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杜威
關燈
小
中
大
黑格爾相同，但無疑是受了黑格爾的啟示生出的。
在慶祝他七十歲的哲學讨論上，哥倫比亞大學的武德布瑞吉教授曾經批評過他，說杜威标榜實驗方法，而寫書卻從不經過實驗考察的程序，仍是依靠辯證法的應用。
他答辯說：“沒有任何從事哲學著作的人而能不用辯證法的。
”從這點上面也可看出他也受過黑格爾辯證法的一定的影響。
進化論在杜威哲學裡面的地位也非常重要。
杜威受進化論影響的地方，可以從他的《達爾文主義及其影響》（DarwinismanditsInfluence）一書裡面看出來。
大體上杜威以為實在永遠在發展變化之中，生命現象就是機體對于環境的适應。
因此他的哲學裡面常有生物方面發生學的方法（geneticmethod）的應用。
不過，他似乎沒有把發生學的方法和辯證法，或者說矛盾思辨法加以區分，更從發生學的方法裡蛻化出所謂曆史的方法來，雜在一起。
他對于道德生活的研究就把三者拿來混合使用，而不把它們本質上的差異——各别為邏輯的，生物學的，曆史的發展——加以任何考慮，他隻看到它們都注意發展的共同性，于是以為都可以應用到哲學上來，就重視發展這一點說，進化論對他哲學的影響已經是夠大的了。
我們說，杜威哲學的第三個淵源是美國文化。
這意思實際上就是他的哲學思想得之于美國文化的很多。
美國文化幫助他建立起他的體系，而他的體系建成以後，反過來又剛好可以代表美國文化的精神。
因此，美國哲學家哈佛大學霍金教授（1873—1966），在杜威七十壽辰的祝詞中，稱他為“美國的絕對者的象征”（SymboloftheAbsoluteinAmerica）。
他的朋友芝加哥大學教授米德（G.H.Mead，l863—1931）說他比詹姆斯、比魯一士都更能代表美國；詹姆斯的法國意味太重，桑提耶納代表着西班牙的浪漫精神，而魯一士更是滿紙的德國氣息，隻有杜威才是純粹的美國哲學家。
他是美國文化的解釋者，他是美國精神的代言人。
對杜威嘲諷備至的羅素也說他代表美國工業社會的哲學，他那不喜歡數理邏輯等學問的态度也由此而來。
這評語确是非常恰當的。
對于傳統哲學或正統哲學，杜威曾經作過有系統的批判。
他提出了傳統哲學的四大罪狀：（一）對于一民族、一國家原有的風俗、習慣、信仰等加以辯護，使它們合理化。
布拉德雷（Bradley）也曾經說過“哲學的職務在于替人的偏執的見解習俗找出些壞的理由來”，杜威則更進一步說傳統哲學的立場就是在替這些傳統東西作辯護。
（二）傳統哲學總要找出一個永恒不變的絕對的本質，所以和宗教狼狽為奸，啟蒙時代以後，宗教解體了，正統哲學就代替神學來滿足人類的宗教上的要求。
（三）正統哲學遇見生活上或者精神上有困難的時候，不積極地去改造外界，隻消極地去改造内心，這種情形，實際上就是自欺。
（四）傳統哲學上的問題，大多和實際沒有關系，玄妙而不實用。
因此杜威說出了“哲學必須研究人的問題，而不是研究哲學家的問題”的話。
在這個新的看法下面，本體論可以棄之如敝屣了，認識論也得改成求得知識的方法論，不可再象康德那樣可笑，當人類認識已有長足進展的近代，卻還去讨論認識如何可能的問題。
在杜威心中哲學應該變成一種實驗科學，一種能夠解決人生中的實際問題、為社會謀取福利的科學。
哲學應該跳下象牙之塔來，在污濁的塵世裡建立樂園，指導科學，使科學人文化而不繼續自放于虛無邈遠的高不可攀之處。
這種改頭換面以後的哲學，杜威叫它做“人類工程學”。
正統哲學對于這些“人的問題”，在杜威想來，都是不屑而且也無能為力的。
杜威對于傳統哲學的駁斥的确是言之成理，傳統哲學在他所揭出的每一“罪狀”裡面都依然保有從容答辯的餘地，我們可以在這裡附帶提一提。
（一）杜威說傳統哲學家替他們的風俗習慣辯護，但反過來看，傳統哲學家又何嘗不可以說杜威也是在替美國的工業化社會的風俗習慣辯護，事實上哲學的任務之一就在把人類的風俗習慣——所謂民族精神——裡良好的部分找出來，加以發揚表彰，說出它真正的意義和價值。
當然任何關心政治社會人心風俗的哲學家都有推進“移風易俗”的任務。
杜威這種批評，可以說沒有認清哲學在這一方面的使命。
（二）宗教和哲學的關系本來是多方面的，宗教可以給哲學家新的靈感，哲學家也可以站在哲學的立場去批評宗教，使它合理化，尤其是宗教太黑暗的時候，哲學常常要在它裡面尋覓自由，代表和宗教相反的啟蒙的力量。
但是當一個社會失卻原有的信仰，人人的精神都彷徨不安時，哲學就會而且也應當代替已經崩解的舊禮教舊文化，成為新的精神上的安定力量。
這樣不免使哲學染上近似宗教的色彩，這也就是杜威說哲學與宗教朋比為奸的地方。
不過哲學的出發點無論如何與宗教不同，哲學的作用也的确應當使人能夠安身立命，俯仰宇宙之間而有居家自得的感覺，因此古來哲人凡是卓然有以自立的，他的學說必定有代替宗教，使人精神得以解放超脫潇然出塵的功能，這不是哲學的弱點，而正是哲學
