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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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德曰生。
聖人之大寶曰位。
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财。
理财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辭的作用，積極一方面，可以“鼓天下之動”；消極一方面，可以“禁民為非”。
這是《易經》的第三個基本觀念。
這三個觀念（一）易，（二）象，（三）辭，便是《易經》的精華。
孔子研究那時的蔔筮之《易》，竟能找出這三個重要的觀念：第一，萬物的變動不窮，都是由簡易的變作繁赜的。
第二，人類社會的種種器物制度禮俗，都有一個極簡易的原起，這個原起，便是“象”。
人類的文明史，隻是這些“法象”實現為制度文物的曆史。
第三，這種種“意象”變動作用時，有種種吉兇悔吝的趨向，都可用“辭”表示出來，使人動用都有儀法标準，使人明知利害，不敢為非。
－－這就是我的《易論》。
我且引一段《系辭傳》作這篇的結束：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赜，而拟諸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系辭焉以斷其吉兇，是故謂之爻（爻似當作辭。
說見上）。
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亞也（亞字從荀本）。
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拟之而後言，儀之而後動。
（儀舊作議。
《釋文》雲：“陸姚桓元荀柔之作儀。
”适按：作儀是也。
儀，法也。
與上文拟字對文。
）拟儀以成其變化。
“象”與“辭”都是給我們摹拟儀法的模範。
◎第四章正名主義孔子哲學的根本觀念，依我看來，隻是上篇所說的三個觀念： 第一，一切變遷都是由微變顯，由簡易變繁赜。
所以說： 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
《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知道一切變遷都起于極微極細極簡易的，故我們研究變遷，應該從這裡下手。
所以說：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韓注：“極未形之理曰深，适動微之會曰幾”）。
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
“深”是隐藏未現的。
“幾”字《易系辭》說得最好： 幾者動之微吉兇之先見者也（舊無兇字，義不可通。
今按孔穎達《正義》雲： “諸本或有兇字者，其定本則無也。
”是唐時尚有有兇字之本。
今據增）。
孔子哲學的根本觀念，隻是要“知幾”，要“見幾”，要“防微杜漸”。
大凡人生哲學（即倫理學），論人生行為的善惡，約分兩大派：一派注重“居心”，注重“動機”；一派注重行為的效果影響。
孔子的人生哲學，屬于“動機”一派。
第二，人類的一切器物制度禮法，都起于種種“象”。
換言之，“象”便是一切制度文物的“幾”。
這個觀念，極為重要。
因為“象”的應用，在心理和人生哲學一方面就是“意”，就是“居心”（孟子所謂“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之存心）。
就是俗話說的“念頭”。
在實際一方面，就是“名”，就是一切“名字”（鄭玄說，古曰名，今曰字）。
“象”的學說，于孔子的哲學上，有三層效果： （一）因為象事物的“動機”，故孔子的人生哲學，極注重行為的“居心”和“動機”。
（二）因為“象”在實際上，即是名号名字，故孔子的政治哲學主張一種“正名”主義。
（三）因為象有仿效模範的意思，故孔子的教育哲學和政治哲學，又注重标準的榜樣行為，注重正已以正人，注重以德化人。
第三，積名成“辭”，可以表示意象動作的趨向，可以指出動作行為的吉兇利害，因此可以作為人生動作的向導。
故說： 理則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正辭”與“正名”隻是一事。
孔子主張“正名”、“正辭”，隻是一方面要鼓天下之動，一方面要禁民為非。
以上所說，是孔子哲學的重要大旨。
如今且先說“正名主義”。
正名主義，乃是孔子學說的中心問題。
這個問題的重要，見于《論語·子路篇》：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馬融注，正百事之名）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蓋阙如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
言不順，則事不成。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
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
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
君子于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請看名不正的害處，竟可緻禮樂不興，刑罰不中，百姓無所措手足。
這是何等重大的問題！如今且把這一段仔細研究一番： 怎麼說“名不正，則言不順”呢？“言”是“名”組合成的。
名字的意義若沒有正當的标準，便連話都說不通了。
孔子說： 觚不觚，觚哉？觚哉？“觚”是有角之形。
