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克反馬克思主義的實用主義剖析
關燈
小
中
大
起來講，他指責這種講法是混亂的物理學與倫理學。
因為據他說：“自然的規律是不能違反的。
但是曆史的和社會革命的規律大概是可以違反的。
”所以他反對自然辯證法的政治目的，在挖掉社會曆史辯證發展的客觀基礎，以為垂死壟斷資産階級“違反曆史和社會革命的規律”作理論辯護。
胡克這書，除了第一章講黑格爾與馬克思外，其餘的幾章是用在讨論馬克思與施特勞斯、鮑威爾、盧格、斯蒂納，真正的社會主義者莫澤斯、赫斯及費爾巴哈的關系。
這些篇章主要依據并歪曲利用《神聖家族》及《德意志意識形态》等書寫成。
最後他并從這兩書中摘譯了幾段作為附錄。
他自吹為提供少見的資料，就是指這些篇章而言。
對于他所提供的所謂“資料”，試舉兩個例子談一談： 我們知道，馬克思、恩格斯對于真正社會主義者代表人物莫澤斯、赫斯等人的批判，主要是批判他們的小資産階級觀點的反動本質，揭露他們所宣傳的“博愛”的市儈的感傷主義的說教和散布抹煞階級的和平思想，也批判了他們妄自尊大的民族主義思想。
而胡克書中卻歌頌赫斯，把他描寫成完善的聖人，并且接受李亞然諾夫的觀點，認為馬克思對赫斯的批判實際上是馬克思對自己思想的自我批判！這簡直是對馬克思的誣蔑。
因為馬克思批判真正的社會主義時，才二十六歲，我們在這期間以前，找不到馬克思曾經有過象真正社會主義者那些觀點。
又如胡克書中，除長篇讨論馬克思與費爾巴哈關系外，又對《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逐條加以歪曲附會的注釋。
然而對于著名的第十一條提綱“哲學家們隻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胡克首先把“哲學家們”縮小為隻指青年黑格爾們，特别針對費爾巴哈而言，好象這話，并不是指傳統哲學家，特别一般資産階級哲學家。
其次，他把“改變世界”一語剝掉它真實的革命實踐的意義，而加以抽象空洞的實用主義的歪曲。
說什麼“馬克思要求的是這樣一種哲學，它所包含的不僅僅是觀念的冒險，而且要拿整個人格去冒險，以把它實現出來！”這就是說，把“改變世界”了解為實用主義的口頭禅“觀念的冒險和人格的冒險”。
這樣就以為他這條提綱是不能運用來批評實用主義哲學家的。
因為在他看來，實用主義不隻是解釋世界的哲學，而且是主張觀念的冒險，人格的冒險實現主觀的概念，以改變世界的哲學。
胡克想掩蓋實用主義注重“意志的信仰”，注重偶然性，如賭博然，人總想赢錢的幸運和可能的唯心主義實質，而且“觀念冒險，人格冒險”正表現了美國資産階級的生活态度。
與馬克思主義通過自然鬥争和社會鬥争以改造世界，在改造世界過程中同時改造了自己的革命思想，并無共同之點。
胡克站在實用主義立場所提供有關馬克思思想發展和某些有關人物的資料，就是這樣！ 二、胡克傳播羅素的曆史觀點，以反對曆史唯物主義 胡克把羅素早年接近于實用主義的曆史觀點搜索出來加以表揚。
胡克找出羅素早在1896年所寫《德國的社會民主主義》一書，說它是“最顯著地批判馬克思主義的著作”。
并且想借以表明羅素從他早年起即始終一貫地在批判馬克思主義。
他表揚羅素1920年發表的《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實踐與理論》一書，說它是“卓越的勇敢的著作”。
并且說這是羅素親自訪問蘇聯，經過實地考察後作出的論斷，因而更值得信服。
殊不知羅素訪蘇聯後的言論也暴露了他自己的英國貴族和資産階級偏見和立場。
這使得他在第一次大戰期間主張和平、反對戰争的自由民主主義經不起實際的考驗，使他不能與許多進步的西歐科學家和哲學家與時俱進。
胡克特别推崇羅素缺乏曆史、政治眼光，想自搞一套“曆史哲學”的體系的著作《自由與組織》（1934）一書，稱其“輝煌地廣泛而系統地批判馬克思主義”。
胡克企圖搞杜威與羅素在實用主義方面的唯心主義的聯盟。
他突出地标榜了羅素兩點和實用主義相一緻的反對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
胡克首先傳播羅素在曆史哲學上的不可知論。
他強調羅素從休谟出發的，好象是隻看具體曆史經驗，因而否認有所謂“有效的曆史規律”。
他引證羅素來說：“象黑格爾和馬克思所提出的概括一切的曆史發展規律，不是對于曆史事實的歪曲，就是對于曆史事實有所省略。
”他最欣賞羅素這樣一句反曆史唯物主義的警句：“曆史還不是一門科學，并且隻能用歪曲和省略的方式勉強使得曆史貌似科學。
”殊不知，羅素、杜威用經驗主義、實用主義的方法，沉陷在繁瑣個别枝枝節節的事實裡，永遠抓不住曆史事變的主流、本質，看不見世界形勢、客觀現實辯證發展的規律，當然不能使曆史成為科學。
