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文化早熟後之中國
關燈
小
中
大
格拉告訴我們說，自然科學的前身是宗教(TheDeclineoftheWest.vol.I.p.380)。
懷特海亦說：近世科學之發生與中世紀宗教信仰有關。
西方學者對于這點，似早有明切認定，我不必再引為是自我作古了。
科學既是從宗教來的，則可知在西方文化上二者乃是一枝并蒂花。
(見原書錄三第九段) 這大都是從思路上說。
事實上，當初科學研究及其傳播，豈不又是得力于教會教士們?尤有不可不知者：科學進步是屬于知識一面的事。
在一社會中，這一面所以能有進步，端在其衆人情志一面之能安穩而向前，而此在西洋卻全靠其宗教。
若沒有宗教作文化中心以維系其社會，則近世科學之發生發展又是不可想象的。
對照中國，則由理性早啟而宗教缺乏，與其無科學，亦正是一貫的事情。
二長于理性短于理智 中國人既理性早啟，冷靜不足，展轉相引，乃愈來愈長于理性，愈短于理智。
西洋人反此，他們恰是長于理智而短于理性。
試為勘對，事實昭然—— (一)在中西文化彼此交流上，中國固曾以一些物質發明傳給西洋，那隻為我們文化之開發早于他們一步。
其後便不然了。
十七世紀(明末清初)耶稣會士東來傳教，中國所歡迎的是他們帶來作見面禮的物質文明——天文學、數學、物理學、氣象學、地理學、生理學、醫學及其他技術等，而卻不是那人生方面的宗教。
十八世紀為西洋所衷心崇拜的中國文化，全在其人生方面的社會理想、倫理組織、政治制度等，雖那些德國人法國人将中國社會一切都理想化了，但亦知道自然科學在中國之不足。
十九世紀以來，此種形勢一直未改，不過中國人于震驚西洋物質文明之餘，更在社會人生一面失去自信罷了。
1920年杜威博士在北京大學哲學研究會上講演，亦還是說“中國一向多理會人事，西洋一向多理會自然”，今後當謀其融合溝通。
(1)(民國九年杜威博士來華，在北京大學哲學研究會上講演，特緻此意。
當時張申府曾拟譯為“天人合一”，似亦未善。
)體認情理者為理性，考驗物理者為理智。
中西各有偏長，此可見者一。
(二)西洋之向知識發展者，更還而追窮分析到知識自身，是即康德以來之認識論，認識此認識，冷靜複冷靜，達于理智之最高點。
偏乎理性一邊之中國，則不尚知識而重情義，發展至王學(王陽明之學)乃造其極。
王學講良知，尚力行(知行合一)。
良知則無所取于後天知識，力行則反冷靜。
良知之知，千變萬化總不出乎好惡，力行之行，唯指此好惡之貫徹實踐，亦不及其他。
中西兩方遙遙相對，各趨向于一極端，此其可見者二。
(三)西洋人自古依憑宗教，知有罪福不知有是非，知有教誡不知有義理。
中國則自古宗教不足，而以孔孟極力啟發人之自覺向上，從來是要憑良心講理的。
凡我們之有所不敢為者，内恧于不合理，知其非也。
西洋人則懼于觸犯教誡，得罪于神。
在歐洲，一個不信宗教的人将是任意胡為、沒有道德的人。
所以羅素遊中國後，曾深深歎異中國人沒有“罪”(Sin)的觀念。
又說：在中國“宗教上之懷疑”，并不引起其相當的“道德上之懷疑”，有如歐洲所習見者。
(2)(羅素著《中國之問題》第35頁及第189頁。
)此其理性之長短，豈不昭然?直待後來宗教改革，人們意識乃見覺醒。
然在西洋之所謂“理性主義”，其大陸哲學之所謂“理性派”，其史家所指目十八世紀之為“理性時代”，要皆心思作用之擡頭活躍而特偏于理智之發揮者，于此所謂理性，尚不甚顯。
