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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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黑格爾主義在當前英國最重要的代表當推牛津大學麥爾敦學院院長缪爾（G.R.G.Mure）。
他代表新黑格爾主義者歪曲辯證法、公開反對馬克思主義、反對科學這一現代資産階級哲學流派的共同趨勢。
缪爾近一二十年來發表了三本著作：（一）《黑格爾導論》（1940年）；（二）《黑格爾邏輯學研究》（1950年初版，1959年再版）；（三）《從真理倒退》（1958年），皆牛津出版社刊行。
下面我們就分别考察這三本書，揭示缪爾的主要哲學傾向。
《黑格爾導論》一書，目的是想通過對哲學史的闡述，主要通過對亞裡士多德，其次通過對康德的解釋，以“引導”人了解黑格爾。
他不顧曆史的連續和時代與社會的背景，單純從概念出發，認為“黑格爾思想是亞裡士多德哲學的直接發展”。
并且把黑格爾觀點的形成認為好象僅是“由于解決亞裡士多德所遺留下來的問題”。
他又抹煞黑格爾對康德的批判，片面強調黑格爾繼承康德的一面而斷言，雖說初看起來，黑格爾是康德的批判者，然而“黑格爾永遠是一個康德主義者，不過還不象亞裡士多德永遠是一個柏拉圖主義者那樣深的程度罷了”。
他企圖把黑格爾往後拉向康德的主觀唯心論。
全書共十四章，就有六章講亞裡士多德，他自己也說，這書的名稱也可以叫做《亞裡士多德與黑格爾》，而且他自己也并不否認，他這書有“黑格爾化亞裡士多德的傾向”。
我們強調亞裡士多德動搖于唯物論和唯心論之間的唯物論因素，特别重視亞裡士多德對柏拉圖的批判，推進了哲學史，而缪爾則既抹煞亞裡士多德批判柏拉圖和發展了柏拉圖的地方，把亞裡士多德編排成一個柏拉圖主義者，又把他加以黑格爾化，而黑格爾誠如列甯所指出，又“把亞裡士多德僞造成一個十八—十九世紀的唯心主義者”。
顯然這不能擺恰當亞裡士多德在哲學史上的正确地位。
缪爾指出黑格爾的發展觀念，無論時間上的發展和邏輯上的發展，都在亞裡士多德體系中初次形成，這話倒是很對的，但是他又說：黑格爾體系的結構和細節方面得自亞裡士多德較多，而辯證法則得自柏拉圖較多。
這表明他錯誤地認為發展的學說和辯證法不相幹，他好象認為黑格爾隻是主要在體系方面繼承了亞裡士多德一些東西，而對亞裡士多德的辯證法思想卻少有紹述。
這就直接違反了列甯如下的看法。
列甯說：“亞裡士多德的邏輯學是尋求、探索，它接近于黑格爾的邏輯學”。
并且說，亞裡士多德“到處，在每一步上所提出的問題正是關于辯證法的問題”。
他也違反了黑格爾自己所說過的話：“在真正的思辨裡面，亞裡士多德是和柏拉圖一樣深刻的，而且比柏拉圖發展得更遠、更自覺；對立也獲得了更高的明确性。
” 缪爾不顧曆史發展次序，也不顧邏輯發展次序，把一個英國的新黑格爾主義者布拉德雷生硬武斷地說成是“處于康德與黑格爾之間的[過渡的]中間地位”。
這不唯把費希特、謝林所處的中間地位排斥開，而反曆史地塞進了布拉德雷。
在《黑格爾導論》一書中，缪爾兩三次強調黑格爾的自然哲學和精神哲學與邏輯學的關系是一個急迫的關鍵性問題，而始終未得到明确解決，但是他忘記了黑格爾自己在《小邏輯》第24節附釋二中早已明白指出過，自然哲學和精神哲學是“應用邏輯學”，前兩者是後者的發揮與實現，後者是前兩者的靈魂，在《邏輯學》中，黑格爾又曾提到“應用邏輯學”問題，列甯敏銳地指出過：“任何科學都是應用邏輯。
”足見缪爾對于黑格爾體系的辯證聯系缺乏理解。
在《黑格爾導論》中，有一章專談“辯證法”，另一章專談“辯證邏輯”，在談到辯證法時，缪爾說：“黑格爾辯證法原理，就其形式的和表面的最顯著的形态來說，是對立物的綜合。
