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與時代的氣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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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名為仁與義，樂與禮。
孟子更把老子莊子的棄知與無為，取名為良知良能。
於是把新石器時代以來的文明全面加以理論的學問化，可比把田地都來重新犁翻過，好播種新的作物。
這樣就起來了諸子百家爭鳴，他們都是寫的論文。
這知性的新光輝與勁勢，刺激了其他面的創造力。
先是文字，向來甲骨文的形體大緻是規定的，殷周銅器的銘文雖生變體，但也有個共同標準，可是一到春秋戰國，各國的篆書的變體就驟然增多了。
政治與產業方面是變制變法，軍事也出來了新兵法，衣裳、宮室、器皿方面也出來了新式樣，文學方面是論文刺激起了文學的全機能，如此乃出現左傳、國語、國策、以及楚辭與後來西漢的文章。
如果沒有春秋戰國這次理論的學問化的大運動引起知性的新的創造力，是不可能開出後來秦漢的天下的。
人皆隻當希臘的荷馬史詩是一個特色，不知中國春秋戰國時代的論文才真是一個特色。
與中國的比起來，西洋的哲學論文，政治學經濟學論文，軍事學論文，科學論文等都不是文。
印度的論文如大智度論，瑜珈地師論，因明入正論，或唯識論等亦皆是沒有文。
而中國的論文則有易繫辭、禮運、樂記、老子、莊子、孟子、孫子，其為西洋與印度的論文所不可及者有三點。
一、其立論的理是依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則演繹而來，乃至如韓非子，亦還是有老子的「天地不仁」為其思想，比西洋的法治論高曠。
再如孫子，他是一寫就寫出了永遠新鮮的兵法論，德國克勞塞維茨的軍事學是把握了現代的技術方面，但在原理上還是不違孫子，不及孫子。
至於易繫辭與老子莊子，是今世紀發現了素粒子，亦在原理上不出其範圍，物理學者與天文學者要想說明素領域的現象及新發見的天體的現象的所以然之故，遠不及易繫辭與老子莊子所已達到的，那是已到達了大自然的絕對。
中國春秋戰國時的論文非外國的可及的第二點，是發明了許多新字新語，一種是用以說明「無」的，如物象的象字、乾坤、陰陽、虛實的虛字，與「彷彿」、「窈冥」的形容詞，與仁義的仁字、禮樂的樂字，皆是新字新語。
又一種是用以說明「生」的，如「萌」字、「息」字、「屯」字、「茁」字。
與說明水的生態的「涓涓」、「潺潺」等字，說明草木的生態的「蔥倩」、「蒼鬱」等字。
又一種是說明無限時空的字，如「宇宙」、「天下」、「世界」、「人世」等，與其形容的字，如「悠悠」、「渺渺」、「迢迢」等。
這種種新字新語使春秋戰國時的論文的特色的內容得到明確的表現，而且使論文成為詩的。
數學與物理學亦有其獨自的符號與用語，但範圍很窄，多拘於「有」，而西洋哲學的字語更是粗陋，他們的論文又怎能及得中國的。
印度佛經裏有許多說明「空」，與說明無限時間與無限空間的字語，但是沒有說明「生」的字語，也沒有陰陽的字語，所以印度也還是沒有好論文。
中國春秋戰國時的論文非他國的可及的第三點，則是中國的文章的造形就是有陰陽虛實與位置變化的，隻有以這樣形式的、徘徊徐疾，有調而非旋律的文章，纔能適應於寫出中國的論文所特有的那種內容，所以必然是文學的，不是西洋的那種邏輯體系的報告文學式的文體寫的論文可比。
所以春秋戰國時的論文能起左傳、離騷、西漢文章的帶頭作用。