試看其近代人生風氣丕變者，曾不外一變于逐求現世幸福而可知。
哲學雖代宗教而興，但最流行的是功利思想之哲學，如所謂樂利主義、幸福主義，以至後來之工具主義，實用主義等皆是。
其必要确立個人自由、保障個人權利，正為劃清各自欲望活動分限，而得遂其活動。
講經濟，則從欲望以出發。
講法律，則以權益為本位。
論到政治，則不過求公私欲望之滿足。
總之，人生以欲望為本，而運用理智，計算得失而已。
其不同于中古者，隻在以利害代罪福，以法律代教誡。
然利害觀念和罪福觀念，原屬一條脈路，變而未變。
對于義利是非，向上一念，豈不依然缺乏?中國民族精神如第七章講，正是“向上之心強，相與之情厚”，彼此理性長短，此其可見者三。
(四)中國人好講理，乃于各宗教不複沾滞在其特殊名家、具體儀文、表面關系等，而理會其道理。
每有人想把各大宗教融合溝通，在昔則有所謂“三教同源”，在今則有所謂“五教合一”，其他類此者甚多。
他們總喜歡說：教雖不同，其理則一。
此固不免籠統可笑，然正見其是直接地信理，間接地信教。
即此抽象理解力，可為其理性發達之征。
但理性發達，并不足補救其短于理智，許多幼稚可笑之迷信，依然可流行于讀書人之間。
反之，在西洋雖不能以道德代宗教，卻可有科學以代迷信。
兩方互有短長，此其可見者四。
(五)講理與鬥力，二者互不相容。
中國人在相争之兩造間，若一方先動武，旁觀者即不直其所為，雖于本來有理者亦然。
因情理必從容講論而後明，一動武即不講理，不講理即為最大不是。
此恥于用暴之美德，外國有識之士如羅素曾深緻歎服： 世有不屑于戰争(tooproudtofight)之民族乎?中國人是已。
中國人天然态度，寬容友愛，以禮待人，亦望人以禮答之。
道德上之品行，為中國人所特長。
(中略)如此品性之中，餘以其“心平氣和”(pacifictemper)最為可貴。
所謂心平氣和者，以公理而非以武力解決是已。
(羅素《中國之問題》第192頁，中華書局出版) 羅素此歎，正是自悟其西洋之短。
往古文化淺之人，沖動強而理性短，于彼此相争之際，不能論辯以明其是非，辄以鬥力決曲直。
此風在歐洲直至近代初期，猶未盡除，既行于私人彼此之間，亦且行于公衆。
看甄克斯《社會通诠》便可曉得。
前引其所叙舊時選舉競争之事，即其一例。
在他書中說： 勝者得之，負者噤若。
兩造相持，得請一鬥為決，雖或曲勝直敗，無後言。
這正合了“有力者就是有理”(Mightisright)那句話。
文明既進，血鬥似不複見，然而工業上勞資之兩方，此以罷工為手段，彼以閉廠為武器，依然是不決于理而決于力，以勝負定是非。
風氣移人，今日中國少年口裡筆下亦愛用鬥争一詞，完全模仿布爾塞維克而來，北伐以前猶未見也。
中西理性長短，此其可見者五。
以上五點雖雲未盡，可得其大要。
但假如我們想指出西洋在理性上有優于中國之處，卻亦有一點可指。
那就是：他們理性雖淺，卻是随着其社會形勢之開展而次第開發，并不像我們是早熟的。
早熟的，常常蕲向雖明，而事實多有不逮。
常常隻見于少數人之間，而不能普遍于社會，尤其缺乏客觀保證，不免于反複。
次第開發者，從事到理，心随身來，穩定可靠，便不緻如此。
關于此方早熟之為病，向下續有說明。
三陷于盤旋不進 前講中國循環于一治一亂而無革命，源于産業革命之不見(第十一章)。
現在又可看出産業革命之不見，源于無科學，蓋從心思上之中西分途，其文化之後果便全然兩樣，中國雖于其途尚未大分之時，有科學之萌芽，而當其途既分之後，科學卒以夭折，不能再有。
