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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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丕之
賀麟教授的《現代西方哲學講演集》即将出版，他希望我能為這書寫篇序言，這使我很高興。
高興的是這部包括現代西方哲學許多流派代表人物的講稿終于彙集出版，為我們研究現代西方哲學以及了解我國以往在這方面的研究情況，提供了重要資料。
至于寫序言，由于自己的知識有限，對現代西方哲學缺乏研究，恐怕難以勝任。
但既受作者的委托，作為一次學習機會，我倒願意從命。
借此機會，回憶一些往事，并說說自己的讀後感，以便就正于作者和讀者。
現在先從回憶我與作者的交往談起。
我于五十年代中期與賀麟教授相識，當時他是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西方哲學史組的組長。
從1958年開始，我擔任這個組的副組長。
在相處七年中，得益于他之處甚多，我一直把他看作是自己的良師益友。
記得1956年在我們第一次見面時，他便爽直而又謙虛地說，我們兩人可以互學互助，很好地合作。
但在“左”的指導思想影響下，我在這方面做得很不夠。
賀麟教授那種樂于助人和誨人不倦的精神，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剛到哲學研究所的頭幾個月，幾乎每隔一個星期便到他家裡談一次，主要是談讀書心得和請教疑難問題。
有時他也拿一些他的舊作或講稿給我看，征求我的意見。
每次一談就是半天或一個晚上。
有一次談康德哲學一直談到午夜才分手。
我和組内幾位青年研究人員，不僅一起聽過他在大學裡的講課，而且還利用晚上時間到他家裡聽他逐字逐句地講解英文本《精神現象學》的序言（這時中譯本還未開始翻譯，這篇序言長達五十頁，相當于一本小冊子）。
據我所知，凡是寫信或登門向他求教的，他都不辭辛苦地熱情幫助。
在培養後繼者方面，他做了很多工作，有不少成績。
六十年代初，我在寫《黑格爾〈小邏輯〉淺釋》時，曾多次向他請教，他從不當成額外負擔。
有些問題還各抒己見，相互讨論。
在組内讨論我的初稿時，他更是積極發言，講了許多鼓勵和支持的話。
他對組内其他同志也是這樣。
當時組内有一種定期輪流作學術報告和集體讨論一些學術問題的制度，他每次都到會主持或發言，并鼓勵大家作進一步研究。
賀麟教授為人正直、樸實，比較平易近人。
他總是積極參加所裡或組裡的一些活動。
1958年，我們曾一起同中國哲學史組、西方哲學史組和邏輯組的同志們到河南七裡營勞動、學習。
他在勞動中總是不甘落後，搶着幹。
我因病提前回北京住院治療，他一直堅持到底，為期兩三個月。
據我所知，在這之前，他于1950—1951年春曾到陝西長安縣參觀土改一個月，于l951年秋至1952年春到江西參觀土改半年；l965年又參加全國政協參觀團去江西豐城縣參觀、學習，路過上海時還來看過我，這次他還參觀了南昌起義紀念館，并拜谒了井岡山革命聖地，受到深刻的黨史教育。
這些對他的世界觀的轉變都起了積極作用。
全國解放後，他一直受到黨的關懷，熱愛黨、熱愛祖國，努力學習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自覺接受黨的領導。
即使在三年自然災害和困難時期，他也毫無怨言，照常埋頭于研究和譯著。
在十年動亂中，他雖受到迫害，但對黨和人民的事業仍然具有充分的信心。
“四人幫”垮台以後，他雖然年老多病，但心情愉快、精神振奮，更加熱愛黨、熱愛祖國、熱愛自己的研究工作，更加努力于譯著和培養新生力量。
l981年，他榮任中華全國外國哲學史學會的名譽會長，對學會的工作和活動十分關心，受到會員們的好評。
今年（1982年）被批準加入中國共産黨以後，他認為應重新開始，更要虛心學習，積極工作，并在實踐中加強黨性鍛煉，正象他對新華社記者表示的那樣，決心把餘生獻給壯麗的共産主義事業。
