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篇 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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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努力行義，我還要把天下送給你咧。
”（《魯問篇》）看他這一件事，可以想見他一生的慷慨好義，有一個朋友勸他道：“如今天下的人都不肯做義氣的事，你何苦這樣盡力去做呢？我勸你不如罷了。
”墨子說： “譬如一個人有十個兒子，九個兒子好吃懶做，隻有一個兒子盡力耕田。
吃飯的人那麼多，耕田的人那麼少，那一個耕田的兒子便該格外努力耕田才好。
如今天下的人都不肯做義氣的事，你正該勸我多做些才好。
為什麼反來勸我莫做呢？”（《貴義篇》）這是何等精神！何等人格！那反對墨家最利害的孟轲道：“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
”這話本有責備墨子之意，其實是極恭維他的話。
試問中國曆史上，可曾有第二個“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的人麼？墨子是一個宗教家。
他最恨那些儒家一面不信鬼神，一面卻講究祭禮喪禮。
他說：“不信鬼神，卻要學祭禮，這不是沒有客卻行客禮麼？這不是沒有魚卻下網麼？”（《公孟篇》）所以墨子雖不重喪葬祭祀，卻極信鬼神，還更信天。
他的“天”卻不是老子的“自然”，也不是孔子的“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的天。
墨子的天，是有意志的。
天的“志”就是要人兼愛。
凡事都應該以“天志”為标準。
墨子是一個實行的宗教家。
他主張節用，又主張廢樂，所以他教人要吃苦修行。
要使後世的墨者，都要“以裘褐為衣，以喬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
這是“墨教”的特色。
《莊子·天下篇》批評墨家的行為，說： 墨翟禽滑厘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
将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胫無毛相進而已矣。
亂之上也，治之下也。
又卻不得不稱贊墨子道： 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
将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
才士也夫！認得這個墨子，才可講墨子的哲學。
《墨子》書今本有５３篇，依我看來，可分作五組： 第一組，自《親士》到《三辯》，凡七篇，皆後人假造的（黃震、宋濂所見别本，此七篇題曰經）。
前三篇全無墨家口氣，後四篇乃根本墨家的餘論所作的。
第二組，《尚賢》三篇，《尚同》三篇，《兼愛》三篇，《非攻》三篇，《節用》兩篇，《節葬》一篇，《天志》三篇，《明鬼》一篇，《非樂》一篇，《非命》三篇，《非儒》一篇，凡２４篇。
大抵皆墨者演墨子字說所作的。
其中也有許多後人加入的材料。
《非樂》、《非儒》兩篇更可疑。
第三組，《經》上下，《經說》上下，《大取》、《小取》，六篇。
不是墨子的書，也不是墨者記墨子學說的書。
我以為這六篇就是《莊子·天下篇》所說的“别墨”做的。
這六篇中的學問，決不是墨子時代所能發生的。
況且其中所說和惠施公孫龍的話最為接近。
惠施、公孫龍的學說差不多全在這六篇裡面。
所以我以為這六篇是惠施、公孫龍時代的“别墨”做的。
我從來講墨學，把這六篇提出，等到後來講“别墨”的時候才講他們。
第四組，《耕柱》、《貴義》、《公孟》、《魯問》、《公輸》，這五篇，乃是墨家後人把墨子一生的言行輯聚來做的，就是儒家的《論語》一般。
其中有許多材料比第二組還更為重要。
第五組，自《備城門》以下到《雜守》凡１１篇。
所記都是墨家守城備敵的方法，于哲學沒甚麼關系。
研究墨學的，可先讀第二組和第四組，後讀三組，其餘二組，可以不必細讀。
◎第二章墨子的哲學方法儒墨兩家根本上不同之處，在于兩家哲學的方法不同，在于兩家的“邏輯”不同。
《墨子·耕柱篇》有一條最形容得出這種不同之處。
葉公子高問政于仲尼，曰：“善為政者若之何？”仲尼對曰：“善為政者，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
”（《論語》作“近者悅，遠者來。
”）子墨子聞之曰：“葉公子高未得其問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對也。
葉公子高豈不知善為政者之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哉？問所以為之若之何也。
……”這就是儒墨的大區别，孔子所說是一種理想的目的，墨子所要的是一個“所以為之若之何”的進行方法。
孔子說的是一個“什麼”，墨子說的是一個“怎樣”，這是一個大分别。
《公孟篇》又說： 子墨子問于儒者，曰：“何故為樂？”曰：“樂以為樂也。
”子墨子曰： “子未我應也。
今我問曰：‘何故為室？’曰：‘冬避寒焉，夏避署焉，室以為男女之别也。
