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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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山，更是千古流傳的美談。
正因為曹操、孫權和劉備都能注意招賢納士，愛惜人才，重用賢能，所以他們才能在東漢末年的群雄中崛起，很快超過原本比他們力量強大得多的袁紹、袁術等諸路豪強，最終形成三國鼎立之勢。
從他們的興起和發展，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在用兵取勝、富國強兵之中，選用賢能是第一位的要務，有了賢德之人輔佐，才能達成聚集民力、正确使用民力等項工作，才能“兵之久也”。
在這三國中，蜀漢又體現得更為明顯，劉備之所以能結束四處亡命、寄人籬下的處境，不但有了荊州作為立足之地，而且取得西川作為根本，進而治理好西川，達到了可以和三國最強大的曹魏抗争的境地，其最重要的原因是禮聘并重用了諸葛亮。
孫膑在文中，用了很大的篇幅論述民力問題，百姓是立國之本，是建軍之本，這已被無數次曆史所證明。
愛護百姓，愛惜民力，培育和積蓄民力者昌，反之則亡。
這好比蓄水和用水一樣，懂得蓄水為先，用水有度的人，他便有源源不絕的水可用；而不知蓄水，隻知濫用的人，必将面臨河幹湖涸，無水可用的絕境。
百姓就好比是河，是湖，英明的君王應該讓河滿、湖足，才會長期有水可用。
人們都熟悉隋唐那一段曆史，隋場帝不但連年用兵，而且大興土木，修宮殿、開運河、興建揚州行宮，耗費何止億萬，他更到處巡幸遊玩，經過之處，所到之地，官員随從任意搜刮，供其享樂，弄得民不聊生，餓殍遍野，廣大百姓走投無路，隻好群起造反，最終推翻了隋朝統治。
而唐朝開國以後，尤其是李世民登基以後，十分注意減輕百姓負擔，讓百姓休養生息。
他命令五品以上京官輪流在中書内省值班，每次接見這些官員，都要問到百姓的疾苦和政事的得失。
他還讓朝廷官員廣泛推薦賢才，廣開言路，讓朝臣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嚴格實行租庸調稅賦制度，減輕百姓負擔和徭役，幾年之間，百姓都富裕起來了，安居樂業，世道太平。
在貞觀元年至四年的時候，全國一年判處死刑的犯人僅29人；一鬥米僅賣三錢；東至大海，南至五嶺，全國範圍出現了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的理想境界。
當時出外旅行的人，可以不帶糧食，需要的時候，可以在道旁自取，那裡有專供路人免費取用的糧食。
這樣一來，民富國就強了，所以貞觀年間，唐朝能做到四鄰歸服，疆界達到空前寬廣。
隋末唐初可說是個鮮明對比，引人深思，從中不難看出，國家怎樣才能富強。
不僅古代如此，近代和現代的中國也是這樣。
我們隻需回憶一下抗日戰争的情況，就能明白這個道理。
抗日戰争到了相持階段，日本帝國主義集中主要力量用來對付抗日革命根據地，深溝高壘的囚籠政策，嚴密封鎖根據地，連續不斷的大掃蕩，燒光、殺光、搶光，使根據地人民蒙受了空前的災難和損失。
而國民黨頑固派這時不但步步退讓，消極抗日，還積極反共，封鎖根據地，不斷搞軍事摩擦，配合日本帝國主義，妄圖消滅抗日根據地。
到了1941年，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各抗日根據地面臨空前的困難，根據地縮小，抗日軍民缺吃少穿。
這時，中國共産黨聽取黨外人士李鼎銘先生的意見，在抗日根據地實行精兵簡政，推行民主政治，同時開展了廣泛的大生産運動，動員抗日軍民自力更生，克服困難，自己動手，豐衣足食。
上至黨主席，下至普通的八路軍士兵，都積極參加大生産運動，朱總司令開荒，周副主席紡線，盡人皆知，南泥灣精神更是聞名中外。
就這樣，經過根據地軍民的努力奮鬥，重重因難被克服了，廣大軍民做到豐衣足食，抗日的力量大大增強，很快就迎來了抗日戰争的反攻階段。
抗日戰争的勝利，确實和實行精兵簡政，開展大生産運動分不開。
這當然與古代帝王的愛惜民力，愛護百姓有所不同，但其根本道理是一樣的。
實踐證明，任何當政者，隻有懂得愛護人民，對百姓取之有度，用之合理，才能得到人民的擁護和支持，國家才能強大無敵。
這裡，有必要特别強調一下培植和積蓄民力的問題。
可以說，隻懂得合理取用而不善于培植和積蓄民力，所能取得的必然有限，而且不能持久。
我們不禁想到最近20多年中國的曆史。
在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隻知抓“革命”，實際不促生産，隻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結果弄得全國人民生活十分困難，糧票、布票、肉票、雞蛋票、糖票等等，票證的種類數不勝數，而整個國民經濟也到了崩潰的邊緣。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實行改革開放，推行富民政策，僅僅幾年時間，情況便大變了，肉票、布票、糧票..，一一取消，人民群衆不但解決了溫飽，小康也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了。
我國的綜合國力大大增強。
