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克反馬克思主義的實用主義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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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主義者。
胡克實際上想自命為“批判”的馬克思主義者，以掩飾自己利用實用主義去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意圖。
必須指出：胡克所要推銷的羅素否認曆史規律性的不可知論，和把心理因素、英雄因素、偶然因素混攪在一起的曆史多元論，實際上純粹是主觀唯心主義的曆史觀，是實用主義的舊貨色。
胡适早就在中國宣傳過曆史多元論，用來和當時代表唯物觀點的陳獨秀作鬥争。
而胡克在他的最近那一厚冊的《政治權力與個人自由》中，卻仍然在抛售這種陳舊的貨色。
胡克寫道：“那些認為随着資本主義的衰落，民主制也注定要滅亡的人們，忽略了曆史過程的多元性，忽略了人們的知識或無知（即多元中的心理因素——賀注）可以在這個過程中起着顯著的作用。
”又說：“整個非計劃社會中的人類曆史，可以被看成努力于從因果過程的錯綜複雜的（即多元的——賀注）沒有妄想到的後果（即偶然的無規律的、不可知的後果——賀注）中，保存對人有價值的東西。
”（即曆史的目的論、唯心的客觀主義）所以胡克就根據這種多元的，注重偶然因素的唯心主義曆史觀，妄想于資本主義制度衰落消亡後，而資産階級放任個人自由的民主制還可由于某些多元的、偶然的意想不到的因素而原封不動地保持下來。
胡克就是這樣用腐朽的主觀唯心主義的多元論的曆史觀來反對科學的、革命的曆史唯物主義，來替走向崩潰的壟斷資本主義所謂個人放任自由的民主作辯護。
三、胡克擡出杜威作為反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一面旗幟 胡克的整個世界觀是實用主義的。
然而他自己對實用主義的理論并沒有新的貢獻。
作為一個實用主義的代表，他在美國哲學界地位并不高。
胡克的言論著作的重要性，引人注意的特點，主要在于他利用“精通”馬克思主義和繼承實用主義這兩重身份來招搖。
胡克宣傳杜威哲學，主要是為了政治上把杜威擡出來作為反馬克思主義、反共産主義、反蘇聯的一面黑旗。
當然實用主義本身就包含反馬克思主義的因素，杜威死後，又被胡克之流大吹大擂地捧出他的靈牌來反對馬克思主義。
因此，我們對胡克的批判就更有現實意義。
胡克标榜杜威是科學與自由的哲學家。
他擡出杜威作為科學的哲學家，妄想用實用主義來壟斷科學。
并借以表示辯證唯物主義是非科學的哲學。
他擡出杜威作為自由的哲學家，因為在胡克看來，馬克思主義哲學是抹煞自由的哲學，而杜威的哲學則是自由與民主的哲學。
在一篇“杜威在近代哲學中的地位”的文章裡，胡克替杜威宣傳的論點講得最為簡單明了，使我們更認清他的真面貌。
第一，作為科學的哲學家，胡克認為杜威的實用主義的世界觀，既反對唯物主義，也反對唯心主義，而是一種兼有唯心唯物的優點的所謂“實驗的自然主義”。
他說：“杜威兩面作戰，一方面反對唯物論者，即在倫理學上反對人把理性從屬于動物生活。
另一方面反對主張理念世界的柏拉圖主義者。
