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文化早熟後之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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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由此遂無科學
必從讨論中國民主問題入手，才得揭開他那文化早熟之謎，而揭開之後，首先便要指出由此遂無科學。
民主屬于人對人的事，科學起自人對物之間。
一旦把精神移用到人事上，中國人便不再向物進攻，亦更無從而攻得入了。
以下隻就這幾句話來分釋。
—— 科學雖然好像不限于對物，自然科學之外，還有社會科學，但科學實起自人對物。
并且我們還可以說：科學起自人對物，物亦起自人的科學。
離開人還有沒有物，且置不談；但人所知之物，總是從人才有的。
而人之有所知，即其有科學之始。
科學非他，就是人的精确而有系統的知識。
前曾說：“心思作用是行為之前的猶豫作用，猶豫之延長為冷靜，知識即于此産生。
”(見第七章)。
冷靜地向外看，生命由緊張而松弛，空間遂展開于吾人之前，物體遂展開于吾人之前。
就在這一瞬間，是物之始，亦是知之始。
感覺(看)所得為物，空間則出自理智推計。
生命原不是靜的，但感覺和理智卻是生命中最靜的了。
知識從生命而出，原本靜不了，然而極力趨向于靜。
其精其确，即于此得之。
靜觀即客觀。
科學就是順比趨向，力求客觀，乃得成其為科學。
對于物又不以感覺所得為滿足，更究問其質料為何，是有物質觀念。
物質觀念就是把紛雜陳列于吾人面前之物體，化為更具客觀性之物質，以貫通乎一切，智識乃因之而成系統。
知識精确而有系統，方為科學。
則科學與物質，物質與科學，蓋如是其不相離。
生物有生命，即其有超于物質者在。
生物愈高等，其生命愈強大，其離物質乃愈遠。
至于人，其生命之強莫匹，其超離于物，更不待言。
吾人雖同樣要把許多生物以至人類都收入科學研究之中，求得其精确有系統之知識，以便于應付，如同應付物質那樣，而卒不盡可能。
結果隻能把捉其接近于物的那幾分，亦即其比較機械的那幾分，而其餘則略去。
從生物科學到社會科學，所把捉愈少，所略去愈多，就愈不準确而難語于科學。
社會科學隻算得是“準科學”，正為此。
更且對于人的行為或社會現象，若徒看其外表動作，而不從其情意了解之，有何可研究者，而人情則非體會不能得。
這必須回省自己經驗——非複一味向外看，更須設身處地去想——非複一味靜觀。
尤其像法律、政治、經濟，一些應用的學問，處處離不了人的情感反應，理想要求，豈是單單客觀所能了當?這其間時時要視人如己，以己度人，多是理性之事，不徒為理智之事。
科學從理智來；從理性來的，卻不屬科學。
此其中大部分隻是思想(包含哲學及主義)而非知識了。
中國人講學問，詳于人事而忽于物理，這是世所公認的。
中國書籍講人事者，蓋不止十之九，這隻須一翻開中國書就曉得。
中國人心思聰明之所用，何為如是偏于一邊?此應究問者一。
中國學問雖雲詳于人事，卻非今之所謂社會科學。
社會科學還是順着自然科學之路，盡可能地作客觀研究，此則處處以主觀出之——多從道德觀點，亦或從實用眼光與藝術眼光。
即在客觀叙述之中，亦寓有主觀評價，純客觀研究百不一見。
蓋不唯其學問對象偏于一邊，作學問的态度和方法根本亦不一樣。
是又何為而然?此應究問者二。
倘若于此兩大問題不注意，便是無識。