（《漢書·律曆志》：“成六觚”。
蘇林曰：“六觚，六角也。
”又《郊祀志》：“八觚宣通，象八方”。
師古曰：“觚，角也。
”班固《西都賦》：“上觚棱而樓金爵。
”注雲：“觚，八觚，有隅者也。
”可證。
）故有角的酒器叫做“觚”。
後來把觚字用泛了，凡酒器可盛三升的，都叫做“觚”，不問他有角無角。
所以孔子說：“現在觚沒有角了。
這也是觚嗎？這也是觚嗎？”不是觚的都叫做“觚”，這就是言不順。
且再舉一例。
孔子說： 政者，正也。
子率以正，孰敢不正？政字從正，本有正意。
現今那些昏君貪官的政府，也居然叫做“政”，這也是“言不順”了。
這種現象，是一種學識思想界昏亂“無政府”的怪現象。
語言文字（名）是代表思想的符号。
語言文字沒有正确的意義，還有什麼來做是非真假的标準呢？沒有角的東西可叫做“觚”，一班暴君污吏可叫做“政”，怪不得少正卯、鄧析一般人，要“以非為是，以是為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用《呂氏春秋》語）了。
孔子當日眼見那些“邪說暴行”（說見本篇第二章），以為天下的病根在于思想界沒有公認的是非真僞的标準。
所以他說：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他的中心問題，隻是要建設一種公認的是非真僞的标準。
建設下手的方法便是“正名”。
這是儒家公有的中心問題。
試引荀卿的話為證： 今聖王沒，名守慢，奇辭起，名實亂，是非之形不明，則雖守法之吏，誦數之儒，亦皆亂也。
……異形離心交喻，異物名實互紐；貴賤不明，同類不别：如是，則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廢之禍”（《荀子·正名篇》。
說解見第十一篇第三章）。
不正名則“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廢之禍”，這兩句可作孔子“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兩句的正确注腳。
怎麼說“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呢？這是說是非真僞善惡若沒有公認的标準，則一切别的種種标準如禮樂刑罰之類，都不能成立。
正如荀卿說的：“名守慢，奇辭起，名實亂，是非之形不明，則雖守法之吏，誦數之儒，亦皆亂也。
”“正名”的宗旨，隻要建設是非善惡的标準，已如上文所說。
這是孔門政治哲學的根本理想。
《論語》說： 齊景公問政于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隻是正名主義。
正名的宗旨，不但要使觚的是“觚”，方的是“方”，還須要使君真是君，臣真是臣，父真是父，子真是子。
不君的君，不臣的臣，不子的子和不觚的觚，有角的圓是同樣的錯謬。
如今且看孔子的正名主義如何實行。
孟子說：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
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孔子懼，作《春秋》。
《春秋》，天子之事也。
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說：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
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甯。
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一部《春秋》便是孔子實行正名的方法。
《春秋》這部書，一定是有深意“大義”的，所以孟子如此說法。
孟子又說：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晉之《乘》，楚之《杌》，魯之《春秋》，一也。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
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莊子《天下篇》也說：“春秋以道名分。
”這都是論《春秋》最早的話，該可相信。
若《春秋》沒有什麼“微言大義”，單是一部史書，那真不如“斷爛朝報”了。
孔子不是一個全無意識的人，似乎不至于做出這樣極不可讀的史書。
論《春秋》的真意，應該研究《公羊傳》和《梁傳》，晚出的《左傳》最沒有用。
我不主張“今文”，也不主張“古文”，單就《春秋》而論，似乎應該如此主張。
《春秋》正名的方法，可分三層說： 第一，正名字。
《春秋》的第一方法，是要訂正一切名字的意義。
這是言語學文法學的事業。
今舉一例，《春秋》說： 僖公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是月，六退飛，過宋都。
（《公羊傳》）曷為先言“”而後言“石”？石記聞。
聞其真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
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
……曷為先言“六”而後言“”？六退飛，記見也。
視之則“六”，察之則“”，徐而察之，則退飛。
……（《梁傳》）“隕石于宋，五。
”先“隕”而後“石”，何也？“隕”而後“石”也。
于宋四境之内曰“宋”。
後數，散辭也，耳治也。
“是月也，六退飛，過宋都。
”“是月也”，決不日而月也。
“六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
目治也。
……君子之于物，無所苟而已。
石且猶盡其辭，而況于人乎？故五石六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