但這絲毫不妨礙曆史唯物主義的科學性，及所作出的經過億萬人民革命實踐所證明的曆史論斷和曆史預見的科學性和真理性。
其次，胡克表彰了羅素的曆史多元論以反對一元論的曆史觀。
羅素認為決定曆史進程有如下四種原因：（一）經濟技術；（二）政治的理論或理想；（三）有特殊能力處于重要地位的偉大人物；（四）偶然事變。
羅素提出經濟技術因素，企圖用來偷換曆史唯物主義，實際上是脫離了勞動力的機械講法。
他所謂政治理論和理想社會條件與階級利益無關。
他所謂偉大人物，也不是帶有階級烙印的人和時代的産物。
事實上所謂多元曆史觀，是經濟決定論、心理因素決定論、英雄史觀和偶然性的拼湊。
羅素把偶然因素誇大到荒謬可笑的程度。
他把偶然事件定義為“不知道原因的、事情很小而後果重大的事件”。
他認為拿破侖之生，是對曆史有決定性後果的偶然事件。
并且說：如果英王亨利八世不與安妮·波林（AnneBolym）結婚，美國就不會存在。
這種把偶然論與英雄主義混在一起的荒謬可笑的看法，連胡克也不好完全贊同。
于是胡克特别強調并利用羅素所提出的心理因素，特别是愛權力和愛金錢的心理因素來反對馬克思主義和民主集中制。
說某些社會主義國家的領袖由專政權力，把政權集中在少數官僚貴族手中，因而創造一個比資本主義還更殘酷壓迫人的政權。
又說社會主義國家的種種罪惡，都來源于共産黨人對人的看法，階級仇恨的教條和相信人性可以完全用暴力改變。
換句話說，照羅素和胡克看來，社會主義政權的種種“罪惡”，或是來源于某些心理因素和對人生的看法，或是來源于忽視了人性或人的某些心理因素。
于是胡克就給予羅素一個“批判的馬克思主義者”的稱号，借以反對他所謂正統的馬克思主義。
并且捏造說：“當馬克思寫曆史時，他本人就不是一個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因為他也注重人物和觀念的作用。
”他擡出馬克思本人來反對“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或教條主義。
殊不知從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出發，來注重人和觀念的作用，與從曆史多元論來強調心理因素的英雄決定論有本質的不同。
而且，大家都知道，羅素始終是站在馬克思主義外邊去反對馬克思主義，他從來也沒有妄想當一個修正的，或者什麼“批判”的
因為據他說：“自然的規律是不能違反的。
但是曆史的和社會革命的規律大概是可以違反的。
”所以他反對自然辯證法的政治目的，在挖掉社會曆史辯證發展的客觀基礎，以為垂死壟斷資産階級“違反曆史和社會革命的規律”作理論辯護。
胡克這書，除了第一章講黑格爾與馬克思外，其餘的幾章是用在讨論馬克思與施特勞斯、鮑威爾、盧格、斯蒂納，真正的社會主義者莫澤斯、赫斯及費爾巴哈的關系。
這些篇章主要依據并歪曲利用《神聖家族》及《德意志意識形态》等書寫成。
最後他并從這兩書中摘譯了幾段作為附錄。
他自吹為提供少見的資料，就是指這些篇章而言。
對于他所提供的所謂“資料”，試舉兩個例子談一談： 我們知道，馬克思、恩格斯對于真正社會主義者代表人物莫澤斯、赫斯等人的批判，主要是批判他們的小資産階級觀點的反動本質，揭露他們所宣傳的“博愛”的市儈的感傷主義的說教和散布抹煞階級的和平思想，也批判了他們妄自尊大的民族主義思想。
而胡克書中卻歌頌赫斯，把他描寫成完善的聖人，并且接受李亞然諾夫的觀點，認為馬克思對赫斯的批判實際上是馬克思對自己思想的自我批判！這簡直是對馬克思的誣蔑。
因為馬克思批判真正的社會主義時，才二十六歲，我們在這期間以前，找不到馬克思曾經有過象真正社會主義者那些觀點。
又如胡克書中，除長篇讨論馬克思與費爾巴哈關系外，又對《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逐條加以歪曲附會的注釋。
然而對于著名的第十一條提綱“哲學家們隻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胡克首先把“哲學家們”縮小為隻指青年黑格爾們，特别針對費爾巴哈而言，好象這話，并不是指傳統哲學家，特别一般資産階級哲學家。
其次，他把“改變世界”一語剝掉它真實的革命實踐的意義，而加以抽象空洞的實用主義的歪曲。
說什麼“馬克思要求的是這樣一種哲學，它所包含的不僅僅是觀念的冒險，而且要拿整個人格去冒險，以把它實現出來！”這就是說，把“改變世界”了解為實用主義的口頭禅“觀念的冒險和人格的冒險”。
這樣就以為他這條提綱是不能運用來批評實用主義哲學家的。
因為在他看來，實用主義不隻是解釋世界的哲學，而且是主張觀念的冒險，人格的冒險實現主觀的概念，以改變世界的哲學。
