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文化早熟後之中國
關燈
小
中
大
是好奇心，殆為動之終而靜之始。
其為研究而研究，實知識學問創造之所資。
西洋自古豔稱“愛智”，其科學正由哲學衍來。
中國後世之無科學，即為其古代無哲學，哲學隻是西洋所有物，亦猶乎科學隻是西洋有之。
在古中國，哲學隻不過是其道德實踐之副産物，在古印度則為其宗教實踐之副産物，皆未嘗獨立自存。
似此思路之不同，豈非彼此人生态度有所不同?在學術上，在文化上，明明是東西流派之分甚早，豈得看做一古一今? 中西學術不同，亦有可看做一古一今者，我們初不完全否認。
即如學術混合，學不能獨立于術之外而自行發展，古時通例如此，中國亦如此。
中國幾千年來學術不分，其所謂學問大抵是術而非學，最為大病。
其結果學固然不會有，術亦同着不會發達，恰落于“不學無術”(借用)那句老話。
舊著《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曾痛予揭出。
(1)(舊著雲：早然書史上面有許多關于某一項某一項(經濟政治等)的思想道理，但都是不成片段缺乏系統的。
而且這些思想道理，多是為着應用而發，不談應用的純粹知識簡直沒有。
這句句都帶應用意味的道理，隻是術，算不得是學。
凡中國學問大半是術非學，或學術不分，離開農政和園藝，沒有植物學，離開醫經和治病的六書，沒有病理學，更沒有什麼生理學解剖學等等。
(中略)此其結果，學固然沒有了，術亦不得發達。
因為術都是從學産生出來的。
——見《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第26～31頁。
)若問何以古時通例如此?則為人類文化之初，莫不從身體出發，其時頭腦冷靜不足，理智尚未得申。
必從身體出發，而進達于其頂點，理智申發，乃不涉應用，專于求知而成學。
此即西洋之路，亦即是一般應用順序，卻不料中國沿襲古初，一直不改。
關于中國人不能離用而求知這一點，有識者多能見到，東荪先生外，故張蔭麟教授亦曾提出說過。
(1)(張蔭麟教授論文有雲：過去中西文化一個根本差異是，中國人對實際活動的興趣遠在其對純粹活動的興趣之上。
在中國人的意識價值裡，實際價值壓倒了觀念的價值。
——原文見《思想與時代》月刊第十一期。
)他并且說： 許多中國人認定西方文明本質上是功利主義的文明；而中國人在這類(利用厚生)事業之落後，是由于中國人一向不重功利。
這是大錯特錯的。
(見《思想與時代》月刊，張著：《中西文化差異》) 其實張君亦是知其一，未知其二。
流俗的錯誤，是忽略了西方學術之成就，正在其靜心求知，絕不急功近利，張君所指斥者誠是。
然若根據這個，就硬說西洋是不尚功利的，而中國卻一向是重功利，把從來一般論調完全翻案，是否得為公允?是不是中肯?正恐張君亦自不能無疑。
這就為他未及認識人類生命這一曲折，功利為圖生存之表露，發乎身體，然當其進達頂點，卻變為理智冷靜，恍若無所為，冷靜本為猶豫之延長，雖若無所為，其實還是功利。
西洋之卒不出乎功利者以此。
質言之，非超越身體之有對，而到人心之無對，不能超越功利。
近代以來之西方文明，大緻是順着身體發展工具(見上章)，世人以功利目之，豈無由哉!至于中國不能離術而有學，當然是冷靜不足。
但冷靜不足有二，一為通例，一為變例。
張君又未及辨。
身體勢力方強，頭腦未進于理智，是為古初之通例，中國人顯然不屬于此。
何以言之?(一)身體勢力方強，頭腦未進于理智，最好之例是甄克斯《社會通诠》所述西洋人，當民治初起，還不曉得投票時，那種開會表決，那種選舉競争。
——請回看上章所引錄。