亦可說左傳離騷漢賦與史記都是帶有理論文的色彩的。
如左傳裏諸侯間行人與司賓的應對，每能辭達而辯明，國語則多是正正之論，國策更有理論的縱橫可喜。
楚辭可說是純文學，而如離騷與漁父辭都是在要明世事的是非與人生道德價值的再評定。
如宋玉的風賦與登徒子好色賦，皆帶有應對辯論。
西漢的如司馬相如的子虛賦，亦是起於辯對，終於正誼。
又如司馬遷的史記，自雲蓋欲以「窮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其性格就是理論文式的。
史記的每篇都加有「太史公曰」的論評。
中國文明有一個理字，上自朝廷，下至民間，無抵抗的被接受於日常生活與人事的全面。
西洋隻有數學的理與物理學的理被萬人接受，而中國的則是包括數理物理在內的通於天地人三才之理。
一偏的數理與物理在西洋文學就要暫時被放棄，而中國的是大自然之理，雖在詩文裏亦不例外。
中國文學是知性的，情操亦知性化了，所以無論詩文皆自然帶有理論式。
這拿日本文學來對照，就很明白。
日本的萬葉集相當於中國的詩經，詩經裏大雅最是多講理論，萬葉集裏的歌則純於抒情，沒有是說理的。
以李白的詩比日本西行法師的歌與芭蕉俳句，便知李白詩裏處處有敘事說理，因此日本人以為不及西行與芭蕉的純文學。
但這是狹小的見識。
李白的詩正是好在詩與非詩的邊際。
理也要看是什麼樣的理，合理主義的理當然不可以為文學，但中國的是依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則的理，這理自身就是詩的，而詩亦必是知性的，說理可以說得來極自然。
還有中國文學可以敘事即是抒情，則是因為那敘事真能格物，寫到了物背後的象。
文明的歷史，新石器的始生文明自約一萬二千年前至約七千年前為一期。
至伏羲神農而入於變期，伏羲畫八卦，神農在黃河流域新定農業。
伏羲畫八卦是新石器時代發明數學與天文音樂等以後唯一的大發明，為西方古文明國所無。
而至黃帝，則又入一變期。
自伏羲氏至黃帝（約為七千年前至五千年前），有似自春秋戰國至秦漢，但是這變期較春秋戰國更長，約為一千餘年。
自黃帝起開出一個新創造的時代，下至殷周（約為五千年前至三千年前）為一期，正式成就了漢文明。
而至春秋戰國，又入於變期，下去開出了秦漢，又是新的創造，自秦漢至明清凡二千年間，又為一期。
而我們現在，是從清末與西洋接觸以來又是入於變期。
伏羲畫八卦，是次於新石器時代發見與發明數學、天文學、音樂、輪、槓桿、轆轤的奇蹟，是人類知性的又一次高揚，故能開出黃帝至殷商的新成就。
春秋戰國的把文明來理論的學問化，這又是一次知性的高揚，故能開出秦漢的新制度與文物，可以沿用至於明清凡約二千年間。
而我們今來提出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則，便也是為了今日我們入於新的變期，要有又一次知性的高揚。
中國文明第一期從黃帝算起，第二期從劉邦算起，而第三期要從孫文先生算起。
漢朝真是高曠雄勁的，有新的政治產業制度，新的宮室建築與道路工程，與衣裳器皿。
漢朝有新的一統天下，有行於新制的強大兵威，凡百皆異於殷周的。
我們隻看當時的摩崖銘刻的字，如楊淮表紀，石門頌的書勢，那氣魄之大，真使後世善書者覺得不可及。
所以漢朝的文章亦有這樣偉大，漢賦是對彼時新的日月山川物產，宮闕市朝人物的盛大風景的歡喜禮讚，所以漢賦有這麼多新字語，而其旨歸於對天地寅恭，風動於情而絢於禮樂之正的一種思省。
這漢朝文學的殿後是曹操的樂府詩與其手劄。
※新情操的時代 六朝是文學上新情操的時代。
