了。
銳契簡直公開地反對普選說：“用普選方法被選拔出來的人，常常隻是善于辭令的空談家或善于欺騙并讨好不用思想的群衆的奸雄。
”他又想用貴族政治來偷換民主政治說：“民主制度隻要能提供最好的方法以達到真正的貴族政治（亦可譯“賢人政治”）或最好人物的政府，那末它才可以站得住腳。
”因此他進一步說：“民主政府可以比一個聰明而仁惠的君主政府更不開明，更不科學，并且有些地方更愚蠢地保守。
”資産階級民主雖在初期起過一定的進步作用，固然資産階級選舉制度欺騙性很大，不是真正民主，而是資産階級統治人民的工具，但是新黑格爾主義者如銳契之流站在資産階級右翼去反對普選制，反對民主政治那就是公開為資産階級專政辯護，為少數人的殘酷統治作理論的先導。
銳契對于資産階級選舉制度的弊端，可能有所察覺，但他不責備統治者操縱選舉，轉而責備群衆“不用思想”，足見他是在誣蔑群衆的智慧，替資産階級統治者說話，甚至連選舉的民主形式都取消，幹脆主張少數人獨裁，退回到貴族統治。
在國内反對民主，主張壓制人民，在國際問題上必然主張壓制民族獨立，伸張殖民主義。
銳契公開反對民族獨立，主張由大國吞并弱小國家道：“我們無法同意某些政治理論家的說法，讓世界上許多野蠻民族去（自行發展），形成一大堆小獨立國家，是代表人類社會的最高類型。
讓少數偉大的帝國以自治的聯邦形式統治那些較不發達的民族，代表一較高階段，局勢更可穩定，更少戰争的危險，并且可以為世界聯盟鋪平道路。
”他正是在為帝國主義侵略、奴役弱小民族的戰争作辯護。
實際上，照他這種說法，正好表明了“帝國主義就是戰争”這一馬克思列甯主義原理符合客觀現實。
他還說：“小國沒有特别優點。
對弱小國家表示同情，單純由于他的弱小，這種同情是審美的（意謂詩意的、不現實的——筆者），而不是道德的。
……把小國吸收[并吞]進某些較強盛、較文明的國家裡，從人類進步的觀點看是值得鼓勵的，不應受譴責的。
”假借“道德”和“人類進步”的美名來作壓制和侵略弱小民族的借口，來美化不列颠聯邦式的殖民主義。
這種赤裸裸反民族獨立，替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辯護的所謂政治理論都出于新黑格爾主義者之口，足以表明新黑格爾主義實在是資産階級各哲學流派的最右翼。
誠如斯大林在蘇共十九次代表大會講話所說：“民族獨立與政治民主的旗幟早已為反動的資産階級所放棄，現在高舉着民族獨立和政治民主的紅旗的乃是工人階級當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了。
”我們要知道銳契這類思想并不是他一個人的獨特思想，而是整個新黑格爾主義的政治立場和哲學觀點的必然産物，是新黑格爾學派甚至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哲學家所共有或常有的看法。
最奇怪的就是印度的哈爾達爾教授，當他于1927年出版《新黑格爾主義》一書時，在書中對銳契這種政治思想還表示贊同，予以廣泛引證。
足見殖民地國家中的資産階級學者亦受了象銳契這類的政治思想的欺騙蒙蔽，而不能自拔。
我們知道，新黑格爾主義者認國家的主權或基礎是道德意志或公共意志，反對政治民主反對民族獨立都是以“道德”的名義出發的。
他們一貫用道德、倫理的名詞來抹煞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這一客觀事實。
尤其重要的是，他們提出國家是一個道德有機體這個中心觀點，他們認為國家之所以是有機體因為國家有一個統一的精神（即黑格爾所謂倫理精神）和意志（即所謂公共意志）貫穿全體。
國家内每一個個人都休戚相關如象有機體的細胞一樣。