’則子告我為室之故矣。
今我問曰：‘何故為樂’曰：‘樂以為樂也。
’是猶曰：‘何故為室？’曰：‘室以為室也。
’”儒者說的還是一個“什麼”，墨子說的是一個“為什麼”。
這又是一個大分别。
這兩種區别，皆極重要。
儒家最愛提出一個極高的理想的标準，作為人生的目的，如論政治，定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或說“近者悅，遠者來”；這都是理想的目的，卻不是進行的方法。
如人生哲學則高懸一個“止于至善”的目的，卻不講怎樣能使人止于至善。
所說細目，如“為人君，止于仁；為人臣，止于敬；為人父，止于慈；為人子，止于孝；與國人交，止于信。
”全不問為什麼為人子的要孝，為什麼為人臣的要敬；隻說理想中的父子君臣朋友是該如此如此的。
所以儒家的議論，總要偏向“動機”一方面。
“動機”如俗話的“居心”。
孟子說的“君子之所以異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
存心是行為的動機。
《大學》說的誠意，也是動機。
儒家隻注意行為的動機，不注意行為的效果。
推到了極端，便成董仲舒說的“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隻說這事應該如此做，不問為什麼應該如此做。
墨子的方法，恰與此相反。
墨子處處要問一個“為什麼”。
例如造一所房子，先要問為什麼要造房子。
知道了“為什麼”，方才可知道“怎樣做”。
知道房子的用處是“冬避寒焉，夏避署焉，室以為男女之别”，方才可以知道怎樣布置構造始能避風雨寒署，始能分别男女内外。
人生的一切行為，都是如此。
如今人講教育，上官下屬都說應該興教育，于是大家都去開學堂，招學生。
大家都以為興教育就是辦學堂，辦學堂就是興教育，從不去問為什麼該興教育。
因為不研究教育是為什麼的，所以辦學和視學的人也無從考究教育的優劣，更無從考究改良教育的方法。
我去年回到内地，有人來說，我們村裡，該開一個學堂。
我問他為什麼我們村裡該辦學堂呢？他說：某村某村都有學堂了，所以我們這裡也該開一個。
這就是墨子說的“是猶曰：何故為室？曰：室以為室也”的理論。
墨子以為無論何種事物、制度、學說、觀念，都有一個“為什麼”。
換言之，事事物物都有一個用處。
知道那事物的用處，方才可以知道他的是非善惡。
為什麼呢？因為事事物物既是為應用的，若不能應用，便失了那事那物的原意了，便應該改良了。
例如墨子講“兼愛”，便說： 用而不可，雖我亦将非之。
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兼愛下》）這是說能應“用”的便是“善”的；“善”的能應“用”的。
譬如我說這筆“好”，為什麼“好”呢？因為能中寫，所以“好”。
又如我說這會場“好”，為什麼“好”呢？因為他能最合開會講演的用，所以“好”。
這便是墨子的“
”（《魯問篇》）看他這一件事，可以想見他一生的慷慨好義，有一個朋友勸他道：“如今天下的人都不肯做義氣的事，你何苦這樣盡力去做呢？我勸你不如罷了。
”墨子說： “譬如一個人有十個兒子，九個兒子好吃懶做，隻有一個兒子盡力耕田。
吃飯的人那麼多，耕田的人那麼少，那一個耕田的兒子便該格外努力耕田才好。
如今天下的人都不肯做義氣的事，你正該勸我多做些才好。
為什麼反來勸我莫做呢？”（《貴義篇》）這是何等精神！何等人格！那反對墨家最利害的孟轲道：“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
”這話本有責備墨子之意，其實是極恭維他的話。
試問中國曆史上，可曾有第二個“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的人麼？墨子是一個宗教家。
他最恨那些儒家一面不信鬼神，一面卻講究祭禮喪禮。
他說：“不信鬼神，卻要學祭禮，這不是沒有客卻行客禮麼？這不是沒有魚卻下網麼？”（《公孟篇》）所以墨子雖不重喪葬祭祀，卻極信鬼神，還更信天。
他的“天”卻不是老子的“自然”，也不是孔子的“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的天。
墨子的天，是有意志的。
天的“志”就是要人兼愛。
凡事都應該以“天志”為标準。
墨子是一個實行的宗教家。
他主張節用，又主張廢樂，所以他教人要吃苦修行。
要使後世的墨者，都要“以裘褐為衣，以喬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
這是“墨教”的特色。
《莊子·天下篇》批評墨家的行為，說： 墨翟禽滑厘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
将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胫無毛相進而已矣。
亂之上也，治之下也。
又卻不得不稱贊墨子道： 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
将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
才士也夫！認得這個墨子，才可講墨子的哲學。
《墨子》書今本有５３篇，依我看來，可分作五組： 第一組，自《親士》到《三辯》，凡七篇，皆後人假造的（黃震、宋濂所見别本，此七篇題曰經）。