”這樣他就把作為辯證法的核心的對立面的統一原理看成隻是形式的表面的東西，不加以重視；另一方面他又把辯證法加以主觀化，把辯證法說成是“思想的自我發展”，是“自我意識的自我建立和自我決定的活動”。
這樣就把黑格爾全面闡述辯證法的運動規律的偉大成就說成仿佛是費希特從“自我建立自我”出發的主觀辯證法了。
所以，《黑格爾導論》雖然能提出一些有關黑格爾研究的主要問題，但由于缪爾站在新黑格爾主義的立場，未能從辯證法的高度看問題，因而他的解決是不能令人滿意的，在這方面也就失去了正确引導黑格爾研究的“導論”作用。
如果說它也算是“導論”的話，那也就是把黑格爾哲學導向新黑格爾主義，使人們從新黑格爾主義的觀點來理解黑格爾哲學，顯然這是錯誤的。
《黑格爾邏輯學研究》一書，是缪爾自稱費了十多年一再修改的中心著作，關于書中學院式地依次注解和闡釋黑格爾的全部邏輯範疇的篇章，這裡略去不談，單談他從研究黑格爾邏輯學中所發揮出來的他自己的新黑格爾主義觀點。
這書開始從讨論黑格爾關于語言的理論着手來闡述黑格爾的邏輯學，實際上這正反映他受了他所要反對的邏輯實證論的影響。
他自稱他是采納克羅齊所主張的：“語言和直觀一樣，都是表現，屬于藝術範圍，都是先于思維先于科學”的說法來改進黑格爾。
他說：“在黑格爾看來，語言邏輯上是在思想之前的，雖說語言是思想的表達，并且思想消逝了，語言還可保存。
”殊不知，黑格爾明确指出：“由于語言既是思想的産物，所以凡語言所說出的，也沒有不是具有普遍性的。
”而且按照黑格爾的體系，思想、理性在邏輯上先于一切，是一切的根本，而且又明确說，“語言是思想的産物”，他絕不可能承認語言在邏輯上會先于思想。
不管黑格爾的看法對不對，缪爾是為克羅齊所誤引，脫離了黑格爾。
再則黑格爾認為“從廣義講來，思想活動于人類一切行為裡，使人類的一切活動具有人性”，又說：“宗教、法律和道德……”這些領域裡，思維化身為情緒，信仰或表象，一般并不是不在那裡活動。
”黑格爾又說：“‘我’既然同時在我的一切表象、情感、意識狀态等之内，則思想也就無所不在，是一個貫串在這一切規定之中的範疇。
”由此看來，要把黑格爾所認為“無所不在”、“産生語言”的思想，說成是邏輯上後于語言，而語言卻在邏輯上先于思想，這種講法顯然是不符合黑格爾的。
而且語言先于思想的說法也是違反“言為心聲”的常識的。
缪爾這本書絕大部分篇幅依次逐個分析解釋黑格爾邏輯學（以《小邏輯》為主）一系列的範疇。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資産階級黑格爾學者也說他：“把黑格爾認作不可辯駁的哲學家，并且照原樣接受了黑格爾所有的範疇。
”而他自己也說，他“整個講來，對黑格爾的學說是采取辯護和衛護的态度”。
這是主要的特點或缺點。
另一個特點，就是著者許多重要地方是上根據他所了解的亞裡士多德、柏拉圖、康德，下根據布拉德雷和鮑桑凱的邏輯學觀點來解釋黑格爾的。
我們記得列甯說過，“黑格爾邏輯學的總結和概要、最高成就和實質，就是辯證的方法。
”但是與此根本相反，缪爾卻說，黑格爾“整個邏輯學的結論，同時也是它的前提，就是除了精神外，沒有任何東西存在，而精神就是純粹的活動”。
這使我們清楚地看見，在對黑格爾邏輯學的解釋上存在着嚴重的兩條道路的鬥争。
缪爾為了避免人們說他完全接受黑格爾的範疇和體系的嫌疑，在書末他曾勉強對黑格爾作了一些不象批評的批評。
不過他一再聲明，他是從黑格爾的中心思想出發來批評黑格爾，這就是說，站在黑格爾唯心論體系和框子之内來批評黑格爾，這當然無法把黑格爾的思想推進一步。
缪爾對黑格爾的第一個批評是說：黑格爾的邏輯學并不能脫離時間而談超時間或永恒，也不能脫離空間而談超空間，他的意思是說，任何完善的辯證法，也不能完全擺脫時空成分。