六朝是中國文明入於新的變期，底下開出隋唐，與以前秦漢制度上雖有所改變，原則上並無異，新異寧隻是在於情操上，這最是見於文學。
五胡亂華，肇因於晉之清談誤國，而晉之清談實遠從對於東漢崇儒之反動而來。
原來漢民族的精神是在黃老，儒家的則是路，也要有精神纔能走路，所以是要兩者合起來才好。
西漢尚黃老，然至漢武帝已同時崇儒，而當時的大儒董仲舒也講陰陽五行，參雜黃老，比董仲舒稍前有賈誼與晁錯，實是儒術而兼法家者。
法家在歷史上每是儒與黃老的接點，如王莽，如王安石，皆引周禮行新法。
但至東漢，變得儒教一尊，摒棄黃老。
漢武有求賢良茂材詔，而東漢改為舉孝廉，取士必以儒，氣象遂不及西漢，此在文章上最易看出，漢書不及史記，馬融、張衡、班固的賦亦不及賈誼、司馬相如、楊雄。
所以從文學最可見歷史上朝代的氣運。
東漢是儒教固滯了，使人不得舒發，故起來了黃巾之亂，把這固滯來打破了，開出三國，才又見江山如畫，一時多少風流人物，就中曹操雖經生出身，其人卻是黃老的。
曹操的詩文接於西漢。
但是儒教亦不可被偏輕。
儒教的獨得處是孔子的尊王大一統，使時人都有安心立命的質實穩重感。
晉朝承魏，平蜀滅吳，統一天下，陸路與西域交通，南方海路，與羅馬交通，王愷石崇因以緻珍寶財富，張華因以博識新異之物，裴氏因以測定新地圖。
當時的音樂與舞亦翻出地方性的新趣，如白紵舞是吳地的，齊謳是齊地的。
當時是四方賓服，戎狄亦來歸順，入內地雜處。
當時天下的規模與新氣象，可說是漢武帝以後所初有。
然而缺少一個絕對的大意志力來統攝。
賈後一婦人，以朝廷為兒戲，八王之亂，皆五胡亂華之漸，而天下遂此崩壞。
晉人是偏輕了儒，缺少了尊王大一統的意志力來統攝當時繁華，遂流於享樂與放誕，以為曠達。
當時的朝士清談老莊，但是與西漢的尚黃老不同。
尚黃老是有個黃帝疆理天下的意識的，去了黃帝而單說老莊，則真是懶惰無為了。
但亦到底是初平天下之後有一種雄勁，如陸機的文賦，左思的三都賦，便都有這種雄勁。
三都賦不可當它隻是模倣班固的兩京賦，其實是因為晉朝承魏，平蜀、滅吳，時人對於魏都吳都蜀都數十年的新開發的成績，
孟子更把老子莊子的棄知與無為，取名為良知良能。
於是把新石器時代以來的文明全面加以理論的學問化，可比把田地都來重新犁翻過，好播種新的作物。
這樣就起來了諸子百家爭鳴，他們都是寫的論文。
這知性的新光輝與勁勢，刺激了其他面的創造力。
先是文字，向來甲骨文的形體大緻是規定的，殷周銅器的銘文雖生變體，但也有個共同標準，可是一到春秋戰國，各國的篆書的變體就驟然增多了。
政治與產業方面是變制變法，軍事也出來了新兵法，衣裳、宮室、器皿方面也出來了新式樣，文學方面是論文刺激起了文學的全機能，如此乃出現左傳、國語、國策、以及楚辭與後來西漢的文章。
如果沒有春秋戰國這次理論的學問化的大運動引起知性的新的創造力，是不可能開出後來秦漢的天下的。
人皆隻當希臘的荷馬史詩是一個特色，不知中國春秋戰國時代的論文才真是一個特色。
與中國的比起來，西洋的哲學論文，政治學經濟學論文，軍事學論文，科學論文等都不是文。
印度的論文如大智度論，瑜珈地師論，因明入正論，或唯識論等亦皆是沒有文。
而中國的論文則有易繫辭、禮運、樂記、老子、莊子、孟子、孫子，其為西洋與印度的論文所不可及者有三點。
一、其立論的理是依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則演繹而來，乃至如韓非子，亦還是有老子的「天地不仁」為其思想，比西洋的法治論高曠。
再如孫子，他是一寫就寫出了永遠新鮮的兵法論，德國克勞塞維茨的軍事學是把握了現代的技術方面，但在原理上還是不違孫子，不及孫子。