前三篇全無墨家口氣，後四篇乃根本墨家的餘論所作的。
第二組，《尚賢》三篇，《尚同》三篇，《兼愛》三篇，《非攻》三篇，《節用》兩篇，《節葬》一篇，《天志》三篇，《明鬼》一篇，《非樂》一篇，《非命》三篇，《非儒》一篇，凡２４篇。
大抵皆墨者演墨子字說所作的。
其中也有許多後人加入的材料。
《非樂》、《非儒》兩篇更可疑。
第三組，《經》上下，《經說》上下，《大取》、《小取》，六篇。
不是墨子的書，也不是墨者記墨子學說的書。
我以為這六篇就是《莊子·天下篇》所說的“别墨”做的。
這六篇中的學問，決不是墨子時代所能發生的。
況且其中所說和惠施公孫龍的話最為接近。
惠施、公孫龍的學說差不多全在這六篇裡面。
所以我以為這六篇是惠施、公孫龍時代的“别墨”做的。
我從來講墨學，把這六篇提出，等到後來講“别墨”的時候才講他們。
第四組，《耕柱》、《貴義》、《公孟》、《魯問》、《公輸》，這五篇，乃是墨家後人把墨子一生的言行輯聚來做的，就是儒家的《論語》一般。
其中有許多材料比第二組還更為重要。
第五組，自《備城門》以下到《雜守》凡１１篇。
所記都是墨家守城備敵的方法，于哲學沒甚麼關系。
研究墨學的，可先讀第二組和第四組，後讀三組，其餘二組，可以不必細讀。
◎第二章墨子的哲學方法儒墨兩家根本上不同之處，在于兩家哲學的方法不同，在于兩家的“邏輯”不同。
《墨子·耕柱篇》有一條最形容得出這種不同之處。
葉公子高問政于仲尼，曰：“善為政者若之何？”仲尼對曰：“善為政者，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
”（《論語》作“近者悅，遠者來。
”）子墨子聞之曰：“葉公子高未得其問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對也。
葉公子高豈不知善為政者之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哉？問所以為之若之何也。
……”這就是儒墨的大區别，孔子所說是一種理想的目的，墨子所要的是一個“所以為之若之何”的進行方法。
孔子說的是一個“什麼”，墨子說的是一個“怎樣”，這是一個大分别。
《公孟篇》又說： 子墨子問于儒者，曰：“何故為樂？”曰：“樂以為樂也。
”子墨子曰： “子未我應也。
今我問曰：‘何故為室？’曰：‘冬避寒焉，夏避署焉，室以為男女之别也。
’則子告我為室之故矣。
今我問曰：‘何故為樂’曰：‘樂以為樂也。
’是猶曰：‘何故為室？’曰：‘室以為室也。
’”儒者說的還是一個“什麼”，墨子說的是一個“為什麼”。
這又是一個大分别。
這兩種區别，皆極重要。
儒家最愛提出一個極高的理想的标準，作為人生的目的，如論政治，定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或說“近者悅，遠者來”；這都是理想的目的，卻不是進行的方法。
如人生哲學則高懸一個“止于至善”的目的，卻不講怎樣能使人止于至善。
所說細目，如“為人君，止于仁；為人臣，止于敬；為人父，止于慈；為人子，止于孝；與國人交，止于信。
”全不問為什麼為人子的要孝，為什麼為人臣的要敬；隻說理想中的父子君臣朋友是該如此如此的。
所以儒家的議論，總要偏向“動機”一方面。
“動機”如俗話的“居心”。
孟子說的“君子之所以異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
存心是行為的動機。
《大學》說的誠意，也是動機。
儒家隻注意行為的動機，不注意行為的效果。
推到了極端，便成董仲舒說的“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隻說這事應該如此做，不問為什麼應該如此做。
墨子的方法，恰與此相反。
墨子處處要問一個“為什麼”。
例如造一所房子，先要問為什麼要造房子。
知道了“為什麼”，方才可知道“怎樣做”。
知道房子的用處是“冬避寒焉，夏避署焉，室以為男女之别”，方才可以知道怎樣布置構造始能避風雨寒署，始能分别男女内外。
人生的一切行為，都是如此。
如今人講教育，上官下屬都說應該興教育，于是大家都去開學堂，招學生。
大家都以為興教育就是辦學堂，辦學堂就是興教育，從不去問為什麼該興教育。
因為不研究教育是為什麼的，所以辦學和視學的人也無從考究教育的優劣，更無從考究改良教育的方法。
我去年回到内地，有人來說，我們村裡，該開一個學堂。
我問他為什麼我們村裡該辦學堂呢？他說：某村某村都有學堂了，所以我們這裡也該開一個。
這就是墨子說的“是猶曰：何故為室？曰：室以為室也”的理論。
墨子以為無論何種事物、制度、學說、觀念，都有一個“為什麼”。
換言之，事事物物都有一個用處。
知道那事物的用處，方才可以知道他的是非善惡。
為什麼呢？因為事事物物既是為應用的，若不能應用，便失了那事那物的原意了，便應該改良了。
例如墨子講“兼愛”，便說： 用而不可，雖我亦将非之。
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兼愛下》）這是說能應“用”的便是“善”的；“善”的能應“用”的。
譬如我說這筆“好”，為什麼“好”呢？因為能中寫，所以“好”。
又如我說這會場“好”，為什麼“好”呢？因為他能最合開會講演的用，所以“好”。
這便是墨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