注意了，而如果不用我們從上(第十一章)以來所作解答，亦是莫得其解。
蓋自從化階級為職業，變貴族為士人，一社會之中，勞心者務明人事，勞力者責在生産，這樣一劃分，就把對物問題劃出學問圈外，學問就專在講人事了。
又所謂務明人事者，原是務于修己安人。
從修己安人來講人事，其一本道德觀點或實用眼光，而不走科學客觀一路，又是當然了。
這是就後二千年曆史來說。
後二千年社會，倫理本位，職業分途之形勢既成，此二千年間中國學術大勢即随以決定，此無可疑也。
(倫理本位則促成其修己安人之學問。
職業分途則劃出農工商，使不入于學問。
) “中國文化以周孔種其因，至秦漢收其果”(見第十章)。
凡後二千年之事，皆果之事。
秦以前，中國學術尚不如此成定型。
然而周孔以來，宗教缺乏，理性早啟，人生态度遂以大異于他方。
在人生第一問題尚未解決之下，萌露了第二問題暨第二态度，由此而精神稱用到人事上，于物則忽略。
即遇到物，亦失其所以對物者，科學之不得成就出于此。
既不是中國人笨拙，亦不是文化進步遲慢，而是文化發展另走一路了。
張東荪先生最看到此點，在他所著《知識與文化》一書，較論中西學術不同之故，曾有極可貴之闡明。
第以散見各篇章中，難于引錄原文。
茲綜其大意，而為之條列于次： 從語言構造上看：西洋一句話必有主語(subject)謂語(predicate)，其語言中蓋甚注重主體。
中國則主謂語之分别不清，其語言不注重主體。
從思想态度上看：西洋發問恒先問“是什麼?”可謂之“是何在先态度”(Whatpriorityattitude)。
中國恒先問“将怎樣?”可謂之“如何在先态度”(Howpriorityattitude)。
科學的對象是物，曆史的對象是事。
西洋人極有物的觀念，且或化事為物；中國人極有事的觀念，且或化物為事。
西文動詞tobe轉為名詞being，實為物的觀念之所寄，西洋哲學之本體觀念亦即出于此。
但在中國思想中，則似隻有becoming而沒有being。
西洋哲學直問一物的背後，像是直穿入的；中國哲學則隻講一個象與其他象之間互相關系如何，像是橫牽聯的。
在邏輯上，西洋以同一律為根本；中國不重同一律，卻可說有一種相關律。
在哲學上，西洋以本體論為開始，且作為最重要之一種讨論，中國人卻從不見其究問本體。
在西洋無論如何隻能以宇宙觀為人生觀之前奏曲，不能合并為一。
然而在中國則宇宙人生合一爐而冶，或且宇宙論啄收于人生論中。
中國簡直可說隻有實踐哲學，而沒有純粹哲學。
(1)(張著《知識與文化》，商務印書館出版。
此見原書第三編之第二第三各章，及附錄之一、二、三、四各篇，附錄各篇尤重要。
) 如左列出這些點，實在是一貫的。
東荪先生指出是中西人心思(mentality)有些不同。
當其最初亦許不顯著，而展轉熏習，卒緻各自走上一路。
西洋一路正是産生科學之路，中國之路恰是科學不得成就之路。
明白說：西洋有物的觀念，而中國沒有。
雖嚴格來說，物的觀念是西洋近代(十六世紀以來)科學家創造出來的，然卻淵源自古。
有人認為中西思想學術之不同，隻不過是古今之别，并無中外之異，顯見其不然。
東荪先生所謂心思之不同，若用我的話來說，便是：西洋人從身體出發，而進達于其頂點之理智；中國人則由理性早啟，其理智轉被抑而不申。
蓋就身體是圖生存之具來說，理智是身體的頂點，猶兵器之有鋒刃，必用到理智方得盡其圖生存之能事。
然若理智直接為生存要求而用，其用有限。
必藉理智和官體對外産生出知識來，再根據知識以解決生存問題，其用始大。
這就要經過好奇心或遊戲本能轉一個彎。