竊恐在中國早不會有這樣事情。
反之，溫文爾雅，雍容揖讓，以理性代沖動，在中國卻見之最早。
老實說，自周孔之禮樂教化以來，中國人的身體勢力毋甯是弱而不強了。
(二)冷靜分析莫如論理、數理。
論理學和認識論，在先秦尚有可見，而後來倒沒有了。
《周髀》《九章》發明何等早，而後來曆算倒要靠伊斯蘭教和西洋。
是知中國不是未進于理智，乃是進而複退。
前于第一章講第八特征，即曾指出科學在中國早有萌芽，無奈其後退而不見。
理智未進是通例，倒退不能不說是變例。
吾人由(一)可知其非通例，由(二)可定其為變例。
變例怎樣發生?中國文化亦如一般之例，先自身體出發。
但正在進達理智之際，理性肇啟，理性以無私的情感為中心，是動而非靜。
于是身體之動，轉化為理性之動，本能之情導入于理性之情。
若雲以此代彼，誠有未能，然出入于二者之間，牽混不清，接連一氣，卻是極容易的了。
坐此而理智不申，冷靜不足，冷靜不足之由來在此。
從這裡便有下列三點情形呈現—— 前雲“即遇到物亦失其所以對物者”，就在這時。
此時人與大自然之間，融合相通之意味多，不像西洋那樣劃分出一個自然界，而人與之相抗。
此為中西人生态度一大不同，學者多能言之。
(1)(在西洋，人與自然仿佛分離對立，在中國，則人與自然融合。
杜威博士在北京大學講演會言之。
又魯迅壁下譯叢譯廚川白村《東西人之自然詩觀》，論之最詳。
張東荪先生近著《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中說：自然界的獨立分出是西洋文化上一大特色一大貢獻，亦是此意。
中外學者言之者尚多，不備舉。
)人之所以對物者在知識，知識之道在分别明确。
而中國人則以此(融合相通)之故，其生命中對外求分别求确定之傾向，大為減退。
所以中國學術中，恒以渾淪代分明，以活動代确定，亦即是以思想代知識。
物生于知識，知識生于物。
中國人不傾向知識，亦就失去了物。
前雲“精神移用到人事上，于物則忽略”，就在此時。
此時人與人之間，其生命相聯相通之一碩面易得流露，所以人對人的問題就不緻全為人對物的問題所掩蓋。
當人類文化初期，争求生存，對物問題居先，即遇到人，亦以對物者對之。
一般說：人對物問題是掩蓋了人對人問題的，獨中國不同。
如我所說，第二問題暨第二态度中國很早萌露；如亡友萬君所說，中國文化特色在把安的問題提到養的問題之上(見第十一章)，都是指此。
修己安人的學問和“士”之一項人，亦都生于此。
一切請回看前文，此不重叙。
以在人生第一問題尚未解決之下，遽爾如此，故為忽略于物。
前雲“不再向物進攻，亦無從攻得入”，就在此時。
此時由第二問題引起第二态度，由通常之向外看轉而向裡。
有如舊著所說： 兩眼向外看，則所遇為靜的物質，為空間(其實化宇宙為物質，化宇宙為空間耳。
曰遇物質，遇空間，特順俗言之)，為理智分析區劃所最洽便适用之地。
轉回來看自己，則所遇為動的生命，為時間(一新意義之時間，非俗常所說分段的時間)，為理智分析區劃所最不便适用之地。
西洋天才英偉之倫，心思聰明向外用去，自就産生了物質科學和科學方法，更以科學方法普遍适用于一切。
而中國天才英偉之倫，則心思聰明反用諸其身……(下略)。
(《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第77頁) 心思聰明反用諸其身，即是不再向物進攻。
以習于反身理會動的生命之故，縱然仰觀俯察，而觀點已換，思路不同，對物即無從攻得入。
——用張東荪先生的話：隻是“橫牽聯”，不作“直穿入”。
末後要說：唯西洋有其宗教，斯有其科學。
習俗但見宗教科學之相沖突，而不知其間線索之正相聯。