同時，就專以修己安人為學問
懷特海亦說：近世科學之發生與中世紀宗教信仰有關。
西方學者對于這點，似早有明切認定，我不必再引為是自我作古了。
科學既是從宗教來的，則可知在西方文化上二者乃是一枝并蒂花。
(見原書錄三第九段) 這大都是從思路上說。
事實上，當初科學研究及其傳播，豈不又是得力于教會教士們?尤有不可不知者：科學進步是屬于知識一面的事。
在一社會中，這一面所以能有進步，端在其衆人情志一面之能安穩而向前，而此在西洋卻全靠其宗教。
若沒有宗教作文化中心以維系其社會，則近世科學之發生發展又是不可想象的。
對照中國，則由理性早啟而宗教缺乏，與其無科學，亦正是一貫的事情。
二長于理性短于理智 中國人既理性早啟，冷靜不足，展轉相引，乃愈來愈長于理性，愈短于理智。
西洋人反此，他們恰是長于理智而短于理性。
試為勘對，事實昭然—— (一)在中西文化彼此交流上，中國固曾以一些物質發明傳給西洋，那隻為我們文化之開發早于他們一步。
其後便不然了。
十七世紀(明末清初)耶稣會士東來傳教，中國所歡迎的是他們帶來作見面禮的物質文明——天文學、數學、物理學、氣象學、地理學、生理學、醫學及其他技術等，而卻不是那人生方面的宗教。
十八世紀為西洋所衷心崇拜的中國文化，全在其人生方面的社會理想、倫理組織、政治制度等，雖那些德國人法國人将中國社會一切都理想化了，但亦知道自然科學在中國之不足。
十九世紀以來，此種形勢一直未改，不過中國人于震驚西洋物質文明之餘，更在社會人生一面失去自信罷了。
1920年杜威博士在北京大學哲學研究會上講演，亦還是說“中國一向多理會人事，西洋一向多理會自然”，今後當謀其融合溝通。
(1)(民國九年杜威博士來華，在北京大學哲學研究會上講演，特緻此意。
當時張申府曾拟譯為“天人合一”，似亦未善。
)體認情理者為理性，考驗物理者為理智。
中西各有偏長，此可見者一。
(二)西洋之向知識發展者，更還而追窮分析到知識自身，是即康德以來之認識論，認識此認識，冷靜複冷靜，達于理智之最高點。
偏乎理性一邊之中國，則不尚知識而重情義，發展至王學(王陽明之學)乃造其極。
王學講良知，尚力行(知行合一)。
良知則無所取于後天知識，力行則反冷靜。
良知之知，千變萬化總不出乎好惡，力行之行，唯指此好惡之貫徹實踐，亦不及其他。
中西兩方遙遙相對，各趨向于一極端，此其可見者二。
(三)西洋人自古依憑宗教，知有罪福不知有是非，知有教誡不知有義理。
中國則自古宗教不足，而以孔孟極力啟發人之自覺向上，從來是要憑良心講理的。
凡我們之有所不敢為者，内恧于不合理，知其非也。
西洋人則懼于觸犯教誡，得罪于神。
在歐洲，一個不信宗教的人将是任意胡為、沒有道德的人。
所以羅素遊中國後，曾深深歎異中國人沒有“罪”(Sin)的觀念。
又說：在中國“宗教上之懷疑”，并不引起其相當的“道德上之懷疑”，有如歐洲所習見者。
(2)(羅素著《中國之問題》第35頁及第189頁。
)此其理性之長短，豈不昭然?直待後來宗教改革，人們意識乃見覺醒。
然在西洋之所謂“理性主義”，其大陸哲學之所謂“理性派”，其史家所指目十八世紀之為“理性時代”，要皆心思作用之擡頭活躍而特偏于理智之發揮者，于此所謂理性，尚不甚顯。
試看其近代人生風氣丕變者，曾不外一變于逐求現世幸福而可知。
哲學雖代宗教而興，但最流行的是功利思想之哲學，如所謂樂利主義、幸福主義，以至後來之工具主義，實用主義等皆是。