至於易繫辭與老子莊子，是今世紀發現了素粒子，亦在原理上不出其範圍，物理學者與天文學者要想說明素領域的現象及新發見的天體的現象的所以然之故，遠不及易繫辭與老子莊子所已達到的，那是已到達了大自然的絕對。
中國春秋戰國時的論文非外國的可及的第二點，是發明了許多新字新語，一種是用以說明「無」的，如物象的象字、乾坤、陰陽、虛實的虛字，與「彷彿」、「窈冥」的形容詞，與仁義的仁字、禮樂的樂字，皆是新字新語。
又一種是用以說明「生」的，如「萌」字、「息」字、「屯」字、「茁」字。
與說明水的生態的「涓涓」、「潺潺」等字，說明草木的生態的「蔥倩」、「蒼鬱」等字。
又一種是說明無限時空的字，如「宇宙」、「天下」、「世界」、「人世」等，與其形容的字，如「悠悠」、「渺渺」、「迢迢」等。
這種種新字新語使春秋戰國時的論文的特色的內容得到明確的表現，而且使論文成為詩的。
數學與物理學亦有其獨自的符號與用語，但範圍很窄，多拘於「有」，而西洋哲學的字語更是粗陋，他們的論文又怎能及得中國的。
印度佛經裏有許多說明「空」，與說明無限時間與無限空間的字語，但是沒有說明「生」的字語，也沒有陰陽的字語，所以印度也還是沒有好論文。
中國春秋戰國時的論文非他國的可及的第三點，則是中國的文章的造形就是有陰陽虛實與位置變化的，隻有以這樣形式的、徘徊徐疾，有調而非旋律的文章，纔能適應於寫出中國的論文所特有的那種內容，所以必然是文學的，不是西洋的那種邏輯體系的報告文學式的文體寫的論文可比。
所以春秋戰國時的論文能起左傳、離騷、西漢文章的帶頭作用。
亦可說左傳離騷漢賦與史記都是帶有理論文的色彩的。
如左傳裏諸侯間行人與司賓的應對，每能辭達而辯明，國語則多是正正之論，國策更有理論的縱橫可喜。
楚辭可說是純文學，而如離騷與漁父辭都是在要明世事的是非與人生道德價值的再評定。
如宋玉的風賦與登徒子好色賦，皆帶有應對辯論。
西漢的如司馬相如的子虛賦，亦是起於辯對，終於正誼。
又如司馬遷的史記，自雲蓋欲以「窮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其性格就是理論文式的。
史記的每篇都加有「太史公曰」的論評。
中國文明有一個理字，上自朝廷，下至民間，無抵抗的被接受於日常生活與人事的全面。
西洋隻有數學的理與物理學的理被萬人接受，而中國的則是包括數理物理在內的通於天地人三才之理。
一偏的數理與物理在西洋文學就要暫時被放棄，而中國的是大自然之理，雖在詩文裏亦不例外。
中國文學是知性的，情操亦知性化了，所以無論詩文皆自然帶有理論式。
這拿日本文學來對照，就很明白。
日本的萬葉集相當於中國的詩經，詩經裏大雅最是多講理論，萬葉集裏的歌則純於抒情，沒有是說理的。
以李白的詩比日本西行法師的歌與芭蕉俳句，便知李白詩裏處處有敘事說理，因此日本人以為不及西行與芭蕉的純文學。
但這是狹小的見識。
李白的詩正是好在詩與非詩的邊際。
理也要看是什麼樣的理，合理主義的理當然不可以為文學，但中國的是依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則的理，這理自身就是詩的，而詩亦必是知性的，說理可以說得來極自然。
還有中國文學可以敘事即是抒情，則是因為那敘事真能格物，寫到了物背後的象。
文明的歷史，新石器的始生文明自約一萬二千年前至約七千年前為一期。
至伏羲神農而入於變期，伏羲畫八卦，神農在黃河流域新定農業。
伏羲畫八卦是新石器時代發明數學與天文音樂等以後唯一的大發明，為西方古文明國所無。
而至黃帝，則又入一變期。
自伏羲氏至黃帝（約為七千年前至五千年前），有似自春秋戰國至秦漢，但是這變期較春秋戰國更長，約為一千餘年。