由于國家是一個道德的有機體，因此國家也是一個道德的人格，國家有教育公民的責任，使接受公共意志的指導。
這些充滿了道德芬香的話，聽起來好象把道德與政治結合起來，頗有道理。
凡是受過古典儒家“為政以德”的說法和希臘古典唯心論哲學認道德為政治的基礎的學說的影響的人，很難不受其蒙蔽。
但隻消用階級觀點去分析，就會認識到資本主義國家是資産階級統治人民、剝削人民的工具，就會知道所有這些道德的說教都是鞏固資産階級專政，麻痹人民的騙局。
他們認國家為道德有機體的另一論證，就在于認為國家的法律制度和專政的機構措施都是道德觀念的體現。
鮑桑凱說，“國家的機構和制度當然是存在于自然界的外在事實，但又是倫理觀念的體現。
國家的一個機構或制度包含着許多心靈的目的和情緒，或多或少地是這些心靈的[道德的]目的和情緒的體現。
”他又說，“離開了
新黑格爾學派在唯心主義基礎上把哲學與藝術結合在一起，其目的是要求達到神秘的無矛盾的諧和統一。
我們要在唯物主義反映論的基礎上尋求反映客觀現實的内在聯系與内在矛盾的統一，我們要通過科學和社會的實踐鬥争尋求矛盾的統一，同時我們要強調矛盾與統一是前浪與後浪的關系，沒有所謂靜止不變、永無分裂的最後統一。
從認識論來說，我們要求邏輯概念在辯證發展過程中的矛盾與統一，而反對神秘的、直觀的統一。
新實在論哲學家羅素認為哲學命題與數學命題一樣，抽象地對于一切可能世界都是真的。
哲學也與科學一樣抱道德的中立主義。
羅素的說法當然是有問題的，目的在掩蔽哲學的社會性和階級性。
事實上羅素自己的哲學也是既不同于數學命題，又不保持道德的中立，而是代表英國資産階級的思想感情的。
新黑格爾主義者鮑桑凱站在同樣的資産階級立場上，不同意羅素的看法。
他說：“哲學與語言、藝術、詩歌一樣，是整個人（或人格）的産物，如果失掉了它的民族性格就會失掉他的某些本質。
”羅素用超民族、超道德來掩蓋哲學的階級性，鮑桑凱用民族性來代替哲學的階級性，其政治任務是相同的，但是以民族性為構成哲學的本質，在政治上更可以産生傾向于對異民族的侵略與壓迫的帝國主義的反動作用。
不過我在這裡想說明的，就是鮑桑凱不僅要把哲學和藝術、詩歌聯系在一起，而且還認為哲學和詩歌一樣是表現民族性的，是無所謂階級性的。
二、新黑格爾主義的政治思想批判 黑格爾的保守主義特别表現在他的政治思想方面。
而英國新黑格爾主義便從右邊去繼承并發展了他的政治思想。
英國新黑格爾主義據說是對于資産階級政治哲學最有貢獻的一個學派。
例如格林的《政治義務的原理》、鮑桑凱的《國家的哲學理論》均被資産階級學者看為“古典著作”。
他們的政治思想主要可歸結為三點： （一）公共意志是國家的基礎。
（二）國家是一個道德有機體。
（三）社會和政治制度是道德觀念的體現。
總的講來，這三點都是從黑格爾認“國家是倫理實體的體現”發展而來。
他們反對任何對國家作自然的、現實的、唯物的解釋，而要堅決站在資産階級右翼的立場，用唯心論觀點為國家或社會政治制度尋求道德的基礎或精神的基礎，其實這是代替君權神授說或政治社會制度是神意的表現的新翻版或改頭換面。
他們首先反對天賦人權說。
格林說：“在自然狀态下不參加社會生活而有自然權利（天賦人權）之說，乃是自相矛盾的說法。
沒有作為社會成員，沒有關于公共福利的意識，就不能有權利。
”他認為人的權利是與他實現公共福利相對，因此他提出資産階級的所謂“公共福利”的招牌來代替人民固有生命、财産、自由等自然權利。
格林本人對于政治義務和公共福利是比較認真的，他反對抽象的“天賦人權說”，在政治理論上，也有一定的根據，他本人也曾被推為當時英國“六個激進者”。
而他的學生叫做銳契（Ritchie）的更簡單明了地說明了格林這番意思：“脫離社會、國家就沒有人權和自由。
人權和自由都是社會和國家賦予的，作為一分子而取得的。