（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篇》）《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故名石則後其“五”，言退則先其“六”。
聖人之謹于正名如此。
“君子于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五石六之辭是也。
“《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這是正名的第一義。
古書辨文法上詞性之區别，莫如《公羊》、《梁》兩傳。
《公羊傳》講詞性更精。
不但名詞（如車馬曰，貨财曰赙，衣服曰衤遂之類），動詞（如春曰苗，秋曰，冬曰狩，春曰祠，夏曰礻勺，秋曰嘗，冬曰，直來曰來，大歸曰來歸等），分别得詳細，并且把狀詞（如既者何，盡也）、介詞（如及者何，累也）、連詞（如遂者何，生事也，乃者何，難之也，之類）之類，都仔細研究方法上的作用。
所以我說《春秋》的第一義，是文法學、言語學的事業。
第二，定名分。
上一條是“别同異”，這一條是“辨上下”。
那時的周天子久已不算什麼東西。
楚吳都已稱王，此外各國，也多拓地滅國，各自稱雄。
孔子眼見那紛争無主的現象，回想那封建制度最盛時代，井井有條的階級社會，真有去古日遠的感慨。
所以《論語》說：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讀這兩句，可見他老人家氣得胡子發拌的神氣！《論語》又說： 三家者，以《雍徹》。
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孔子雖明知一時做不到那“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制度，他卻處處要保存那紙上的封建階級。
所以《春秋》于吳楚之君，隻稱“子”，齊晉隻稱“侯”，宋雖弱小，卻稱“公”。
踐土之會，明是晉文公把周天子叫來，《春秋》卻說是“天王狩于河陽”。
周天子的号令，久不行了，《春秋》每年仍舊大收“春王正月”。
這都是“正名分”的微旨。
《論語》說： 子貢欲去告朔之饣氣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這便是《春秋》大書“春王正月”一類的用意。
第三，寓褒貶。
《春秋》的方法，最重要的，在于把褒貶的判斷寄托在記事之中。
司馬遷《史記·自序》引董仲舒的話道：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别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王道之大者也。
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便是褒貶之意。
上章說“辭”字本有判斷之意。
故“正辭”可以“禁民為非”。
《春秋》的“書法”，隻是要人看見了生畏懼之
聖人之大寶曰位。
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财。
理财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辭的作用，積極一方面，可以“鼓天下之動”；消極一方面，可以“禁民為非”。
這是《易經》的第三個基本觀念。
這三個觀念（一）易，（二）象，（三）辭，便是《易經》的精華。
孔子研究那時的蔔筮之《易》，竟能找出這三個重要的觀念：第一，萬物的變動不窮，都是由簡易的變作繁赜的。
第二，人類社會的種種器物制度禮俗，都有一個極簡易的原起，這個原起，便是“象”。
人類的文明史，隻是這些“法象”實現為制度文物的曆史。
第三，這種種“意象”變動作用時，有種種吉兇悔吝的趨向，都可用“辭”表示出來，使人動用都有儀法标準，使人明知利害，不敢為非。
－－這就是我的《易論》。
我且引一段《系辭傳》作這篇的結束：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赜，而拟諸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系辭焉以斷其吉兇，是故謂之爻（爻似當作辭。
說見上）。
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亞也（亞字從荀本）。
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拟之而後言，儀之而後動。
（儀舊作議。
《釋文》雲：“陸姚桓元荀柔之作儀。
”适按：作儀是也。
儀，法也。
與上文拟字對文。
）拟儀以成其變化。
“象”與“辭”都是給我們摹拟儀法的模範。
◎第四章正名主義孔子哲學的根本觀念，依我看來，隻是上篇所說的三個觀念： 第一，一切變遷都是由微變顯，由簡易變繁赜。
所以說： 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
《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知道一切變遷都起于極微極細極簡易的，故我們研究變遷，應該從這裡下手。
所以說：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韓注：“極未形之理曰深，适動微之會曰幾”）。
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
“深”是隐藏未現的。
“幾”字《易系辭》說得最好： 幾者動之微吉兇之先見者也（舊無兇字，義不可通。
今按孔穎達《正義》雲： “諸本或有兇字者，其定本則無也。
”是唐時尚有有兇字之本。
今據增）。
孔子哲學的根本觀念，隻是要“知幾”，要“見幾”，要“防微杜漸”。
