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人類文化之早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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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是五方雜處，依地不依人，像那種依于家族倫理關系以為組織運用者，便用不上。
而單位大了，人數多了，必須用法，用禮便嫌不足，但它原是用禮的。
此即見其本質上有異乎集團，而其所可能有之團體生活不越乎是。
像三國之田疇，明末之花縣(見第十章)，皆因特殊機會，偶一表見，要它維持長久，或擴大範圍，都不可能的。
老實說，這些社會生活并不缺乏民主——其内部秩序不恃武力而恃理性，即其誠證。
而因其不能成為強大集團，卻實缺乏政治——政治和法律全是強大集團所有事。
要它擴大或持久，就必須增加武力成分，那亦即是曆代建立王朝之路。
然而就令如彼，其政治不依然是落歸消極無為嗎?根本上中國是無數家族藉倫理聯鎖以成之社會，縱然增加武力成分，亦還變不成階級統治之地緣國家。
它藉禮教維系一消極相安之局，就在這一瞬間，一面有幾分民主，一面卻繼送了政治。
任公先生說：“西洋人之市自治為其政治能力之濫觞，而中國人之鄉自治為其政治能力之炀竈”，其論精湛無比(1)(由于中西曆史事實所在，卒使任公先生覺察“中國有族民而無市民”，“有鄉自治而無市自治”，并指出西人之市自治養成其政治能力，中國人之鄉自治卻斷送其政治能力。
但于家族生活偏勝與集團生活偏勝之兩條脈路，先生猶辨之未明，雖為此言，不能深識其義。
)。
歸結來說：中國不是缺乏民主，乃是缺乏集團生活，缺乏政治和法律。
或者說：中國非因缺乏民主而缺乏其第四第五兩點，其缺乏于此，實以缺乏集團生活之故。
以上隻是籠統說，以下更就第四第五兩點分别說明其不見于中國之所以然。
二人權自由之所以不見 人權自由之觀念，誠非中國所有。
然從其初輸入中國時，人們之不感興趣，維新家之以為非急務，革命家且嫌過去自由太多(以上均見第一章)，種種看來，就可知道事實上中國人未嘗不自由，隻是觀念不明。
或者說：中國人恰介于自由不自由之間——他未嘗自由，亦未嘗不自由。
這種怪事，從下文可以明白其所以然。
這必須借鏡于西洋：人權自由之著見于近代西洋人之間，乃是由于近代人一個個都強起來，使你不得不承認他。
舊日梁任公先生有幾句話，說明得好： 前此唯在上位者乃為強者，今則在下位者亦為強者。
……兩強相遇，兩權并行，固兩強相消，而兩權平等，故可謂自由權與強權本同一物。
(見《飲冰室自由書》，《飲冰室專集》第二冊) 自由者，人人自由而以他人之自由為界。
譬之有兩人于此，……各擴充一己之自由，其力線各向外而伸張。
伸張不已，而兩線相遇，兩力各不相下，而界出焉。
……苟兩人之力有一弱者，則其強者伸張之線必侵入于弱者之界，其自由即不能保。
(同見前書) 個人為自由之主體，自由為個人之無形領域，言自由固不得不以個人來說。
然而從人類曆史上看，自由之受屈抑，并不開始在此一人對彼一人之間，而是在集團對集團之間，集團對其分子之間的。
恒為自由之敵者，是作為代表一集團之權力機關——這在國家就是政府。
所以小穆勒的《自由論》(嚴譯《群己權界論》)上說：“其君所守之權限，其民所享之自由也。
”前在第九章，根據西洋曆史所講“民主期于尊重人權，而始于限制王權”一段，正亦指明問題出在階級對階級之間，問題之解決尤必待階級起來相抗，個人是抗不了的。