這完全不是什麼批評，他的目的隻是想說明在黑格爾那裡，時間與永恒、空間與超空間是結合着。
其實，按
他代表新黑格爾主義者歪曲辯證法、公開反對馬克思主義、反對科學這一現代資産階級哲學流派的共同趨勢。
缪爾近一二十年來發表了三本著作：（一）《黑格爾導論》（1940年）；（二）《黑格爾邏輯學研究》（1950年初版，1959年再版）；（三）《從真理倒退》（1958年），皆牛津出版社刊行。
下面我們就分别考察這三本書，揭示缪爾的主要哲學傾向。
《黑格爾導論》一書，目的是想通過對哲學史的闡述，主要通過對亞裡士多德，其次通過對康德的解釋，以“引導”人了解黑格爾。
他不顧曆史的連續和時代與社會的背景，單純從概念出發，認為“黑格爾思想是亞裡士多德哲學的直接發展”。
并且把黑格爾觀點的形成認為好象僅是“由于解決亞裡士多德所遺留下來的問題”。
他又抹煞黑格爾對康德的批判，片面強調黑格爾繼承康德的一面而斷言，雖說初看起來，黑格爾是康德的批判者，然而“黑格爾永遠是一個康德主義者，不過還不象亞裡士多德永遠是一個柏拉圖主義者那樣深的程度罷了”。
他企圖把黑格爾往後拉向康德的主觀唯心論。
全書共十四章，就有六章講亞裡士多德，他自己也說，這書的名稱也可以叫做《亞裡士多德與黑格爾》，而且他自己也并不否認，他這書有“黑格爾化亞裡士多德的傾向”。
我們強調亞裡士多德動搖于唯物論和唯心論之間的唯物論因素，特别重視亞裡士多德對柏拉圖的批判，推進了哲學史，而缪爾則既抹煞亞裡士多德批判柏拉圖和發展了柏拉圖的地方，把亞裡士多德編排成一個柏拉圖主義者，又把他加以黑格爾化，而黑格爾誠如列甯所指出，又“把亞裡士多德僞造成一個十八—十九世紀的唯心主義者”。
顯然這不能擺恰當亞裡士多德在哲學史上的正确地位。
缪爾指出黑格爾的發展觀念，無論時間上的發展和邏輯上的發展，都在亞裡士多德體系中初次形成，這話倒是很對的，但是他又說：黑格爾體系的結構和細節方面得自亞裡士多德較多，而辯證法則得自柏拉圖較多。
這表明他錯誤地認為發展的學說和辯證法不相幹，他好象認為黑格爾隻是主要在體系方面繼承了亞裡士多德一些東西，而對亞裡士多德的辯證法思想卻少有紹述。
這就直接違反了列甯如下的看法。
列甯說：“亞裡士多德的邏輯學是尋求、探索，它接近于黑格爾的邏輯學”。
并且說，亞裡士多德“到處，在每一步上所提出的問題正是關于辯證法的問題”。
他也違反了黑格爾自己所說過的話：“在真正的思辨裡面，亞裡士多德是和柏拉圖一樣深刻的，而且比柏拉圖發展得更遠、更自覺；對立也獲得了更高的明确性。
” 缪爾不顧曆史發展次序，也不顧邏輯發展次序，把一個英國的新黑格爾主義者布拉德雷生硬武斷地說成是“處于康德與黑格爾之間的[過渡的]中間地位”。
這不唯把費希特、謝林所處的中間地位排斥開，而反曆史地塞進了布拉德雷。
在《黑格爾導論》一書中，缪爾兩三次強調黑格爾的自然哲學和精神哲學與邏輯學的關系是一個急迫的關鍵性問題，而始終未得到明确解決，但是他忘記了黑格爾自己在《小邏輯》第24節附釋二中早已明白指出過，自然哲學和精神哲學是“應用邏輯學”，前兩者是後者的發揮與實現，後者是前兩者的靈魂，在《邏輯學》中，黑格爾又曾提到“應用邏輯學”問題，列甯敏銳地指出過：“任何科學都是應用邏輯。
”足見缪爾對于黑格爾體系的辯證聯系缺乏理解。
在《黑格爾導論》中，有一章專談“辯證法”，另一章專談“辯證邏輯”，在談到辯證法時，缪爾說：“黑格爾辯證法原理，就其形式的和表面的最顯著的形态來說，是對立物的綜合。
”這樣他就把作為辯證法的核心的對立面的統一原理看成隻是形式的表面的東西，不加以重視；另一方面他又把辯證法加以主觀化，把辯證法說成是“思想的自我發展”，是“自我意識的自我建立和自我決定的活動”。