這種精神是很值得我們學習的。
關于本書的内容和彙編的經過，作者在自序和後記裡已經作了說明。
簡單說來，本書包括兩個時代兩種探索的成果，二者之
高興的是這部包括現代西方哲學許多流派代表人物的講稿終于彙集出版，為我們研究現代西方哲學以及了解我國以往在這方面的研究情況，提供了重要資料。
至于寫序言，由于自己的知識有限，對現代西方哲學缺乏研究，恐怕難以勝任。
但既受作者的委托，作為一次學習機會，我倒願意從命。
借此機會，回憶一些往事，并說說自己的讀後感，以便就正于作者和讀者。
現在先從回憶我與作者的交往談起。
我于五十年代中期與賀麟教授相識，當時他是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西方哲學史組的組長。
從1958年開始，我擔任這個組的副組長。
在相處七年中，得益于他之處甚多，我一直把他看作是自己的良師益友。
記得1956年在我們第一次見面時，他便爽直而又謙虛地說，我們兩人可以互學互助，很好地合作。
但在“左”的指導思想影響下，我在這方面做得很不夠。
賀麟教授那種樂于助人和誨人不倦的精神，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剛到哲學研究所的頭幾個月，幾乎每隔一個星期便到他家裡談一次，主要是談讀書心得和請教疑難問題。
有時他也拿一些他的舊作或講稿給我看，征求我的意見。
每次一談就是半天或一個晚上。
有一次談康德哲學一直談到午夜才分手。
我和組内幾位青年研究人員，不僅一起聽過他在大學裡的講課，而且還利用晚上時間到他家裡聽他逐字逐句地講解英文本《精神現象學》的序言（這時中譯本還未開始翻譯，這篇序言長達五十頁，相當于一本小冊子）。
據我所知，凡是寫信或登門向他求教的，他都不辭辛苦地熱情幫助。
在培養後繼者方面，他做了很多工作，有不少成績。
六十年代初，我在寫《黑格爾〈小邏輯〉淺釋》時，曾多次向他請教，他從不當成額外負擔。
有些問題還各抒己見，相互讨論。
在組内讨論我的初稿時，他更是積極發言，講了許多鼓勵和支持的話。
他對組内其他同志也是這樣。
當時組内有一種定期輪流作學術報告和集體讨論一些學術問題的制度，他每次都到會主持或發言，并鼓勵大家作進一步研究。
賀麟教授為人正直、樸實，比較平易近人。
他總是積極參加所裡或組裡的一些活動。
1958年，我們曾一起同中國哲學史組、西方哲學史組和邏輯組的同志們到河南七裡營勞動、學習。
他在勞動中總是不甘落後，搶着幹。
我因病提前回北京住院治療，他一直堅持到底，為期兩三個月。
據我所知，在這之前，他于1950—1951年春曾到陝西長安縣參觀土改一個月，于l951年秋至1952年春到江西參觀土改半年；l965年又參加全國政協參觀團去江西豐城縣參觀、學習，路過上海時還來看過我，這次他還參觀了南昌起義紀念館，并拜谒了井岡山革命聖地，受到深刻的黨史教育。
這些對他的世界觀的轉變都起了積極作用。
全國解放後，他一直受到黨的關懷，熱愛黨、熱愛祖國，努力學習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自覺接受黨的領導。
即使在三年自然災害和困難時期，他也毫無怨言，照常埋頭于研究和譯著。
在十年動亂中，他雖受到迫害，但對黨和人民的事業仍然具有充分的信心。
“四人幫”垮台以後，他雖然年老多病，但心情愉快、精神振奮，更加熱愛黨、熱愛祖國、熱愛自己的研究工作，更加努力于譯著和培養新生力量。
l981年，他榮任中華全國外國哲學史學會的名譽會長，對學會的工作和活動十分關心，受到會員們的好評。
今年（1982年）被批準加入中國共産黨以後，他認為應重新開始，更要虛心學習，積極工作，并在實踐中加強黨性鍛煉，正象他對新華社記者表示的那樣，決心把餘生獻給壯麗的共産主義事業。
這種精神是很值得我們學習的。
關于本書的内容和彙編的經過，作者在自序和後記裡已經作了說明。
簡單說來，本書包括兩個時代兩種探索的成果，二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