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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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谷城
我與賀麟同志的接觸，自解放後，特别多起來。
他是專攻哲學的，對黑格爾哲學有深刻的研究，尤其介紹黑格爾邏輯很有功勞。
我是研究曆史的，也很重視哲學。
解放後，我到北京的機會多了；每次到京，幾乎都要找他談哲學，打聽學術界對黑格爾哲學翻譯介紹情況怎樣。
我在五四運動時期，對各種思想，如共産主義、無政府主義、民主主義等，都想研究，對各家哲學，如柏格森、羅素、詹姆斯、杜威等的著作，都想鑽研。
當時年輕，有些自命不凡，甚至有些狂妄，總以為多讀些書，由博返約，總有一天可以自樹體系，成一家之言。
事情真有些湊巧的地方，我這樣作，居然組成了一個體系，後來商務印書館于1924年把我的書印出來，書名就叫《生活系統》。
不過曆史發展很快，革命形勢逼人，不能讓我關起門來講系統。
于是下定決心鑽研馬克思的《資本論》。
1921年春到湖南第一師範教書時，便以郵購的方法，向日本東京丸善株式會社買《資本論》兩套，一為英文本的，一為德文本的。
當時毛澤東同志在一師附小任主事，看我讀這類的書，半莊半諧地對我說：“你看這些，不怕惹麻煩嗎？”我說：“該不會惹什麼麻煩吧！”其實我錯了，他的話是對的。
後來，1924—1927年的大革命我參加了，曾任省農民協會顧問，農民運動講習所講師。
賀麟同志說我參加革命較早，大概是指此。
當時我在長沙曾發表兩篇“論租谷”的文章，其中引了馬克思的剩餘價值學說，頗引起教育界同人的譏諷。
1927年春到武漢，毛澤東同志找我到他自己所領導的全國農民協會任幹事，做一點宣傳工作。
承他鼓勵，又發表了一篇“農村社會之新觀察”的文章，其中也引了馬克思的剩餘價值學說，反響極好。
但麻煩就發生在這裡。
甯漢分裂以後，湖南反動勢力擡頭，就有人利用我寫的幾篇文章，要給我以麻煩。
幸喜我已由武漢到了上海。
1927年秋到1930年春，我在上海以賣文及譯書為生，并在中國公學兼了幾點鐘課。
因受到朋友的鼓勵，對中國社會曆史及革命理論的研究，又迫使我不得不從《資本論》的學習，上溯到黑格爾邏輯問題。
1930年春，到中山大學教書，并兼社會學系主任；有了職業，生活較穩定了，有暇就到圖書館找黑格爾的書；書很少，大概是哲學系的先生借去了。
我僅找到一本文德爾班的《哲學史》，其中述黑格爾哲學頗詳；找到一本《黑格爾論文選集》，其中有哈裡士（Wm.T.Harris）英譯“黑格爾邏輯大綱”一篇；找到一本瓦拉士（WilliamWallace）英譯《黑格爾邏輯》，也就是所謂《小邏輯》。
此外找到一本麥塔加（J.E.McTaggart）的《黑格爾的辯證法研究》，及另一本《黑格爾邏輯述評》。
麥塔加的兩本書，文字簡明流暢，我曾想擇一譯成中文。
後想譯他人的研究之作，遠不如譯黑格爾本人之作的重要；于是先取哈裡士的英譯“黑格爾邏輯大綱”譯成了中文。
然後又把瓦拉士的英譯《黑格爾邏輯》進行翻譯。
隻譯了一半，因與幾位進步教授講了馬列主義，遭學校裡反動當局的疑忌，于1933年被迫離開了中山大學，到上海國立暨南大學任教授，并兼史社系主任。
這時也已有了職業，生活安定，一方面努力編寫《中國通史》，另一方面則想進一步鑽研黑格爾哲學，尤其是黑格爾邏輯。
當時曾在上海一家外文書店，名叫壁恒公司，買了黑格爾的《邏輯科學》兩卷，《藝術哲學》四卷，德文本《小邏輯》一卷，列甯的《黑格爾筆記》英文、德文對照本一卷，自己又從朋友處借到了《邏輯科學》的德文本，更承朋友送我一本德文的《曆史哲學》。
原來在中山大學翻譯的“黑格爾邏輯大綱”也用中英對照印出；《小邏輯》譯稿一半約十二萬字，也曾托《思維月刊》代為分期發表，隻是因為《思維月刊》被反動派壓迫停刊，譯稿随着遺失。
《邏輯大綱》曾于1952年由商務印書館重印，我在重印的序言裡曾說：“黑格爾著作中，關于邏輯的，可尋出三套：一曰《大綱》二曰《小邏輯》三曰《邏輯科學》。
這三者體系都完整，隻内容有略與詳之不同，讀起來，自然以由略而詳為方便。
” 我以為研究曆史，學習革命理論，不能不上溯到黑格爾的邏輯問題。
賀麟同志研究哲學，對黑格爾哲學有深刻研究，尤其解放以後，因所譯《小邏輯》獲得讀者好評，對革命理論的研究極為誠摯。
他在《小邏輯》譯者引言中曾說：“解放後學習馬克思列甯主義并參加北京哲學界人士的哲學交流會和批判舊哲學的座談會（經常每兩星期舉行一次），得到不少新的啟示和鼓舞。
”我與賀麟同志研究理論的重點固不相同，進行的程序也不相同；然在馬克思列甯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下學理論，則完全一樣。