大凡人生哲學（即倫理學），論人生行為的善惡，約分兩大派：一派注重“居心”，注重“動機”；一派注重行為的效果影響。
孔子的人生哲學，屬于“動機”一派。
第二，人類的一切器物制度禮法，都起于種種“象”。
換言之，“象”便是一切制度文物的“幾”。
這個觀念，極為重要。
因為“象”的應用，在心理和人生哲學一方面就是“意”，就是“居心”（孟子所謂“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之存心）。
就是俗話說的“念頭”。
在實際一方面，就是“名”，就是一切“名字”（鄭玄說，古曰名，今曰字）。
“象”的學說，于孔子的哲學上，有三層效果： （一）因為象事物的“動機”，故孔子的人生哲學，極注重行為的“居心”和“動機”。
（二）因為“象”在實際上，即是名号名字，故孔子的政治哲學主張一種“正名”主義。
（三）因為象有仿效模範的意思，故孔子的教育哲學和政治哲學，又注重标準的榜樣行為，注重正已以正人，注重以德化人。
第三，積名成“辭”，可以表示意象動作的趨向，可以指出動作行為的吉兇利害，因此可以作為人生動作的向導。
故說： 理則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正辭”與“正名”隻是一事。
孔子主張“正名”、“正辭”，隻是一方面要鼓天下之動，一方面要禁民為非。
以上所說，是孔子哲學的重要大旨。
如今且先說“正名主義”。
正名主義，乃是孔子學說的中心問題。
這個問題的重要，見于《論語·子路篇》：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馬融注，正百事之名）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蓋阙如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
言不順，則事不成。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
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
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
君子于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請看名不正的害處，竟可緻禮樂不興，刑罰不中，百姓無所措手足。
這是何等重大的問題！如今且把這一段仔細研究一番： 怎麼說“名不正，則言不順”呢？“言”是“名”組合成的。
名字的意義若沒有正當的标準，便連話都說不通了。
孔子說： 觚不觚，觚哉？觚哉？“觚”是有角之形。
（《漢書·律曆志》：“成六觚”。
蘇林曰：“六觚，六角也。
”又《郊祀志》：“八觚宣通，象八方”。
師古曰：“觚，角也。
”班固《西都賦》：“上觚棱而樓金爵。
”注雲：“觚，八觚，有隅者也。
”可證。
）故有角的酒器叫做“觚”。
後來把觚字用泛了，凡酒器可盛三升的，都叫做“觚”，不問他有角無角。
所以孔子說：“現在觚沒有角了。
這也是觚嗎？這也是觚嗎？”不是觚的都叫做“觚”，這就是言不順。
且再舉一例。
孔子說： 政者，正也。
子率以正，孰敢不正？政字從正，本有正意。
現今那些昏君貪官的政府，也居然叫做“政”，這也是“言不順”了。
這種現象，是一種學識思想界昏亂“無政府”的怪現象。
語言文字（名）是代表思想的符号。
語言文字沒有正确的意義，還有什麼來做是非真假的标準呢？沒有角的東西可叫做“觚”，一班暴君污吏可叫做“政”，怪不得少正卯、鄧析一般人，要“以非為是，以是為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用《呂氏春秋》語）了。
孔子當日眼見那些“邪說暴行”（說見本篇第二章），以為天下的病根在于思想界沒有公認的是非真僞的标準。
所以他說：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他的中心問題，隻是要建設一種公認的是非真僞的标準。
建設下手的方法便是“正名”。
這是儒家公有的中心問題。
試引荀卿的話為證： 今聖王沒，名守慢，奇辭起，名實亂，是非之形不明，則雖守法之吏，誦數之儒，亦皆亂也。
……異形離心交喻，異物名實互紐；貴賤不明，同類不别：如是，則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廢之禍”（《荀子·正名篇》。
說解見第十一篇第三章）。
不正名則“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廢之禍”，這兩句可作孔子“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兩句的正确注腳。
怎麼說“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呢？這是說是非真僞善惡若沒有公認的标準，則一切别的種種标準如禮樂刑罰之類，都不能成立。
正如荀卿說的：“名守慢，奇辭起，名實亂，是非之形不明，則雖守法之吏，誦數之儒，亦皆亂也。
”“正名”的宗旨，隻要建設是非善惡的标準，已如上文所說。
這是孔門政治哲學的根本理想。
《論語》說： 齊景公問政于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隻是正名主義。
正名的宗旨，不但要使觚的是“觚”，方的是“方”，還須要使君真是君，臣真是臣，父真是父，子真是子。
不君的君，不臣的臣，不子的子和不觚的觚，有角的圓是同樣的錯謬。
如今且看孔子的正名主義如何實行。
孟子說：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
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孔子懼，作《春秋》。