胡克想掩蓋實用主義注重“意志的信仰”，注重偶然性，如賭博然，人總想赢錢的幸運和可能的唯心主義實質，而且“觀念冒險，人格冒險”正表現了美國資産階級的生活态度。
與馬克思主義通過自然鬥争和社會鬥争以改造世界，在改造世界過程中同時改造了自己的革命思想，并無共同之點。
胡克站在實用主義立場所提供有關馬克思思想發展和某些有關人物的資料，就是這樣！ 二、胡克傳播羅素的曆史觀點，以反對曆史唯物主義 胡克把羅素早年接近于實用主義的曆史觀點搜索出來加以表揚。
胡克找出羅素早在1896年所寫《德國的社會民主主義》一書，說它是“最顯著地批判馬克思主義的著作”。
并且想借以表明羅素從他早年起即始終一貫地在批判馬克思主義。
他表揚羅素1920年發表的《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實踐與理論》一書，說它是“卓越的勇敢的著作”。
并且說這是羅素親自訪問蘇聯，經過實地考察後作出的論斷，因而更值得信服。
殊不知羅素訪蘇聯後的言論也暴露了他自己的英國貴族和資産階級偏見和立場。
這使得他在第一次大戰期間主張和平、反對戰争的自由民主主義經不起實際的考驗，使他不能與許多進步的西歐科學家和哲學家與時俱進。
胡克特别推崇羅素缺乏曆史、政治眼光，想自搞一套“曆史哲學”的體系的著作《自由與組織》（1934）一書，稱其“輝煌地廣泛而系統地批判馬克思主義”。
胡克企圖搞杜威與羅素在實用主義方面的唯心主義的聯盟。
他突出地标榜了羅素兩點和實用主義相一緻的反對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
胡克首先傳播羅素在曆史哲學上的不可知論。
他強調羅素從休谟出發的，好象是隻看具體曆史經驗，因而否認有所謂“有效的曆史規律”。
他引證羅素來說：“象黑格爾和馬克思所提出的概括一切的曆史發展規律，不是對于曆史事實的歪曲，就是對于曆史事實有所省略。
”他最欣賞羅素這樣一句反曆史唯物主義的警句：“曆史還不是一門科學，并且隻能用歪曲和省略的方式勉強使得曆史貌似科學。
”殊不知，羅素、杜威用經驗主義、實用主義的方法，沉陷在繁瑣個别枝枝節節的事實裡，永遠抓不住曆史事變的主流、本質，看不見世界形勢、客觀現實辯證發展的規律，當然不能使曆史成為科學。
但這絲毫不妨礙曆史唯物主義的科學性，及所作出的經過億萬人民革命實踐所證明的曆史論斷和曆史預見的科學性和真理性。
其次，胡克表彰了羅素的曆史多元論以反對一元論的曆史觀。
羅素認為決定曆史進程有如下四種原因：（一）經濟技術；（二）政治的理論或理想；（三）有特殊能力處于重要地位的偉大人物；（四）偶然事變。
羅素提出經濟技術因素，企圖用來偷換曆史唯物主義，實際上是脫離了勞動力的機械講法。
他所謂政治理論和理想社會條件與階級利益無關。
他所謂偉大人物，也不是帶有階級烙印的人和時代的産物。
事實上所謂多元曆史觀，是經濟決定論、心理因素決定論、英雄史觀和偶然性的拼湊。
羅素把偶然因素誇大到荒謬可笑的程度。
他把偶然事件定義為“不知道原因的、事情很小而後果重大的事件”。
他認為拿破侖之生，是對曆史有決定性後果的偶然事件。
并且說：如果英王亨利八世不與安妮·波林（AnneBolym）結婚，美國就不會存在。
這種把偶然論與英雄主義混在一起的荒謬可笑的看法，連胡克也不好完全贊同。
于是胡克特别強調并利用羅素所提出的心理因素，特别是愛權力和愛金錢的心理因素來反對馬克思主義和民主集中制。
說某些社會主義國家的領袖由專政權力，把政權集中在少數官僚貴族手中，因而創造一個比資本主義還更殘酷壓迫人的政權。
又說社會主義國家的種種罪惡，都來源于共産黨人對人的看法，階級仇恨的教條和相信人性可以完全用暴力改變。
換句話說，照羅素和胡克看來，社會主義政權的種種“罪惡”，或是來源于某些心理因素和對人生的看法，或是來源于忽視了人性或人的某些心理因素。
于是胡克就給予羅素一個“批判的馬克思主義者”的稱号，借以反對他所謂正統的馬克思主義。
并且捏造說：“當馬克思寫曆史時，他本人就不是一個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因為他也注重人物和觀念的作用。
”他擡出馬克思本人來反對“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或教條主義。
殊不知從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出發，來注重人和觀念的作用，與從曆史多元論來強調心理因素的英雄決定論有本質的不同。
而且，大家都知道，羅素始終是站在馬克思主義外邊去反對馬克思主義，他從來也沒有妄想當一個修正的，或者什麼“批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