好奇心或遊戲本能，在生物進化中随着理智之逐漸展開而肇見于高等動物間，至人類最發達。
它一面是從身體來的一種本能興趣，有異乎理智之冷靜，卻又一面超脫于身體之生存要求，而近乎理智之無所為，恰恰在身體理智間作橋梁。
尤其
民主屬于人對人的事，科學起自人對物之間。
一旦把精神移用到人事上，中國人便不再向物進攻，亦更無從而攻得入了。
以下隻就這幾句話來分釋。
—— 科學雖然好像不限于對物，自然科學之外，還有社會科學，但科學實起自人對物。
并且我們還可以說：科學起自人對物，物亦起自人的科學。
離開人還有沒有物，且置不談；但人所知之物，總是從人才有的。
而人之有所知，即其有科學之始。
科學非他，就是人的精确而有系統的知識。
前曾說：“心思作用是行為之前的猶豫作用，猶豫之延長為冷靜，知識即于此産生。
”(見第七章)。
冷靜地向外看，生命由緊張而松弛，空間遂展開于吾人之前，物體遂展開于吾人之前。
就在這一瞬間，是物之始，亦是知之始。
感覺(看)所得為物，空間則出自理智推計。
生命原不是靜的，但感覺和理智卻是生命中最靜的了。
知識從生命而出，原本靜不了，然而極力趨向于靜。
其精其确，即于此得之。
靜觀即客觀。
科學就是順比趨向，力求客觀，乃得成其為科學。
對于物又不以感覺所得為滿足，更究問其質料為何，是有物質觀念。
物質觀念就是把紛雜陳列于吾人面前之物體，化為更具客觀性之物質，以貫通乎一切，智識乃因之而成系統。
知識精确而有系統，方為科學。
則科學與物質，物質與科學，蓋如是其不相離。
生物有生命，即其有超于物質者在。
生物愈高等，其生命愈強大，其離物質乃愈遠。
至于人，其生命之強莫匹，其超離于物，更不待言。
吾人雖同樣要把許多生物以至人類都收入科學研究之中，求得其精确有系統之知識，以便于應付，如同應付物質那樣，而卒不盡可能。
結果隻能把捉其接近于物的那幾分，亦即其比較機械的那幾分，而其餘則略去。
從生物科學到社會科學，所把捉愈少，所略去愈多，就愈不準确而難語于科學。
社會科學隻算得是“準科學”，正為此。
更且對于人的行為或社會現象，若徒看其外表動作，而不從其情意了解之，有何可研究者，而人情則非體會不能得。
這必須回省自己經驗——非複一味向外看，更須設身處地去想——非複一味靜觀。
尤其像法律、政治、經濟，一些應用的學問，處處離不了人的情感反應，理想要求，豈是單單客觀所能了當?這其間時時要視人如己，以己度人，多是理性之事，不徒為理智之事。
科學從理智來；從理性來的，卻不屬科學。
此其中大部分隻是思想(包含哲學及主義)而非知識了。
中國人講學問，詳于人事而忽于物理，這是世所公認的。
中國書籍講人事者，蓋不止十之九，這隻須一翻開中國書就曉得。
中國人心思聰明之所用，何為如是偏于一邊?此應究問者一。
中國學問雖雲詳于人事，卻非今之所謂社會科學。
社會科學還是順着自然科學之路，盡可能地作客觀研究，此則處處以主觀出之——多從道德觀點，亦或從實用眼光與藝術眼光。
即在客觀叙述之中，亦寓有主觀評價，純客觀研究百不一見。
蓋不唯其學問對象偏于一邊，作學問的态度和方法根本亦不一樣。
是又何為而然?此應究問者二。
倘若于此兩大問題不注意，便是無識。
注意了，而如果不用我們從上(第十一章)以來所作解答，亦是莫得其解。
蓋自從化階級為職業，變貴族為士人，一社會之中，勞心者務明人事，勞力者責在生産，這樣一劃分，就把對物問題劃出學問圈外，學問就專在講人事了。
又所謂務明人事者，原是務于修己安人。
從修己安人來講人事，其一本道德觀點或實用眼光，而不走科學客觀一路，又是當然了。