自黃帝起開出一個新創造的時代，下至殷周（約為五千年前至三千年前）為一期，正式成就了漢文明。
而至春秋戰國，又入於變期，下去開出了秦漢，又是新的創造，自秦漢至明清凡二千年間，又為一期。
而我們現在，是從清末與西洋接觸以來又是入於變期。
伏羲畫八卦，是次於新石器時代發見與發明數學、天文學、音樂、輪、槓桿、轆轤的奇蹟，是人類知性的又一次高揚，故能開出黃帝至殷商的新成就。
春秋戰國的把文明來理論的學問化，這又是一次知性的高揚，故能開出秦漢的新制度與文物，可以沿用至於明清凡約二千年間。
而我們今來提出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則，便也是為了今日我們入於新的變期，要有又一次知性的高揚。
中國文明第一期從黃帝算起，第二期從劉邦算起，而第三期要從孫文先生算起。
漢朝真是高曠雄勁的，有新的政治產業制度，新的宮室建築與道路工程，與衣裳器皿。
漢朝有新的一統天下，有行於新制的強大兵威，凡百皆異於殷周的。
我們隻看當時的摩崖銘刻的字，如楊淮表紀，石門頌的書勢，那氣魄之大，真使後世善書者覺得不可及。
所以漢朝的文章亦有這樣偉大，漢賦是對彼時新的日月山川物產，宮闕市朝人物的盛大風景的歡喜禮讚，所以漢賦有這麼多新字語，而其旨歸於對天地寅恭，風動於情而絢於禮樂之正的一種思省。
這漢朝文學的殿後是曹操的樂府詩與其手劄。
※新情操的時代 六朝是文學上新情操的時代。
六朝是中國文明入於新的變期，底下開出隋唐，與以前秦漢制度上雖有所改變，原則上並無異，新異寧隻是在於情操上，這最是見於文學。
五胡亂華，肇因於晉之清談誤國，而晉之清談實遠從對於東漢崇儒之反動而來。
原來漢民族的精神是在黃老，儒家的則是路，也要有精神纔能走路，所以是要兩者合起來才好。
西漢尚黃老，然至漢武帝已同時崇儒，而當時的大儒董仲舒也講陰陽五行，參雜黃老，比董仲舒稍前有賈誼與晁錯，實是儒術而兼法家者。
法家在歷史上每是儒與黃老的接點，如王莽，如王安石，皆引周禮行新法。
但至東漢，變得儒教一尊，摒棄黃老。
漢武有求賢良茂材詔，而東漢改為舉孝廉，取士必以儒，氣象遂不及西漢，此在文章上最易看出，漢書不及史記，馬融、張衡、班固的賦亦不及賈誼、司馬相如、楊雄。
所以從文學最可見歷史上朝代的氣運。
東漢是儒教固滯了，使人不得舒發，故起來了黃巾之亂，把這固滯來打破了，開出三國，才又見江山如畫，一時多少風流人物，就中曹操雖經生出身，其人卻是黃老的。
曹操的詩文接於西漢。
但是儒教亦不可被偏輕。
儒教的獨得處是孔子的尊王大一統，使時人都有安心立命的質實穩重感。
晉朝承魏，平蜀滅吳，統一天下，陸路與西域交通，南方海路，與羅馬交通，王愷石崇因以緻珍寶財富，張華因以博識新異之物，裴氏因以測定新地圖。
當時的音樂與舞亦翻出地方性的新趣，如白紵舞是吳地的，齊謳是齊地的。
當時是四方賓服，戎狄亦來歸順，入內地雜處。
當時天下的規模與新氣象，可說是漢武帝以後所初有。
然而缺少一個絕對的大意志力來統攝。
賈後一婦人，以朝廷為兒戲，八王之亂，皆五胡亂華之漸，而天下遂此崩壞。
晉人是偏輕了儒，缺少了尊王大一統的意志力來統攝當時繁華，遂流於享樂與放誕，以為曠達。
當時的朝士清談老莊，但是與西漢的尚黃老不同。
尚黃老是有個黃帝疆理天下的意識的，去了黃帝而單說老莊，則真是懶惰無為了。
但亦到底是初平天下之後有一種雄勁，如陸機的文賦，左思的三都賦，便都有這種雄勁。
三都賦不可當它隻是模倣班固的兩京賦，其實是因為晉朝承魏，平蜀、滅吳，時人對於魏都吳都蜀都數十年的新開發的成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