實踐給我們提供了極其寶貴的經驗，啟發我們不斷深化改革，持續高速高效地發展經濟，使我們的民力和國力都能在較短時間内有較大增長，使我國早日跻身世界強國之列。
正因為曹操、孫權和劉備都能注意招賢納士，愛惜人才，重用賢能，所以他們才能在東漢末年的群雄中崛起，很快超過原本比他們力量強大得多的袁紹、袁術等諸路豪強，最終形成三國鼎立之勢。
從他們的興起和發展，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在用兵取勝、富國強兵之中，選用賢能是第一位的要務，有了賢德之人輔佐，才能達成聚集民力、正确使用民力等項工作，才能“兵之久也”。
在這三國中，蜀漢又體現得更為明顯，劉備之所以能結束四處亡命、寄人籬下的處境，不但有了荊州作為立足之地，而且取得西川作為根本，進而治理好西川，達到了可以和三國最強大的曹魏抗争的境地，其最重要的原因是禮聘并重用了諸葛亮。
孫膑在文中，用了很大的篇幅論述民力問題，百姓是立國之本，是建軍之本，這已被無數次曆史所證明。
愛護百姓，愛惜民力，培育和積蓄民力者昌，反之則亡。
這好比蓄水和用水一樣，懂得蓄水為先，用水有度的人，他便有源源不絕的水可用；而不知蓄水，隻知濫用的人，必将面臨河幹湖涸，無水可用的絕境。
百姓就好比是河，是湖，英明的君王應該讓河滿、湖足，才會長期有水可用。
人們都熟悉隋唐那一段曆史，隋場帝不但連年用兵，而且大興土木，修宮殿、開運河、興建揚州行宮，耗費何止億萬，他更到處巡幸遊玩，經過之處，所到之地，官員随從任意搜刮，供其享樂，弄得民不聊生，餓殍遍野，廣大百姓走投無路，隻好群起造反，最終推翻了隋朝統治。
而唐朝開國以後，尤其是李世民登基以後，十分注意減輕百姓負擔，讓百姓休養生息。
他命令五品以上京官輪流在中書内省值班，每次接見這些官員，都要問到百姓的疾苦和政事的得失。
他還讓朝廷官員廣泛推薦賢才，廣開言路，讓朝臣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嚴格實行租庸調稅賦制度，減輕百姓負擔和徭役，幾年之間，百姓都富裕起來了，安居樂業，世道太平。
在貞觀元年至四年的時候，全國一年判處死刑的犯人僅29人；一鬥米僅賣三錢；東至大海，南至五嶺，全國範圍出現了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的理想境界。
當時出外旅行的人，可以不帶糧食，需要的時候，可以在道旁自取，那裡有專供路人免費取用的糧食。
這樣一來，民富國就強了，所以貞觀年間，唐朝能做到四鄰歸服，疆界達到空前寬廣。
隋末唐初可說是個鮮明對比，引人深思，從中不難看出，國家怎樣才能富強。
不僅古代如此，近代和現代的中國也是這樣。
我們隻需回憶一下抗日戰争的情況，就能明白這個道理。
抗日戰争到了相持階段，日本帝國主義集中主要力量用來對付抗日革命根據地，深溝高壘的囚籠政策，嚴密封鎖根據地，連續不斷的大掃蕩，燒光、殺光、搶光，使根據地人民蒙受了空前的災難和損失。
而國民黨頑固派這時不但步步退讓，消極抗日，還積極反共，封鎖根據地，不斷搞軍事摩擦，配合日本帝國主義，妄圖消滅抗日根據地。
到了1941年，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各抗日根據地面臨空前的困難，根據地縮小，抗日軍民缺吃少穿。
這時，中國共産黨聽取黨外人士李鼎銘先生的意見，在抗日根據地實行精兵簡政，推行民主政治，同時開展了廣泛的大生産運動，動員抗日軍民自力更生，克服困難，自己動手，豐衣足食。
上至黨主席，下至普通的八路軍士兵，都積極參加大生産運動，朱總司令開荒，周副主席紡線，盡人皆知，南泥灣精神更是聞名中外。
就這樣，經過根據地軍民的努力奮鬥，重重因難被克服了，廣大軍民做到豐衣足食，抗日的力量大大增強，很快就迎來了抗日戰争的反攻階段。
抗日戰争的勝利，确實和實行精兵簡政，開展大生産運動分不開。
這當然與古代帝王的愛惜民力，愛護百姓有所不同，但其根本道理是一樣的。
實踐證明，任何當政者，隻有懂得愛護人民，對百姓取之有度，用之合理，才能得到人民的擁護和支持，國家才能強大無敵。
這裡，有必要特别強調一下培植和積蓄民力的問題。
可以說，隻懂得合理取用而不善于培植和積蓄民力，所能取得的必然有限，而且不能持久。
我們不禁想到最近20多年中國的曆史。
在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隻知抓“革命”，實際不促生産，隻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結果弄得全國人民生活十分困難，糧票、布票、肉票、雞蛋票、糖票等等，票證的種類數不勝數，而整個國民經濟也到了崩潰的邊緣。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實行改革開放，推行富民政策，僅僅幾年時間，情況便大變了，肉票、布票、糧票..，一一取消，人民群衆不但解決了溫飽，小康也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了。
我國的綜合國力大大增強。
實踐給我們提供了極其寶貴的經驗，啟發我們不斷深化改革，持續高速高效地發展經濟，使我們的民力和國力都能在較短時間内有較大增長，使我國早日跻身世界強國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