因為理念世界要脫離經驗、超出感覺世界才能發現。
”可事實上把理性從屬于動物生活的，正是現在最流行的資産階級哲學中各式各樣的反理性主義流派。
至于胡克說杜威反對柏拉圖的理念世界，其實際目标乃在于反對辯證唯物主義。
因為胡克始終認為辯證唯物主義是一種唯心主義。
并把社會主義遠景與柏拉圖的理想國混淆起來。
揭穿來看，胡克反對唯物主義也好，反對柏拉圖式的唯心主義也好，其唯一目标都在于反對辯證唯物主義。
胡克把杜威的實用主義解釋為“方法的人類中心說”，即是“從人們現在的經驗和行為效果出發來說明世界過去是什麼樣子”，并且說：“拒絕超出科學的方法和科學的結論所提供的證據以外去肯定實在，是杜威不同于其他唯物主義和自然主義派的地方。
”因此杜威的學說又叫做“實驗的自然主義”。
——這無異于明白承認，杜威的實用主義是從主觀的人，從現在經驗和行為效果出發，去說明世界。
胡克特别吹捧杜威作為一個科學的哲學家，說他的“科學性”在于“實用主義是最廣義的科學方向的邏輯，是科學方法的總結”。
并宣稱實用主義隻相信科學證據的權威，而反對教會的權威和極權國家的政治權威，代之以科學方法的權威。
“因此杜威的方法是簡單的，而且是革命的。
”這顯然是濫用“革命”這一名詞。
杜威的所謂科學方法，其實主要是反對革命人民、工人階級的權威，科學的唯物主義的權威。
而它所一貫支持和維護的，乃是美國和美國傳統的權威。
遠在1929年，在一個為了慶祝杜威七十誕辰而舉行的杜威哲學讨論會上，杜威的老朋友和哥倫比亞大學的老同事烏德布裡幾教授，曾揭露過杜威，說杜威經常宣揚所謂實驗方法，說杜威的著作和論文卻用了不少辯證法，但沒有一篇是根據科學實驗成果作出來的報告。
杜威當時隻好用聊以解嘲的方式答複道：“沒有任何哲學著作是可以不用辯證法寫成的。
”說句老實話，杜威早年受過黑格爾學派的影響，晚年也自稱他最喜愛的哲學家是柏拉圖，他卻真有一定的政治社會理想和與進化論相聯系的辯證法，不是胡克之流所可歪曲利用的。
他們的方法，實際上不過是濫用名詞，從希臘智者派普羅泰哥拉斯那裡承襲來的詭辯法罷了！ 我們再看胡克所吹捧的“作為自由的哲學家的杜威”。
胡克說：“杜威的社會哲學自從1929年以來，是一個具有民主主義精神和社會主義的特性的哲學。
這個哲學認為把經濟和政治分開的舊社會制度已一去不複返了。
杜威的優點就在于承認‘合衆國’、傾向于股份公司（即聯邦變成聯合公司——賀注）即國家公司化，國家與資本家結合。
杜威的思想代表了自由人民在一個新的時代裡，即大大不同于華盛頓、傑弗遜、林肯的時代裡，保持并發展他們的自由主義傳統。
”這段話把杜威特别是胡克本人社會政治思想脫離了美國初期華盛頓、傑弗遜、林肯的優良自由、民主的傳統透露得再清楚沒有了。
但是胡克似乎已經本能地預感着事情的不妙。
他說：“杜威的著作有着免于被焚毀的可能性。
”于是胡克叫嚣說：“杜威之所以被蘇維埃政權和它的各處的附和者當作哲學上的第一号敵人就由于他嚴正地反對積極的文化恐怖統治者。
”于是他向美國壟斷資産階級呼籲，要他們接受“積極的文化恐怖的挑戰”。
并且說：“這個挑戰，這個賭博，可以鼓舞起我們的希望、勇氣，值得竭全生的力量去從事。
”最後預言道：“杜威的思想将會得到新的發展。
” 這完全是冷戰時期鼓吹對新興社會主義進行熱戰的賭博！胡克若沒忘記美帝國主義先後侵占我台灣、出兵侵略朝鮮、武力支持南越傀儡政權、出動海陸空重兵侵略初建的北越社會主義政權的熱戰賭博所受到的失敗和慘痛教訓，就必須承認這類反馬克思主義論調的反動性和錯誤性。