這是就後二千年曆史來說。
後二千年社會，倫理本位，職業分途之形勢既成，此二千年間中國學術大勢即随以決定，此無可疑也。
(倫理本位則促成其修己安人之學問。
職業分途則劃出農工商，使不入于學問。
) “中國文化以周孔種其因，至秦漢收其果”(見第十章)。
凡後二千年之事，皆果之事。
秦以前，中國學術尚不如此成定型。
然而周孔以來，宗教缺乏，理性早啟，人生态度遂以大異于他方。
在人生第一問題尚未解決之下，萌露了第二問題暨第二态度，由此而精神稱用到人事上，于物則忽略。
即遇到物，亦失其所以對物者，科學之不得成就出于此。
既不是中國人笨拙，亦不是文化進步遲慢，而是文化發展另走一路了。
張東荪先生最看到此點，在他所著《知識與文化》一書，較論中西學術不同之故，曾有極可貴之闡明。
第以散見各篇章中，難于引錄原文。
茲綜其大意，而為之條列于次： 從語言構造上看：西洋一句話必有主語(subject)謂語(predicate)，其語言中蓋甚注重主體。
中國則主謂語之分别不清，其語言不注重主體。
從思想态度上看：西洋發問恒先問“是什麼?”可謂之“是何在先态度”(Whatpriorityattitude)。
中國恒先問“将怎樣?”可謂之“如何在先态度”(Howpriorityattitude)。
科學的對象是物，曆史的對象是事。
西洋人極有物的觀念，且或化事為物；中國人極有事的觀念，且或化物為事。
西文動詞tobe轉為名詞being，實為物的觀念之所寄，西洋哲學之本體觀念亦即出于此。
但在中國思想中，則似隻有becoming而沒有being。
西洋哲學直問一物的背後，像是直穿入的；中國哲學則隻講一個象與其他象之間互相關系如何，像是橫牽聯的。
在邏輯上，西洋以同一律為根本；中國不重同一律，卻可說有一種相關律。
在哲學上，西洋以本體論為開始，且作為最重要之一種讨論，中國人卻從不見其究問本體。
在西洋無論如何隻能以宇宙觀為人生觀之前奏曲，不能合并為一。
然而在中國則宇宙人生合一爐而冶，或且宇宙論啄收于人生論中。
中國簡直可說隻有實踐哲學，而沒有純粹哲學。
(1)(張著《知識與文化》，商務印書館出版。
此見原書第三編之第二第三各章，及附錄之一、二、三、四各篇，附錄各篇尤重要。
) 如左列出這些點，實在是一貫的。
東荪先生指出是中西人心思(mentality)有些不同。
當其最初亦許不顯著，而展轉熏習，卒緻各自走上一路。
西洋一路正是産生科學之路，中國之路恰是科學不得成就之路。
明白說：西洋有物的觀念，而中國沒有。
雖嚴格來說，物的觀念是西洋近代(十六世紀以來)科學家創造出來的，然卻淵源自古。
有人認為中西思想學術之不同，隻不過是古今之别，并無中外之異，顯見其不然。
東荪先生所謂心思之不同，若用我的話來說，便是：西洋人從身體出發，而進達于其頂點之理智；中國人則由理性早啟，其理智轉被抑而不申。
蓋就身體是圖生存之具來說，理智是身體的頂點，猶兵器之有鋒刃，必用到理智方得盡其圖生存之能事。
然若理智直接為生存要求而用，其用有限。
必藉理智和官體對外産生出知識來，再根據知識以解決生存問題，其用始大。
這就要經過好奇心或遊戲本能轉一個彎。
好奇心或遊戲本能，在生物進化中随着理智之逐漸展開而肇見于高等動物間，至人類最發達。
它一面是從身體來的一種本能興趣，有異乎理智之冷靜，卻又一面超脫于身體之生存要求，而近乎理智之無所為，恰恰在身體理智間作橋梁。
尤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