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詹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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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詹姆斯(WilliamJames,1842—1910)是美國開國以來第一位蜚聲世界的哲學家。

    他曾經學過醫,所以又是生理學者和心理學者。

    因為他體弱多病,常常休假去歐洲,和大陸哲學家都有友誼,尤其是和柏格森,他曾替柏格森著作的英譯本寫過序言,兩人是經常保持通訊的。

    他身體雖弱,性格上卻最喜歡自由、冒險、奮鬥,所以他的哈佛大學的同事桑提耶納說他是“熱愛生命的神秘主義者,大可和盧梭及瓦特·惠特曼(WalterWhitman)相比”。

    他熱愛生命,尤其愛好事實,要證據,要實驗,沒有事實的著作他是不會滿意的。

    他的喜歡自由有好些事實的表現。

    他在哈佛任教的時候,帕爾麥(Palmer)是哈佛哲學系主任,為人非常刻闆,有一次他規定一個固定路線要哲學系所有的教師都循着這個路線到一定的目的地去參加一個集會,而詹姆斯偏不依照固定的路線,他獨自另走一條路去赴會。

    詹姆斯對斯賓塞在三十歲訂立計劃“要寫五本書,到六十歲寫完”的作風也非常不表贊同,說是來日的我被今日的我拘囿限制住了,自己成了自己計劃的奴隸。

    這充分表現了他是從主觀任性中去尋找自由的。

    某次他到一個環境安适,生活甯靜的地方消夏去,過不多時他就大呼受不了,因為那裡沒有罪惡的事物可供鬥争,他甚至于說是再住下去就要發瘋。

    他為人直爽坦白,熱情随時流露,性格可愛如詩人。

    他的生活是頗饒風趣的。

     詹姆斯的整個學說思想,可以分作五方面來叙述,就是:(一)性情哲學,(二)功能派心理學,(三)意識複合說,(四)實用主義,(五)徹底的經驗主義。

     “性情哲學”也許是詹姆斯全部學說中最獨特的方面,最能代表這種思想的是他早年的演講集子《信仰的意志》(TheWilltoBelieve,1897)。

    這是他的人生哲學,也最足以啟發人的思想的所在。

    他說:哲學是性情的表現。

    又說:任何哲學都必須尊重人的性情,不能把人心裡最深邃的要求願望克制住甚至取消掉。

    這就是說,哲學不能使我們心裡那些最親切的願望和最鐘愛的能力失望,哲學一定得滿足我們情志上的要求,理智隻不過是情感的使婢,而我們情感的力量才是求得知識的原動力。

    他以為人性是善的,即是人的情感欲望都是可欲的。

    人之所以勝過禽獸,在他看來,也就在人的要求欲望比禽獸多,所以人應當竭力近乎人情,自由地滿足各種要求,這就是哲學的使命,而真理也不過是滿足人類情感欲望的工具罷了。

    世界上沒有超人的真理,人的價值絕對比真理高。

    他對哲學和對宗教的看法都是從這個思想推闡出來的。

     詹姆斯在他的《宗教經驗的類别》(TheVarietiesofReligiousExpe-rience,1907)一書裡講到人有兩種宗教經驗,一種屬于“病态的靈魂”,一種屬于“健康的心理”。

    前者的宗教經驗是由靈魂在病态裡産生的,大抵這種人都是煩悶、頹唐,有種種精神上的變态(他在書裡舉了許多有趣的實例)。

    于是信仰上帝,祈求得到神力的拯救、祈禱、悔過。

    這種人大都信有神論,以為人性皆惡,隻有仰仗神恩才有超脫苦難的可能。

    這就是所謂失樂園而望天國。

    至于心理健康的人,一切都是正常的,他不乞求外來的人格神的援助,他隻覺得萬物欣欣,他自己也熙熙穆穆地如與天地冥化一般,所以大都覺得人性是善的,自然是美的,他們的宗教一定是屬于泛神論的,他們的宗教經驗也多少有如中國哲學裡那種“上下與天地同流”,“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的神契境界。

    這兩種宗教經驗的分别也就是詹姆斯的性情哲學在宗教上的應用。

     哲學裡面的種種思想理論,詹姆斯也用“性情決定”的看法來分成兩派。

    他先分人為剛性的和柔性的兩種,前者接近現實,喜歡事實,後者則喜歡抽象的原則原理,然後再把哲學上的各種說法分别歸入這兩類去。

    譬如前者是經驗主義者,而後者是理性主義者;前者是唯物論者,而後者是唯心論者;前者是悲觀主義者,而後者是樂觀主義者;前者非宗教的,而後者是信宗教的;前者是決定論者,而後者是意志自由論者;前者主張多元論,而後者主張一元論;前者懷疑,而後者獨斷。

    所以他以為哲學上的派系之差别不是由物質條件所決定,而是由于主觀上性情不同。

    大體上他也許自命為剛性一流的人物,雖然他沒有正式說穿。

    他的這種說法未免太着重性情對于思想的影響力量了。

    事實上,我們可以很容易地找出一些信仰和他性情相悖的學說的人來。

    此外他說唯心論者是柔性人,那麼主觀唯心論和客觀唯心論的差異又将如何在性情上面尋求解釋?他說唯物論者是剛性人,而唯物論裡的許多派别中又自有理論圓通與否的差别存在。

    所以他用性情的适合來代替理論的圓通,作為人們選擇思想路向的标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