這樣就把黑格爾全面闡述辯證法的運動規律的偉大成就說成仿佛是費希特從“自我建立自我”出發的主觀辯證法了。
所以，《黑格爾導論》雖然能提出一些有關黑格爾研究的主要問題，但由于缪爾站在新黑格爾主義的立場，未能從辯證法的高度看問題，因而他的解決是不能令人滿意的，在這方面也就失去了正确引導黑格爾研究的“導論”作用。
如果說它也算是“導論”的話，那也就是把黑格爾哲學導向新黑格爾主義，使人們從新黑格爾主義的觀點來理解黑格爾哲學，顯然這是錯誤的。
《黑格爾邏輯學研究》一書，是缪爾自稱費了十多年一再修改的中心著作，關于書中學院式地依次注解和闡釋黑格爾的全部邏輯範疇的篇章，這裡略去不談，單談他從研究黑格爾邏輯學中所發揮出來的他自己的新黑格爾主義觀點。
這書開始從讨論黑格爾關于語言的理論着手來闡述黑格爾的邏輯學，實際上這正反映他受了他所要反對的邏輯實證論的影響。
他自稱他是采納克羅齊所主張的：“語言和直觀一樣，都是表現，屬于藝術範圍，都是先于思維先于科學”的說法來改進黑格爾。
他說：“在黑格爾看來，語言邏輯上是在思想之前的，雖說語言是思想的表達，并且思想消逝了，語言還可保存。
”殊不知，黑格爾明确指出：“由于語言既是思想的産物，所以凡語言所說出的，也沒有不是具有普遍性的。
”而且按照黑格爾的體系，思想、理性在邏輯上先于一切，是一切的根本，而且又明确說，“語言是思想的産物”，他絕不可能承認語言在邏輯上會先于思想。
不管黑格爾的看法對不對，缪爾是為克羅齊所誤引，脫離了黑格爾。
再則黑格爾認為“從廣義講來，思想活動于人類一切行為裡，使人類的一切活動具有人性”，又說：“宗教、法律和道德……”這些領域裡，思維化身為情緒，信仰或表象，一般并不是不在那裡活動。
”黑格爾又說：“‘我’既然同時在我的一切表象、情感、意識狀态等之内，則思想也就無所不在，是一個貫串在這一切規定之中的範疇。
”由此看來，要把黑格爾所認為“無所不在”、“産生語言”的思想，說成是邏輯上後于語言，而語言卻在邏輯上先于思想，這種講法顯然是不符合黑格爾的。
而且語言先于思想的說法也是違反“言為心聲”的常識的。
缪爾這本書絕大部分篇幅依次逐個分析解釋黑格爾邏輯學（以《小邏輯》為主）一系列的範疇。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資産階級黑格爾學者也說他：“把黑格爾認作不可辯駁的哲學家，并且照原樣接受了黑格爾所有的範疇。
”而他自己也說，他“整個講來，對黑格爾的學說是采取辯護和衛護的态度”。
這是主要的特點或缺點。
另一個特點，就是著者許多重要地方是上根據他所了解的亞裡士多德、柏拉圖、康德，下根據布拉德雷和鮑桑凱的邏輯學觀點來解釋黑格爾的。
我們記得列甯說過，“黑格爾邏輯學的總結和概要、最高成就和實質，就是辯證的方法。
”但是與此根本相反，缪爾卻說，黑格爾“整個邏輯學的結論，同時也是它的前提，就是除了精神外，沒有任何東西存在，而精神就是純粹的活動”。
這使我們清楚地看見，在對黑格爾邏輯學的解釋上存在着嚴重的兩條道路的鬥争。
缪爾為了避免人們說他完全接受黑格爾的範疇和體系的嫌疑，在書末他曾勉強對黑格爾作了一些不象批評的批評。
不過他一再聲明，他是從黑格爾的中心思想出發來批評黑格爾，這就是說，站在黑格爾唯心論體系和框子之内來批評黑格爾，這當然無法把黑格爾的思想推進一步。
缪爾對黑格爾的第一個批評是說：黑格爾的邏輯學并不能脫離時間而談超時間或永恒，也不能脫離空間而談超空間，他的意思是說，任何完善的辯證法，也不能完全擺脫時空成分。
這完全不是什麼批評，他的目的隻是想說明在黑格爾那裡，時間與永恒、空間與超空間是結合着。
其實，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