至于杜威在1919中國新文化運動時期來中國講學，在知識分子和青年間有不少朋友和學生，于傳播科學與民主有過貢獻，對于中國人民是很友好的。
隻是他的某些學生如中國的胡适公開反對
胡克實際上想自命為“批判”的馬克思主義者，以掩飾自己利用實用主義去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意圖。
必須指出：胡克所要推銷的羅素否認曆史規律性的不可知論，和把心理因素、英雄因素、偶然因素混攪在一起的曆史多元論，實際上純粹是主觀唯心主義的曆史觀，是實用主義的舊貨色。
胡适早就在中國宣傳過曆史多元論，用來和當時代表唯物觀點的陳獨秀作鬥争。
而胡克在他的最近那一厚冊的《政治權力與個人自由》中，卻仍然在抛售這種陳舊的貨色。
胡克寫道：“那些認為随着資本主義的衰落，民主制也注定要滅亡的人們，忽略了曆史過程的多元性，忽略了人們的知識或無知（即多元中的心理因素——賀注）可以在這個過程中起着顯著的作用。
”又說：“整個非計劃社會中的人類曆史，可以被看成努力于從因果過程的錯綜複雜的（即多元的——賀注）沒有妄想到的後果（即偶然的無規律的、不可知的後果——賀注）中，保存對人有價值的東西。
”（即曆史的目的論、唯心的客觀主義）所以胡克就根據這種多元的，注重偶然因素的唯心主義曆史觀，妄想于資本主義制度衰落消亡後，而資産階級放任個人自由的民主制還可由于某些多元的、偶然的意想不到的因素而原封不動地保持下來。
胡克就是這樣用腐朽的主觀唯心主義的多元論的曆史觀來反對科學的、革命的曆史唯物主義，來替走向崩潰的壟斷資本主義所謂個人放任自由的民主作辯護。
三、胡克擡出杜威作為反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一面旗幟 胡克的整個世界觀是實用主義的。
然而他自己對實用主義的理論并沒有新的貢獻。
作為一個實用主義的代表，他在美國哲學界地位并不高。
胡克的言論著作的重要性，引人注意的特點，主要在于他利用“精通”馬克思主義和繼承實用主義這兩重身份來招搖。
胡克宣傳杜威哲學，主要是為了政治上把杜威擡出來作為反馬克思主義、反共産主義、反蘇聯的一面黑旗。
當然實用主義本身就包含反馬克思主義的因素，杜威死後，又被胡克之流大吹大擂地捧出他的靈牌來反對馬克思主義。
因此，我們對胡克的批判就更有現實意義。
胡克标榜杜威是科學與自由的哲學家。
他擡出杜威作為科學的哲學家，妄想用實用主義來壟斷科學。
并借以表示辯證唯物主義是非科學的哲學。
他擡出杜威作為自由的哲學家，因為在胡克看來，馬克思主義哲學是抹煞自由的哲學，而杜威的哲學則是自由與民主的哲學。
在一篇“杜威在近代哲學中的地位”的文章裡，胡克替杜威宣傳的論點講得最為簡單明了，使我們更認清他的真面貌。
第一，作為科學的哲學家，胡克認為杜威的實用主義的世界觀，既反對唯物主義，也反對唯心主義，而是一種兼有唯心唯物的優點的所謂“實驗的自然主義”。
他說：“杜威兩面作戰，一方面反對唯物論者，即在倫理學上反對人把理性從屬于動物生活。
另一方面反對主張理念世界的柏拉圖主義者。
因為理念世界要脫離經驗、超出感覺世界才能發現。
”可事實上把理性從屬于動物生活的，正是現在最流行的資産階級哲學中各式各樣的反理性主義流派。
至于胡克說杜威反對柏拉圖的理念世界，其實際目标乃在于反對辯證唯物主義。
因為胡克始終認為辯證唯物主義是一種唯心主義。
并把社會主義遠景與柏拉圖的理想國混淆起來。