”這就是說，反對資産階級專政的國家和社會制度的革命人民就沒有人權和自由。
“公共意志說”是新黑格爾主義政治哲學的中心觀點。
這個觀點首先是盧梭提出的。
盧梭作出“公共意志”與“全體人的意志”或個别意志的總和的區别，認為前者才是真正的民意，立法者應以前者為準。
黑格爾也特别重視這個區别。
格林首先提出響亮的唯心主義的口号“國家的基礎是意志，不是武力”，是由盧梭和黑格爾作為其思想來源的。
他這裡所謂意志就是指道德意志和公共意志。
鮑桑凱進一步發揮格林的公共意志說，認為國家的基礎和主權都建築在公共意志上，公共意志就是人民的“真正意志”。
他們認為，公意就是代表公共利益的意志，在公意裡，自己與自己的真我、自己與他人諧和一緻。
國家的主權就是公共意志的行使，他們并且擡出公共意志作為壓迫人民、鎮壓反叛的理由，說國家可以用武力迫使違反公共意志的人與公共意志一緻。
因為他們認為法律制度本身就是公共意志的體現。
他們把少數統治階級的意志說成公共意志。
他解釋說，公共意志既不同于基于一時欲望、利益的人民的實際意志，也不同于投票表決所表現的多數人的意志，也與人民明白表示的“同意”或“反對”不同。
他認為公共意志是整個社會國家的企求公共福利的意志，具體表現在國家的法律和制度裡，社會的風俗習慣和傳統裡，國家的工業、商業、藝術、科學、哲學和宗教裡。
這種說法一方面表明“公共意志”空泛不可捉摸，缺乏具體内容，因而反動統治者可以對它作任意的解釋。
另一方面表明公共意志即已成過去了的、體現在典章制度裡的東西，亦即布拉德雷要給他作辯護的本能信仰或傳統信仰。
這就是公共意志說維護傳統典章制度、反對變革的保守主義，而失掉了盧梭提出的“公意說”（voluntégénéral）的啟蒙意義。
由于“公共意志”的抽象性和空泛性，因而公共意志的體現和解釋就成為新黑格爾主義政治哲學中一大問題。
鮑桑凱提出“要在看得見的景象（指典章制度）的背後去找道德的精神結構”。
那末就隻有少數保守的政治活動家、唯心主義者才會善于在典章制度裡去尋找所謂道德的、精神的甚或“理性的”公共意志了。
因此隻有少數“先知先覺”，亦即寡頭的資産階級統治者才能體會這種公共意志，作為這種公共意志的代言人。
鮑桑凱也說，“個人成為公共意志的工具”。
結果是公共意志隻體現在資産階級統治者個人身上。
銳契在他的《政治的和社會的倫理學研究》一書裡，對這個問題說得比較露骨些。
他說，“公共意志既非群衆的意志，發現公共意志并不容易。
隻有有經驗的、有智慧的、公正的、勇敢的人才能夠超出一時的情欲和成見，從長遠的眼光看事情，才可以正确解釋人民的真正意志。
因此國家的事務應操在聰明有能力的人手中，象柏拉圖的哲學王那樣類型的人，這類人是選舉中所不能發現的。
” 于是新黑格爾主義者贊成資産階級專政或少數人獨裁，退回到柏拉圖的哲學王，反對資産階級民主的思想就暴露無餘了。
銳契簡直公開地反對普選說：“用普選方法被選拔出來的人，常常隻是善于辭令的空談家或善于欺騙并讨好不用思想的群衆的奸雄。
”他又想用貴族政治來偷換民主政治說：“民主制度隻要能提供最好的方法以達到真正的貴族政治（亦可譯“賢人政治”）或最好人物的政府，那末它才可以站得住腳。
”因此他進一步說：“民主政府可以比一個聰明而仁惠的君主政府更不開明，更不科學，并且有些地方更愚蠢地保守。
”資産階級民主雖在初期起過一定的進步作用，固然資産階級選舉制度欺騙性很大，不是真正民主，而是資産階級統治人民的工具，但是新黑格爾主義者如銳契之流站在資産階級右翼去反對普選制，反對民主政治那就是公開為資産階級專政辯護，為少數人的殘酷統治作理論的先導。
銳契對于資産階級選舉制度的弊端，可能有所察覺，但他不責備統治者操縱選舉，轉而責備群衆“不用思想”，足見他是在誣蔑群衆的智慧，替資産階級統治者說話，甚至連選舉的民主形式都取消，幹脆主張少數人獨裁，退回到貴族統治。