不獨止此，在學習方面，我們兩人曾共同
他是專攻哲學的，對黑格爾哲學有深刻的研究，尤其介紹黑格爾邏輯很有功勞。
我是研究曆史的，也很重視哲學。
解放後，我到北京的機會多了；每次到京，幾乎都要找他談哲學，打聽學術界對黑格爾哲學翻譯介紹情況怎樣。
我在五四運動時期，對各種思想，如共産主義、無政府主義、民主主義等，都想研究，對各家哲學，如柏格森、羅素、詹姆斯、杜威等的著作，都想鑽研。
當時年輕，有些自命不凡，甚至有些狂妄，總以為多讀些書，由博返約，總有一天可以自樹體系，成一家之言。
事情真有些湊巧的地方，我這樣作，居然組成了一個體系，後來商務印書館于1924年把我的書印出來，書名就叫《生活系統》。
不過曆史發展很快，革命形勢逼人，不能讓我關起門來講系統。
于是下定決心鑽研馬克思的《資本論》。
1921年春到湖南第一師範教書時，便以郵購的方法，向日本東京丸善株式會社買《資本論》兩套，一為英文本的，一為德文本的。
當時毛澤東同志在一師附小任主事，看我讀這類的書，半莊半諧地對我說：“你看這些，不怕惹麻煩嗎？”我說：“該不會惹什麼麻煩吧！”其實我錯了，他的話是對的。
後來，1924—1927年的大革命我參加了，曾任省農民協會顧問，農民運動講習所講師。
賀麟同志說我參加革命較早，大概是指此。
當時我在長沙曾發表兩篇“論租谷”的文章，其中引了馬克思的剩餘價值學說，頗引起教育界同人的譏諷。
1927年春到武漢，毛澤東同志找我到他自己所領導的全國農民協會任幹事，做一點宣傳工作。
承他鼓勵，又發表了一篇“農村社會之新觀察”的文章，其中也引了馬克思的剩餘價值學說，反響極好。
但麻煩就發生在這裡。
甯漢分裂以後，湖南反動勢力擡頭，就有人利用我寫的幾篇文章，要給我以麻煩。
幸喜我已由武漢到了上海。
1927年秋到1930年春，我在上海以賣文及譯書為生，并在中國公學兼了幾點鐘課。
因受到朋友的鼓勵，對中國社會曆史及革命理論的研究，又迫使我不得不從《資本論》的學習，上溯到黑格爾邏輯問題。
1930年春，到中山大學教書，并兼社會學系主任；有了職業，生活較穩定了，有暇就到圖書館找黑格爾的書；書很少，大概是哲學系的先生借去了。
我僅找到一本文德爾班的《哲學史》，其中述黑格爾哲學頗詳；找到一本《黑格爾論文選集》，其中有哈裡士（Wm.T.Harris）英譯“黑格爾邏輯大綱”一篇；找到一本瓦拉士（WilliamWallace）英譯《黑格爾邏輯》，也就是所謂《小邏輯》。
此外找到一本麥塔加（J.E.McTaggart）的《黑格爾的辯證法研究》，及另一本《黑格爾邏輯述評》。
麥塔加的兩本書，文字簡明流暢，我曾想擇一譯成中文。
後想譯他人的研究之作，遠不如譯黑格爾本人之作的重要；于是先取哈裡士的英譯“黑格爾邏輯大綱”譯成了中文。
然後又把瓦拉士的英譯《黑格爾邏輯》進行翻譯。
隻譯了一半，因與幾位進步教授講了馬列主義，遭學校裡反動當局的疑忌，于1933年被迫離開了中山大學，到上海國立暨南大學任教授，并兼史社系主任。
這時也已有了職業，生活安定，一方面努力編寫《中國通史》，另一方面則想進一步鑽研黑格爾哲學，尤其是黑格爾邏輯。
當時曾在上海一家外文書店，名叫壁恒公司，買了黑格爾的《邏輯科學》兩卷，《藝術哲學》四卷，德文本《小邏輯》一卷，列甯的《黑格爾筆記》英文、德文對照本一卷，自己又從朋友處借到了《邏輯科學》的德文本，更承朋友送我一本德文的《曆史哲學》。
原來在中山大學翻譯的“黑格爾邏輯大綱”也用中英對照印出；《小邏輯》譯稿一半約十二萬字，也曾托《思維月刊》代為分期發表，隻是因為《思維月刊》被反動派壓迫停刊，譯稿随着遺失。
《邏輯大綱》曾于1952年由商務印書館重印，我在重印的序言裡曾說：“黑格爾著作中，關于邏輯的，可尋出三套：一曰《大綱》二曰《小邏輯》三曰《邏輯科學》。
這三者體系都完整，隻内容有略與詳之不同，讀起來，自然以由略而詳為方便。
” 我以為研究曆史，學習革命理論，不能不上溯到黑格爾的邏輯問題。
賀麟同志研究哲學，對黑格爾哲學有深刻研究，尤其解放以後，因所譯《小邏輯》獲得讀者好評，對革命理論的研究極為誠摯。
他在《小邏輯》譯者引言中曾說：“解放後學習馬克思列甯主義并參加北京哲學界人士的哲學交流會和批判舊哲學的座談會（經常每兩星期舉行一次），得到不少新的啟示和鼓舞。
”我與賀麟同志研究理論的重點固不相同，進行的程序也不相同；然在馬克思列甯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下學理論，則完全一樣。
不獨止此，在學習方面，我們兩人曾共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