在慶祝他七十歲的哲學讨論上，哥倫比亞大學的武德布瑞吉教授曾經批評過他，說杜威标榜實驗方法，而寫書卻從不經過實驗考察的程序，仍是依靠辯證法的應用。
他答辯說：“沒有任何從事哲學著作的人而能不用辯證法的。
”從這點上面也可看出他也受過黑格爾辯證法的一定的影響。
進化論在杜威哲學裡面的地位也非常重要。
杜威受進化論影響的地方，可以從他的《達爾文主義及其影響》（DarwinismanditsInfluence）一書裡面看出來。
大體上杜威以為實在永遠在發展變化之中，生命現象就是機體對于環境的适應。
因此他的哲學裡面常有生物方面發生學的方法（geneticmethod）的應用。
不過，他似乎沒有把發生學的方法和辯證法，或者說矛盾思辨法加以區分，更從發生學的方法裡蛻化出所謂曆史的方法來，雜在一起。
他對于道德生活的研究就把三者拿來混合使用，而不把它們本質上的差異——各别為邏輯的，生物學的，曆史的發展——加以任何考慮，他隻看到它們都注意發展的共同性，于是以為都可以應用到哲學上來，就重視發展這一點說，進化論對他哲學的影響已經是夠大的了。
我們說，杜威哲學的第三個淵源是美國文化。
這意思實際上就是他的哲學思想得之于美國文化的很多。
美國文化幫助他建立起他的體系，而他的體系建成以後，反過來又剛好可以代表美國文化的精神。
因此，美國哲學家哈佛大學霍金教授（1873—1966），在杜威七十壽辰的祝詞中，稱他為“美國的絕對者的象征”（SymboloftheAbsoluteinAmerica）。
他的朋友芝加哥大學教授米德（G.H.Mead，l863—1931）說他比詹姆斯、比魯一士都更能代表美國；詹姆斯的法國意味太重，桑提耶納代表着西班牙的浪漫精神，而魯一士更是滿紙的德國氣息，隻有杜威才是純粹的美國哲學家。
他是美國文化的解釋者，他是美國精神的代言人。
對杜威嘲諷備至的羅素也說他代表美國工業社會的哲學，他那不喜歡數理邏輯等學問的态度也由此而來。
這評語确是非常恰當的。
對于傳統哲學或正統哲學，杜威曾經作過有系統的批判。
他提出了傳統哲學的四大罪狀：（一）對于一民族、一國家原有的風俗、習慣、信仰等加以辯護，使它們合理化。
布拉德雷（Bradley）也曾經說過“哲學的職務在于替人的偏執的見解習俗找出些壞的理由來”，杜威則更進一步說傳統哲學的立場就是在替這些傳統東西作辯護。
（二）傳統哲學總要找出一個永恒不變的絕對的本質，所以和宗教狼狽為奸，啟蒙時代以後，宗教解體了，正統哲學就代替神學來滿足人類的宗教上的要求。
（三）正統哲學遇見生活上或者精神上有困難的時候，不積極地去改造外界，隻消極地去改造内心，這種情形，實際上就是自欺。
（四）傳統哲學上的問題，大多和實際沒有關系，玄妙而不實用。
因此杜威說出了“哲學必須研究人的問題，而不是研究哲學家的問題”的話。
在這個新的看法下面，本體論可以棄之如敝屣了，認識論也得改成求得知識的方法論，不可再象康德那樣可笑，當人類認識已有長足進展的近代，卻還去讨論認識如何可能的問題。
在杜威心中哲學應該變成一種實驗科學，一種能夠解決人生中的實際問題、為社會謀取福利的科學。
哲學應該跳下象牙之塔來，在污濁的塵世裡建立樂園，指導科學，使科學人文化而不繼續自放于虛無邈遠的高不可攀之處。
這種改頭換面以後的哲學，杜威叫它做“人類工程學”。
正統哲學對于這些“人的問題”，在杜威想來，都是不屑而且也無能為力的。
杜威對于傳統哲學的駁斥的确是言之成理，傳統哲學在他所揭出的每一“罪狀”裡面都依然保有從容答辯的餘地，我們可以在這裡附帶提一提。
（一）杜威說傳統哲學家替他們的風俗習慣辯護，但反過來看，傳統哲學家又何嘗不可以說杜威也是在替美國的工業化社會的風俗習慣辯護，事實上哲學的任務之一就在把人類的風俗習慣——所謂民族精神——裡良好的部分找出來，加以發揚表彰，說出它真正的意義和價值。
當然任何關心政治社會人心風俗的哲學家都有推進“移風易俗”的任務。
杜威這種批評，可以說沒有認清哲學在這一方面的使命。
（二）宗教和哲學的關系本來是多方面的，宗教可以給哲學家新的靈感，哲學家也可以站在哲學的立場去批評宗教，使它合理化，尤其是宗教太黑暗的時候，哲學常常要在它裡面尋覓自由，代表和宗教相反的啟蒙的力量。
但是當一個社會失卻原有的信仰，人人的精神都彷徨不安時，哲學就會而且也應當代替已經崩解的舊禮教舊文化，成為新的精神上的安定力量。
這樣不免使哲學染上近似宗教的色彩，這也就是杜威說哲學與宗教朋比為奸的地方。
不過哲學的出發點無論如何與宗教不同，哲學的作用也的确應當使人能夠安身立命，俯仰宇宙之間而有居家自得的感覺，因此古來哲人凡是卓然有以自立的，他的學說必定有代替宗教，使人精神得以解放超脫潇然出塵的功能，這不是哲學的弱點，而正是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