《春秋》，天子之事也。
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說：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
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甯。
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一部《春秋》便是孔子實行正名的方法。
《春秋》這部書，一定是有深意“大義”的，所以孟子如此說法。
孟子又說：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晉之《乘》，楚之《杌》，魯之《春秋》，一也。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
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莊子《天下篇》也說：“春秋以道名分。
”這都是論《春秋》最早的話，該可相信。
若《春秋》沒有什麼“微言大義”，單是一部史書，那真不如“斷爛朝報”了。
孔子不是一個全無意識的人，似乎不至于做出這樣極不可讀的史書。
論《春秋》的真意，應該研究《公羊傳》和《梁傳》，晚出的《左傳》最沒有用。
我不主張“今文”，也不主張“古文”，單就《春秋》而論，似乎應該如此主張。
《春秋》正名的方法，可分三層說： 第一，正名字。
《春秋》的第一方法，是要訂正一切名字的意義。
這是言語學文法學的事業。
今舉一例，《春秋》說： 僖公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是月，六退飛，過宋都。
（《公羊傳》）曷為先言“”而後言“石”？石記聞。
聞其真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
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
……曷為先言“六”而後言“”？六退飛，記見也。
視之則“六”，察之則“”，徐而察之，則退飛。
……（《梁傳》）“隕石于宋，五。
”先“隕”而後“石”，何也？“隕”而後“石”也。
于宋四境之内曰“宋”。
後數，散辭也，耳治也。
“是月也，六退飛，過宋都。
”“是月也”，決不日而月也。
“六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
目治也。
……君子之于物，無所苟而已。
石且猶盡其辭，而況于人乎？故五石六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
（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篇》）《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故名石則後其“五”，言退則先其“六”。
聖人之謹于正名如此。
“君子于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五石六之辭是也。
“《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這是正名的第一義。
古書辨文法上詞性之區别，莫如《公羊》、《梁》兩傳。
《公羊傳》講詞性更精。
不但名詞（如車馬曰，貨财曰赙，衣服曰衤遂之類），動詞（如春曰苗，秋曰，冬曰狩，春曰祠，夏曰礻勺，秋曰嘗，冬曰，直來曰來，大歸曰來歸等），分别得詳細，并且把狀詞（如既者何，盡也）、介詞（如及者何，累也）、連詞（如遂者何，生事也，乃者何，難之也，之類）之類，都仔細研究方法上的作用。
所以我說《春秋》的第一義，是文法學、言語學的事業。
第二，定名分。
上一條是“别同異”，這一條是“辨上下”。
那時的周天子久已不算什麼東西。
楚吳都已稱王，此外各國，也多拓地滅國，各自稱雄。
孔子眼見那紛争無主的現象，回想那封建制度最盛時代，井井有條的階級社會，真有去古日遠的感慨。
所以《論語》說：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讀這兩句，可見他老人家氣得胡子發拌的神氣！《論語》又說： 三家者，以《雍徹》。
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孔子雖明知一時做不到那“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制度，他卻處處要保存那紙上的封建階級。
所以《春秋》于吳楚之君，隻稱“子”，齊晉隻稱“侯”，宋雖弱小，卻稱“公”。
踐土之會，明是晉文公把周天子叫來，《春秋》卻說是“天王狩于河陽”。
周天子的号令，久不行了，《春秋》每年仍舊大收“春王正月”。
這都是“正名分”的微旨。
《論語》說： 子貢欲去告朔之饣氣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這便是《春秋》大書“春王正月”一類的用意。
第三，寓褒貶。
《春秋》的方法，最重要的，在于把褒貶的判斷寄托在記事之中。
司馬遷《史記·自序》引董仲舒的話道：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别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王道之大者也。
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便是褒貶之意。
上章說“辭”字本有判斷之意。
故“正辭”可以“禁民為非”。
《春秋》的“書法”，隻是要人看見了生畏懼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