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柏格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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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生力的活躍；一種是崩解的過程，就是物質性的擴張。
物質和生命是個此消彼長，永不妥協的對頭。
生命剛一開始就要遇到物質的抵抗，必須把物質的抵抗征服，生命才能向上發展。
假如生命力一旦衰退，創造力一旦萎弱，物質立刻就要當權。
所以他說：“生命有如騰躍四散的火花，它剩下來的殘燼，就是物質。
”這現象在他看來，就是生物學上的新陳代謝。
他的這種思想的來源可以追溯到希臘哲學末期的新柏拉圖學派。
新柏拉圖學派的代表布洛丁（Plotinus）就說生命力的強弱與受到從“太一”流射而出的燭照底強弱成正比，去“太一”愈遠者生命力愈弱，而物質則是絕對的黑暗。
這說法雖然和柏格森不盡相同，但多少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柏格森的意思。
此外，柏格森所謂生命與物質的矛盾鬥争過程，生命最初依從物質，再漸漸改變物質而使它能為生命所支配，都帶有很濃厚的黑格爾辯證法的意味。
柏格森的整個哲學系統都染有很深的二元論色彩，他的系統中各方面都有各種不同形式的對立出現，如動與靜，内與外，精神與物質，生命與機械，綿延與空間，自由與決定，交融與并列，直覺與理智等等。
實際上這些對立的綜合就是上面所說的生命和物質兩個力量，也即柏格森整個哲學裡兩個根本觀念的對立。
唯有生命的沖力，創化的活動才是實在，是本體，是真我；而精神、生命、綿延、自由、交融等都是本體的異名或形容：至于其他那些東西，那對立的種種，隻是為了實用和方便而被假定的不真實的現象。
這種分别移到人的知識能力上面來，就産生了直覺和理智的對立，造成了柏格森的認識論。
我們從柏格森講直覺的最主要的兩部書，《形而上學序論》和生物學氣息特濃的《創化論》（英譯本，1911年，紐約）裡可以知道，在柏格森看來，理智隻能對對象加以支離破碎式的分解、認識。
同時它并能制造工具，利用工具來把握對象，支配對象，以達到人類實用的目的。
所以他有“人是能制造工具的動物”的話。
理智是人為的、實用的，為人類行動的方便而起作用的；反之，隻有直覺才能看見真實，得到真理，體察出整個宇宙、整個生命的創化流行，日新不息。
直覺是探求真理的唯一的方法，這是柏格森認識論中最重要的概念。
不過直覺一詞在柏格森學說中又有兩個不同的涵義，一為本能，或者稱為機體的同情；一為直觀，或者稱為理智的同情。
機體的同情含有很濃厚的生物學的意味。
這一意義的直覺指有機體對目前環境的适應，那非常完美的，當下就産生行為的适應。
他舉了一個叔本華也曾經舉過的例子，就是中國成語裡“螟蛉有子，蜾蠃負之”的現象：胡蜂要在甲蟲身上下卵，借甲蟲的體溫孵出幼蟲而且讓甲蟲的身體作為幼蟲的食料，必須先刺螫甲蟲，使它麻痹；但甲蟲有甲殼以護衛其自身，全身九節中隻有一節可能受傷。
而且即使刺中了，太重則被刺死，太輕則不會麻痹，都不利于幼蟲的孵育。
盡管如此困難，胡蜂下卵卻依然是百無一失。
這就是各派生物學家都不能作圓滿解釋的神秘的本能，這就是柏格森所謂機體間的同情力——不慮而知，不察而行，不由觀察得來，和理智絕不相同但可相互補充的“直覺”。
在這種情形下，胡蜂和甲蟲簡直成了息息相關的一體，這關系是他認為理智所絕對不能了解的。
至于直觀，或者理智的同情，就是沒有座标系（Standpoint），求知不用固定的觀點。
這裡面有兩個特點：與物為一和與物共變。
所以用直觀求知必須深入物内，也即是主體要向對象表同情，置身對象之中，和對象合而為一；要從裡面體驗而不能徒作外在的觀察，要從事物本身的觀點觀察事物，而且不能永遠站在同一觀點上面，要随不同的事物，而采取各種不同的角度去理會它們。
這種直觀的方法當然與科學方法大相徑庭，但卻是了解人格、了解曆史、了解生命、了解藝術的最好甚至最重要的方法。
在這種求知方法下面，一切抽象的概念、符号、範疇等幾乎都用不着，所以柏格森叫人超出言诠，祛除符号，要得魚忘筌，冥通神合地去求取和實用無關的未經範疇化的知識。
未經範疇化的知識有兩種，一種是不慮而知的知識，就是感人而不誨人，要靠體驗才能獲到的；一種是微言妙道的知識，就是得言外之意，在字句的陰影中去觸機探微得來的知識。
我們可以假想求知有走大門和走後門兩條路徑，走大門是堂堂正正地進去的，過庭升階，要經曆重重門戶，而從小門偷偷溜進去卻不旋踵就可以立窺堂奧。
柏格森主張用直覺來求取未經範疇化的知識正好象是這種從後門而入的求知方法。
假如把這種理智同情的直觀方法移回來作自我的内省，向自己表同情，那就成為認識真我的方法。
柏格森在他的《形而上學序論》一書中，講到一般的内省以求真我共有三階段：首先是反省自我的知覺。