揭穿來看，胡克反對唯物主義也好，反對柏拉圖式的唯心主義也好，其唯一目标都在于反對辯證唯物主義。
胡克把杜威的實用主義解釋為“方法的人類中心說”，即是“從人們現在的經驗和行為效果出發來說明世界過去是什麼樣子”，并且說：“拒絕超出科學的方法和科學的結論所提供的證據以外去肯定實在，是杜威不同于其他唯物主義和自然主義派的地方。
”因此杜威的學說又叫做“實驗的自然主義”。
——這無異于明白承認，杜威的實用主義是從主觀的人，從現在經驗和行為效果出發，去說明世界。
胡克特别吹捧杜威作為一個科學的哲學家，說他的“科學性”在于“實用主義是最廣義的科學方向的邏輯，是科學方法的總結”。
并宣稱實用主義隻相信科學證據的權威，而反對教會的權威和極權國家的政治權威，代之以科學方法的權威。
“因此杜威的方法是簡單的，而且是革命的。
”這顯然是濫用“革命”這一名詞。
杜威的所謂科學方法，其實主要是反對革命人民、工人階級的權威，科學的唯物主義的權威。
而它所一貫支持和維護的，乃是美國和美國傳統的權威。
遠在1929年，在一個為了慶祝杜威七十誕辰而舉行的杜威哲學讨論會上，杜威的老朋友和哥倫比亞大學的老同事烏德布裡幾教授，曾揭露過杜威，說杜威經常宣揚所謂實驗方法，說杜威的著作和論文卻用了不少辯證法，但沒有一篇是根據科學實驗成果作出來的報告。
杜威當時隻好用聊以解嘲的方式答複道：“沒有任何哲學著作是可以不用辯證法寫成的。
”說句老實話，杜威早年受過黑格爾學派的影響，晚年也自稱他最喜愛的哲學家是柏拉圖，他卻真有一定的政治社會理想和與進化論相聯系的辯證法，不是胡克之流所可歪曲利用的。
他們的方法，實際上不過是濫用名詞，從希臘智者派普羅泰哥拉斯那裡承襲來的詭辯法罷了！ 我們再看胡克所吹捧的“作為自由的哲學家的杜威”。
胡克說：“杜威的社會哲學自從1929年以來，是一個具有民主主義精神和社會主義的特性的哲學。
這個哲學認為把經濟和政治分開的舊社會制度已一去不複返了。
杜威的優點就在于承認‘合衆國’、傾向于股份公司（即聯邦變成聯合公司——賀注）即國家公司化，國家與資本家結合。
杜威的思想代表了自由人民在一個新的時代裡，即大大不同于華盛頓、傑弗遜、林肯的時代裡，保持并發展他們的自由主義傳統。
”這段話把杜威特别是胡克本人社會政治思想脫離了美國初期華盛頓、傑弗遜、林肯的優良自由、民主的傳統透露得再清楚沒有了。
但是胡克似乎已經本能地預感着事情的不妙。
他說：“杜威的著作有着免于被焚毀的可能性。
”于是胡克叫嚣說：“杜威之所以被蘇維埃政權和它的各處的附和者當作哲學上的第一号敵人就由于他嚴正地反對積極的文化恐怖統治者。
”于是他向美國壟斷資産階級呼籲，要他們接受“積極的文化恐怖的挑戰”。
并且說：“這個挑戰，這個賭博，可以鼓舞起我們的希望、勇氣，值得竭全生的力量去從事。
”最後預言道：“杜威的思想将會得到新的發展。
” 這完全是冷戰時期鼓吹對新興社會主義進行熱戰的賭博！胡克若沒忘記美帝國主義先後侵占我台灣、出兵侵略朝鮮、武力支持南越傀儡政權、出動海陸空重兵侵略初建的北越社會主義政權的熱戰賭博所受到的失敗和慘痛教訓，就必須承認這類反馬克思主義論調的反動性和錯誤性。
至于杜威在1919中國新文化運動時期來中國講學，在知識分子和青年間有不少朋友和學生，于傳播科學與民主有過貢獻，對于中國人民是很友好的。
隻是他的某些學生如中國的胡适公開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