其必要确立個人自由、保障個人權利，正為劃清各自欲望活動分限，而得遂其活動。
講經濟，則從欲望以出發。
講法律，則以權益為本位。
論到政治，則不過求公私欲望之滿足。
總之，人生以欲望為本，而運用理智，計算得失而已。
其不同于中古者，隻在以利害代罪福，以法律代教誡。
然利害觀念和罪福觀念，原屬一條脈路，變而未變。
對于義利是非，向上一念，豈不依然缺乏?中國民族精神如第七章講，正是“向上之心強，相與之情厚”，彼此理性長短，此其可見者三。
(四)中國人好講理，乃于各宗教不複沾滞在其特殊名家、具體儀文、表面關系等，而理會其道理。
每有人想把各大宗教融合溝通，在昔則有所謂“三教同源”，在今則有所謂“五教合一”，其他類此者甚多。
他們總喜歡說：教雖不同，其理則一。
此固不免籠統可笑，然正見其是直接地信理，間接地信教。
即此抽象理解力，可為其理性發達之征。
但理性發達，并不足補救其短于理智，許多幼稚可笑之迷信，依然可流行于讀書人之間。
反之，在西洋雖不能以道德代宗教，卻可有科學以代迷信。
兩方互有短長，此其可見者四。
(五)講理與鬥力，二者互不相容。
中國人在相争之兩造間，若一方先動武，旁觀者即不直其所為，雖于本來有理者亦然。
因情理必從容講論而後明，一動武即不講理，不講理即為最大不是。
此恥于用暴之美德，外國有識之士如羅素曾深緻歎服： 世有不屑于戰争(tooproudtofight)之民族乎?中國人是已。
中國人天然态度，寬容友愛，以禮待人，亦望人以禮答之。
道德上之品行，為中國人所特長。
(中略)如此品性之中，餘以其“心平氣和”(pacifictemper)最為可貴。
所謂心平氣和者，以公理而非以武力解決是已。
(羅素《中國之問題》第192頁，中華書局出版) 羅素此歎，正是自悟其西洋之短。
往古文化淺之人，沖動強而理性短，于彼此相争之際，不能論辯以明其是非，辄以鬥力決曲直。
此風在歐洲直至近代初期，猶未盡除，既行于私人彼此之間，亦且行于公衆。
看甄克斯《社會通诠》便可曉得。
前引其所叙舊時選舉競争之事，即其一例。
在他書中說： 勝者得之，負者噤若。
兩造相持，得請一鬥為決，雖或曲勝直敗，無後言。
這正合了“有力者就是有理”(Mightisright)那句話。
文明既進，血鬥似不複見，然而工業上勞資之兩方，此以罷工為手段，彼以閉廠為武器，依然是不決于理而決于力，以勝負定是非。
風氣移人，今日中國少年口裡筆下亦愛用鬥争一詞，完全模仿布爾塞維克而來，北伐以前猶未見也。
中西理性長短，此其可見者五。
以上五點雖雲未盡，可得其大要。
但假如我們想指出西洋在理性上有優于中國之處，卻亦有一點可指。
那就是：他們理性雖淺，卻是随着其社會形勢之開展而次第開發，并不像我們是早熟的。
早熟的，常常蕲向雖明，而事實多有不逮。
常常隻見于少數人之間，而不能普遍于社會，尤其缺乏客觀保證，不免于反複。
次第開發者，從事到理，心随身來，穩定可靠，便不緻如此。
關于此方早熟之為病，向下續有說明。
三陷于盤旋不進 前講中國循環于一治一亂而無革命，源于産業革命之不見(第十一章)。
現在又可看出産業革命之不見，源于無科學，蓋從心思上之中西分途，其文化之後果便全然兩樣，中國雖于其途尚未大分之時，有科學之萌芽，而當其途既分之後，科學卒以夭折，不能再有。
同時，就專以修己安人為學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