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強對西方現代哲學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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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談一談解放前和解放後我們對西方哲學研究不同情況的對比。

     在解放前,關于西方哲學研究的一個主要特點,就是西方各個資本主義國家的各式各樣資産階級唯心主義流派在中國都有它們的代表人物。

    如有實用主義的代表,有馬赫主義的代表,有新實在論的代表,有批判的實在論的代表,有邏輯實證主義的代表,有新康德學派、新黑格爾學派的代表,也有宣揚尼采、柏格森學說的人,等等。

     這些外國資産階級哲學流派在中國的代表,他們還不安于簡單地稗販、傳布,他們還想進一步加以“中國化”,使它們與中國傳統的封建哲學思想相結合,所謂“以舊瓶裝新酒”,以便更好地适合于當時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反動統治王朝的需要。

    他們把西方哲學某一流派與他們喜愛的中國哲學某一流派相聯系,相附會,來一個“中西合璧”,這樣就使得自己的哲學思想有一點“創造性”,自創體系,自己這次收入本集時,曾作了一些訂正。

    搞一套雜湊的哲學,更可以欺騙和影響較多的讀者、青年。

    有人把柏格森的直覺主義和佛學與王陽明混在一起講,象梁漱溟先生。

    有人用實用主義的觀點、方法寫中國哲學史,把他所喜歡的中國哲學史上的哲學家都歪曲為實用主義者,如胡适。

    有人把美國新實在論與中國程朱哲學結合起來形成自己的體系。

    也有人把康德、黑格爾的哲學與宋明儒家的思想雜拌在一起講。

    他們這些思想顯然都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政治情況下産生的。

     這種中西合璧、自搞一套的情況,當時站在資産階級立場來看問題的人,對它評價很高,還認為是好事,說什麼這表明西方哲學在中國“生根”了;中國人在學習西方哲學的基礎上,能創立新的體系、自搞一套了。

     其實,與此相反,這正表明這種有了一套體系的哲學思想的人,每每一貫地與馬克思主義背道而馳,他的舊哲學包袱特别重,他的哲學上的頑固偏見特别重,難于連根拔掉。

     另一方面,這種所謂“中西合璧”的一套思想,乃是不中不西的東西,既不是客觀科學地介紹西方哲學思想,也不是實事求是地整理中國的古典哲學著作,沒有推動學術文化向前進展,反而拖着向後退。

     與此相聯系,解放前研究西方哲學的人,并不重視資料的掌握和整理。

    對于西方重要古典哲學著作很少作科學的、客觀的翻譯與介紹。

    他們自己以曾經留學外國能直接閱讀洋書自豪,他們也指導學生“直接閱讀英文原著”,說這正表明“學術水平”很高。

    他們輕視翻譯工作,也不屑于讀翻譯的著作,而當時很多中文譯本質量也确是較差。

    這樣,西方哲學的研究就成了少數特殊化的人的事情。

    這充分反映了它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局限性。

     解放後,西方哲學的研究起了根本的變化。

     首先,翻譯資料工作得到了重視,被看成是一種促進研究和批判工作的基本建設。

    西方哲學工作者,對唯物主義的哲學著作,對希臘及德國古典哲學著作,對俄國革命民主主義哲學家的著作,對法國唯物主義的著作,對空想社會主義的著作,都作了一些翻譯和介紹,出版了不少中文譯本。

    最初,譯者的注釋、譯者批判介紹的序文比較少。

    近年來比較重視譯者序文的工作,重要的哲學譯本,也漸有批判介紹的序文。

    這就改變了解放前不重視翻譯工作和掌握材料的狀況,并走上翻譯與研究相結合的道路。

     其次,經過學習馬克思列甯主義經典著作,經過思想改造運動,經過資産階級學術思想批判運動,以及最近關于西方哲學教學的課程改革運動,很多人都參加了批判西方資産階級唯心論的工作,并對自己的舊學術思想作了自我批判,當然還很少、很不夠。

     老一輩的代表西方資産階級哲學流派的那些自成一套的唯心主義的哲學體系,基本上被打垮了。

    打垮了,還不一定就消失了。

    但至少不易複活了,随着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消逝而一去不複返了。

    有些人由于還沒有樹立起無産階級世界觀,以緻專長還沒有能很好地發揮出來。

    其程度深淺如何,這要看各人思想改造的具體情況而定。

    但總的可以說:代表西方哲學流派的那些自成一套的體系,基本上打垮了,至少是殘缺不全了,無論如何,我們很少看見有人仍然堅持他的舊思想學派,或者仍舊從他的舊學派觀點出發,來對待哲學問題了。

    而且多數是在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寫西方哲學講義,來講課,來評價古代哲學家,來批判現代西方資産階級哲學家了。

    雖然他們還運用得不很好,不熟練,甚至于還有錯誤的、不合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冒出來。

    但這是一種在進步、轉變中的缺點和錯誤,是可以通過争鳴而逐漸加以糾正的。

     概括起來,同解放前的情況對比,可以說: (一)比較實事求是地、客觀地搞翻譯、搞資料工作。

     (二)西方資産階級哲學流派在中國的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