東荪先生在《知識與文化》上既加以申論，并援以西哲為證： 斯賓
其為研究而研究，實知識學問創造之所資。
西洋自古豔稱“愛智”，其科學正由哲學衍來。
中國後世之無科學，即為其古代無哲學，哲學隻是西洋所有物，亦猶乎科學隻是西洋有之。
在古中國，哲學隻不過是其道德實踐之副産物，在古印度則為其宗教實踐之副産物，皆未嘗獨立自存。
似此思路之不同，豈非彼此人生态度有所不同?在學術上，在文化上，明明是東西流派之分甚早，豈得看做一古一今? 中西學術不同，亦有可看做一古一今者，我們初不完全否認。
即如學術混合，學不能獨立于術之外而自行發展，古時通例如此，中國亦如此。
中國幾千年來學術不分，其所謂學問大抵是術而非學，最為大病。
其結果學固然不會有，術亦同着不會發達，恰落于“不學無術”(借用)那句老話。
舊著《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曾痛予揭出。
(1)(舊著雲：早然書史上面有許多關于某一項某一項(經濟政治等)的思想道理，但都是不成片段缺乏系統的。
而且這些思想道理，多是為着應用而發，不談應用的純粹知識簡直沒有。
這句句都帶應用意味的道理，隻是術，算不得是學。
凡中國學問大半是術非學，或學術不分，離開農政和園藝，沒有植物學，離開醫經和治病的六書，沒有病理學，更沒有什麼生理學解剖學等等。
(中略)此其結果，學固然沒有了，術亦不得發達。
因為術都是從學産生出來的。
——見《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第26～31頁。
)若問何以古時通例如此?則為人類文化之初，莫不從身體出發，其時頭腦冷靜不足，理智尚未得申。
必從身體出發，而進達于其頂點，理智申發，乃不涉應用，專于求知而成學。
此即西洋之路，亦即是一般應用順序，卻不料中國沿襲古初，一直不改。
關于中國人不能離用而求知這一點，有識者多能見到，東荪先生外，故張蔭麟教授亦曾提出說過。
(1)(張蔭麟教授論文有雲：過去中西文化一個根本差異是，中國人對實際活動的興趣遠在其對純粹活動的興趣之上。
在中國人的意識價值裡，實際價值壓倒了觀念的價值。
——原文見《思想與時代》月刊第十一期。
)他并且說： 許多中國人認定西方文明本質上是功利主義的文明；而中國人在這類(利用厚生)事業之落後，是由于中國人一向不重功利。
這是大錯特錯的。
(見《思想與時代》月刊，張著：《中西文化差異》) 其實張君亦是知其一，未知其二。
流俗的錯誤，是忽略了西方學術之成就，正在其靜心求知，絕不急功近利，張君所指斥者誠是。
然若根據這個，就硬說西洋是不尚功利的，而中國卻一向是重功利，把從來一般論調完全翻案，是否得為公允?是不是中肯?正恐張君亦自不能無疑。
這就為他未及認識人類生命這一曲折，功利為圖生存之表露，發乎身體，然當其進達頂點，卻變為理智冷靜，恍若無所為，冷靜本為猶豫之延長，雖若無所為，其實還是功利。
西洋之卒不出乎功利者以此。
質言之，非超越身體之有對，而到人心之無對，不能超越功利。
近代以來之西方文明，大緻是順着身體發展工具(見上章)，世人以功利目之，豈無由哉!至于中國不能離術而有學，當然是冷靜不足。
但冷靜不足有二，一為通例，一為變例。
張君又未及辨。
身體勢力方強，頭腦未進于理智，是為古初之通例，中國人顯然不屬于此。
何以言之?(一)身體勢力方強，頭腦未進于理智，最好之例是甄克斯《社會通诠》所述西洋人，當民治初起，還不曉得投票時，那種開會表決，那種選舉競争。
——請回看上章所引錄。
竊恐在中國早不會有這樣事情。
反之，溫文爾雅，雍容揖讓，以理性代沖動，在中國卻見之最早。
老實說，自周孔之禮樂教化以來，中國人的身體勢力毋甯是弱而不強了。