在國内反對民主，主張壓制人民，在國際問題上必然主張壓制民族獨立，伸張殖民主義。
銳契公開反對民族獨立，主張由大國吞并弱小國家道：“我們無法同意某些政治理論家的說法，讓世界上許多野蠻民族去（自行發展），形成一大堆小獨立國家，是代表人類社會的最高類型。
讓少數偉大的帝國以自治的聯邦形式統治那些較不發達的民族，代表一較高階段，局勢更可穩定，更少戰争的危險，并且可以為世界聯盟鋪平道路。
”他正是在為帝國主義侵略、奴役弱小民族的戰争作辯護。
實際上，照他這種說法，正好表明了“帝國主義就是戰争”這一馬克思列甯主義原理符合客觀現實。
他還說：“小國沒有特别優點。
對弱小國家表示同情，單純由于他的弱小，這種同情是審美的（意謂詩意的、不現實的——筆者），而不是道德的。
……把小國吸收[并吞]進某些較強盛、較文明的國家裡，從人類進步的觀點看是值得鼓勵的，不應受譴責的。
”假借“道德”和“人類進步”的美名來作壓制和侵略弱小民族的借口，來美化不列颠聯邦式的殖民主義。
這種赤裸裸反民族獨立，替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辯護的所謂政治理論都出于新黑格爾主義者之口，足以表明新黑格爾主義實在是資産階級各哲學流派的最右翼。
誠如斯大林在蘇共十九次代表大會講話所說：“民族獨立與政治民主的旗幟早已為反動的資産階級所放棄，現在高舉着民族獨立和政治民主的紅旗的乃是工人階級當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了。
”我們要知道銳契這類思想并不是他一個人的獨特思想，而是整個新黑格爾主義的政治立場和哲學觀點的必然産物，是新黑格爾學派甚至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哲學家所共有或常有的看法。
最奇怪的就是印度的哈爾達爾教授，當他于1927年出版《新黑格爾主義》一書時，在書中對銳契這種政治思想還表示贊同，予以廣泛引證。
足見殖民地國家中的資産階級學者亦受了象銳契這類的政治思想的欺騙蒙蔽，而不能自拔。
我們知道，新黑格爾主義者認國家的主權或基礎是道德意志或公共意志，反對政治民主反對民族獨立都是以“道德”的名義出發的。
他們一貫用道德、倫理的名詞來抹煞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這一客觀事實。
尤其重要的是，他們提出國家是一個道德有機體這個中心觀點，他們認為國家之所以是有機體因為國家有一個統一的精神（即黑格爾所謂倫理精神）和意志（即所謂公共意志）貫穿全體。
國家内每一個個人都休戚相關如象有機體的細胞一樣。
由于國家是一個道德的有機體，因此國家也是一個道德的人格，國家有教育公民的責任，使接受公共意志的指導。
這些充滿了道德芬香的話，聽起來好象把道德與政治結合起來，頗有道理。
凡是受過古典儒家“為政以德”的說法和希臘古典唯心論哲學認道德為政治的基礎的學說的影響的人，很難不受其蒙蔽。
但隻消用階級觀點去分析，就會認識到資本主義國家是資産階級統治人民、剝削人民的工具，就會知道所有這些道德的說教都是鞏固資産階級專政，麻痹人民的騙局。
他們認國家為道德有機體的另一論證，就在于認為國家的法律制度和專政的機構措施都是道德觀念的體現。
鮑桑凱說，“國家的機構和制度當然是存在于自然界的外在事實，但又是倫理觀念的體現。
國家的一個機構或制度包含着許多心靈的目的和情緒，或多或少地是這些心靈的[道德的]目的和情緒的體現。
”他又說，“離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