知覺本是外物映入心中的印象，一組知覺形成一個對象，所以是從物質世界得來的，每一組知覺構成的對象都雜然并存，自然不能代表真我。
其次是反省自我的記憶。
記憶一方面是外物進入心靈後
物質和生命是個此消彼長，永不妥協的對頭。
生命剛一開始就要遇到物質的抵抗，必須把物質的抵抗征服，生命才能向上發展。
假如生命力一旦衰退，創造力一旦萎弱，物質立刻就要當權。
所以他說：“生命有如騰躍四散的火花，它剩下來的殘燼，就是物質。
”這現象在他看來，就是生物學上的新陳代謝。
他的這種思想的來源可以追溯到希臘哲學末期的新柏拉圖學派。
新柏拉圖學派的代表布洛丁（Plotinus）就說生命力的強弱與受到從“太一”流射而出的燭照底強弱成正比，去“太一”愈遠者生命力愈弱，而物質則是絕對的黑暗。
這說法雖然和柏格森不盡相同，但多少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柏格森的意思。
此外，柏格森所謂生命與物質的矛盾鬥争過程，生命最初依從物質，再漸漸改變物質而使它能為生命所支配，都帶有很濃厚的黑格爾辯證法的意味。
柏格森的整個哲學系統都染有很深的二元論色彩，他的系統中各方面都有各種不同形式的對立出現，如動與靜，内與外，精神與物質，生命與機械，綿延與空間，自由與決定，交融與并列，直覺與理智等等。
實際上這些對立的綜合就是上面所說的生命和物質兩個力量，也即柏格森整個哲學裡兩個根本觀念的對立。
唯有生命的沖力，創化的活動才是實在，是本體，是真我；而精神、生命、綿延、自由、交融等都是本體的異名或形容：至于其他那些東西，那對立的種種，隻是為了實用和方便而被假定的不真實的現象。
這種分别移到人的知識能力上面來，就産生了直覺和理智的對立，造成了柏格森的認識論。
我們從柏格森講直覺的最主要的兩部書，《形而上學序論》和生物學氣息特濃的《創化論》（英譯本，1911年，紐約）裡可以知道，在柏格森看來，理智隻能對對象加以支離破碎式的分解、認識。
同時它并能制造工具，利用工具來把握對象，支配對象，以達到人類實用的目的。
所以他有“人是能制造工具的動物”的話。
理智是人為的、實用的，為人類行動的方便而起作用的；反之，隻有直覺才能看見真實，得到真理，體察出整個宇宙、整個生命的創化流行，日新不息。
直覺是探求真理的唯一的方法，這是柏格森認識論中最重要的概念。
不過直覺一詞在柏格森學說中又有兩個不同的涵義，一為本能，或者稱為機體的同情；一為直觀，或者稱為理智的同情。
機體的同情含有很濃厚的生物學的意味。
這一意義的直覺指有機體對目前環境的适應，那非常完美的，當下就産生行為的适應。
他舉了一個叔本華也曾經舉過的例子，就是中國成語裡“螟蛉有子，蜾蠃負之”的現象：胡蜂要在甲蟲身上下卵，借甲蟲的體溫孵出幼蟲而且讓甲蟲的身體作為幼蟲的食料，必須先刺螫甲蟲，使它麻痹；但甲蟲有甲殼以護衛其自身，全身九節中隻有一節可能受傷。
而且即使刺中了，太重則被刺死，太輕則不會麻痹，都不利于幼蟲的孵育。
盡管如此困難，胡蜂下卵卻依然是百無一失。
這就是各派生物學家都不能作圓滿解釋的神秘的本能，這就是柏格森所謂機體間的同情力——不慮而知，不察而行，不由觀察得來，和理智絕不相同但可相互補充的“直覺”。
在這種情形下，胡蜂和甲蟲簡直成了息息相關的一體，這關系是他認為理智所絕對不能了解的。
至于直觀，或者理智的同情，就是沒有座标系（Standpoint），求知不用固定的觀點。
這裡面有兩個特點：與物為一和與物共變。
所以用直觀求知必須深入物内，也即是主體要向對象表同情，置身對象之中，和對象合而為一；要從裡面體驗而不能徒作外在的觀察，要從事物本身的觀點觀察事物，而且不能永遠站在同一觀點上面，要随不同的事物，而采取各種不同的角度去理會它們。
這種直觀的方法當然與科學方法大相徑庭，但卻是了解人格、了解曆史、了解生命、了解藝術的最好甚至最重要的方法。
在這種求知方法下面，一切抽象的概念、符号、範疇等幾乎都用不着，所以柏格森叫人超出言诠，祛除符号，要得魚忘筌，冥通神合地去求取和實用無關的未經範疇化的知識。
未經範疇化的知識有兩種，一種是不慮而知的知識，就是感人而不誨人，要靠體驗才能獲到的；一種是微言妙道的知識，就是得言外之意，在字句的陰影中去觸機探微得來的知識。
我們可以假想求知有走大門和走後門兩條路徑，走大門是堂堂正正地進去的，過庭升階，要經曆重重門戶，而從小門偷偷溜進去卻不旋踵就可以立窺堂奧。
柏格森主張用直覺來求取未經範疇化的知識正好象是這種從後門而入的求知方法。
假如把這種理智同情的直觀方法移回來作自我的内省，向自己表同情，那就成為認識真我的方法。
柏格森在他的《形而上學序論》一書中，講到一般的内省以求真我共有三階段：首先是反省自我的知覺。
知覺本是外物映入心中的印象，一組知覺形成一個對象，所以是從物質世界得來的，每一組知覺構成的對象都雜然并存，自然不能代表真我。
其次是反省自我的記憶。
記憶一方面是外物進入心靈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