(二)冷靜分析莫如論理、數理。
論理學和認識論，在先秦尚有可見，而後來倒沒有了。
《周髀》《九章》發明何等早，而後來曆算倒要靠伊斯蘭教和西洋。
是知中國不是未進于理智，乃是進而複退。
前于第一章講第八特征，即曾指出科學在中國早有萌芽，無奈其後退而不見。
理智未進是通例，倒退不能不說是變例。
吾人由(一)可知其非通例，由(二)可定其為變例。
變例怎樣發生?中國文化亦如一般之例，先自身體出發。
但正在進達理智之際，理性肇啟，理性以無私的情感為中心，是動而非靜。
于是身體之動，轉化為理性之動，本能之情導入于理性之情。
若雲以此代彼，誠有未能，然出入于二者之間，牽混不清，接連一氣，卻是極容易的了。
坐此而理智不申，冷靜不足，冷靜不足之由來在此。
從這裡便有下列三點情形呈現—— 前雲“即遇到物亦失其所以對物者”，就在這時。
此時人與大自然之間，融合相通之意味多，不像西洋那樣劃分出一個自然界，而人與之相抗。
此為中西人生态度一大不同，學者多能言之。
(1)(在西洋，人與自然仿佛分離對立，在中國，則人與自然融合。
杜威博士在北京大學講演會言之。
又魯迅壁下譯叢譯廚川白村《東西人之自然詩觀》，論之最詳。
張東荪先生近著《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中說：自然界的獨立分出是西洋文化上一大特色一大貢獻，亦是此意。
中外學者言之者尚多，不備舉。
)人之所以對物者在知識，知識之道在分别明确。
而中國人則以此(融合相通)之故，其生命中對外求分别求确定之傾向，大為減退。
所以中國學術中，恒以渾淪代分明，以活動代确定，亦即是以思想代知識。
物生于知識，知識生于物。
中國人不傾向知識，亦就失去了物。
前雲“精神移用到人事上，于物則忽略”，就在此時。
此時人與人之間，其生命相聯相通之一碩面易得流露，所以人對人的問題就不緻全為人對物的問題所掩蓋。
當人類文化初期，争求生存，對物問題居先，即遇到人，亦以對物者對之。
一般說：人對物問題是掩蓋了人對人問題的，獨中國不同。
如我所說，第二問題暨第二态度中國很早萌露；如亡友萬君所說，中國文化特色在把安的問題提到養的問題之上(見第十一章)，都是指此。
修己安人的學問和“士”之一項人，亦都生于此。
一切請回看前文，此不重叙。
以在人生第一問題尚未解決之下，遽爾如此，故為忽略于物。
前雲“不再向物進攻，亦無從攻得入”，就在此時。
此時由第二問題引起第二态度，由通常之向外看轉而向裡。
有如舊著所說： 兩眼向外看，則所遇為靜的物質，為空間(其實化宇宙為物質，化宇宙為空間耳。
曰遇物質，遇空間，特順俗言之)，為理智分析區劃所最洽便适用之地。
轉回來看自己，則所遇為動的生命，為時間(一新意義之時間，非俗常所說分段的時間)，為理智分析區劃所最不便适用之地。
西洋天才英偉之倫，心思聰明向外用去，自就産生了物質科學和科學方法，更以科學方法普遍适用于一切。
而中國天才英偉之倫，則心思聰明反用諸其身……(下略)。
(《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第77頁) 心思聰明反用諸其身，即是不再向物進攻。
以習于反身理會動的生命之故，縱然仰觀俯察，而觀點已換，思路不同，對物即無從攻得入。
——用張東荪先生的話：隻是“橫牽聯”，不作“直穿入”。
末後要說：唯西洋有其宗教，斯有其科學。
習俗但見宗教科學之相沖突，而不知其間線索之正相聯。
東荪先生在《知識與文化》上既加以申論，并援以西哲為證： 斯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