此時固然要個人強起來才行，但既不可能是某一個人先強起來，亦不可能是所有個人普遍同時強起來。
乃是其間一部分之個人先強起來的，這就是所謂新興階級了。
社會形勢至此一變，個人自由乃藉階級相角之均勢而得以保障。
新興階級本由經濟進步而來，經濟繼續進步，階級更有興起(第四階級)，個人強起來的又以加多，享有自由者随而增廣。
末後可能有一天，所有人們普遍強了起來——人人知識能力都很高很高——亦就普遍自由了。
這是從西洋過去社會形勢發展上，可以望見之人類前途。
前講民主始于承認旁人，今亦可說：民主始于不得不承認旁人。
承認旁人，出乎自己理性，不得不承認旁人，正由這種社會形勢使然。
由外而内，從事到理，西洋之路如此，或者一般亦都是如此。
我們在前既曾指出過： 理是産生于兩力之上的，是由事實發展而逼出的。
不是人類理性演出來曆史，倒是曆史演出來人類理性(第十一章)。
中國恰好不然。
中國恰好是先自動地承認了旁人。
為何能這樣呢?要知“行于家人父子間者為情，而存于集團與集團之間、集團與其分子之間者為勢”(見第十章)。
在情如一體之中，時或忘了自己而隻照顧旁人。
周孔因之以為教化，就推演而成中國之倫理社會。
倫理社會彼此互以對方為重，早已超過了“承認旁人”那句話。
這明非形勢所使然，而且就此遮斷了形勢之路。
形勢乃因彼此相對，兩力相較而見。
在倫理社會一切都是情誼之中，形勢蓋已被化除，無從得見了。
但當我們推家人相與之情以及于社會國家，把階級消融于倫理之時，集團生活偏勝之西洋人卻把集團與集團相對之勢。
集團與其分子相對之勢，推演到此一人與彼一人之間，雖父子夫婦不免相對起來。
梁任公先生嘗歎息說： 權利觀念，可謂為歐美政治思想中之唯一原素。
——乃至最簡單最密切者如父子夫婦相互之關系，皆以此觀念行之。
此種觀念入到吾侪中國人腦中，直是無從理解。
父子夫婦間何故有彼我權利之可言?吾侪真不能領略此中妙谛。
(梁著《先秦政治思想史》第147頁) 還有遍遊歐美的孔大充先生數道其感想： 中國人是泥與水(混在一起)，西洋人是鋼鐵與石頭(硬碰硬)。
中國人的勁兒，就是一個“混”字，而西洋乃深得一“分”字。
(見孔著《大地人文》，戰地圖書公司出版) 中西顯然是兩回事。
事實上中國人未嘗不自由，但人權自由觀念卻不得明白确立，就是為此。
——這就是中國社會之為倫理本位那一面來看，它沒有像西洋那樣的社會形勢，先叫人失去自由，再叫人确立其自由。
但決定中國人不得确立其自由的，更在其社會之為職業分途的那一面。
何以言之?中國雖說融國家于社會，頗不像一國家；然其為國家，終不可免，是一個國家，便少不得強權勢力。
盡管收斂而不多用，亦還是用。
臨到這時候，形同散沙一盤的中國人，缺乏階級以相對抗，限制王權的話，始終喊不出來。
每天王朝隻有等待它失盡人心，自行倒斃，總不能形成一種均勢以立自由。
這是從封建毀于士人，階級化為職業以後，所必有之結果。
倫理本位使中國人混而不分，不成對立，不過使自由不得明确而已。
而遇着對立時候，又無可以對立者(個人抗不了)，則自由不立，此職業分途之局實決定之。
以上皆就社會形勢說話。
因為西洋是藉社會形勢之發展，開出其個人自由的，故亦從社會形勢之有異，來說明中國。
然中國所以不見有人權自由，第一還是受阻于其特殊之人生理念，他的路與西洋相反，甯是由内而外，從理到事的。
即其社會形勢之有異，亦無非由于理性早啟而來。
在中國，根于理性而來之理念有種種，而要以兩大精神為中心：一則向上之心強——亦稱“人生向上”；又一則相與之情厚——亦稱“倫理情誼”。
第七章因講人類理性，而講到中國民族精神社會風尚，皆曾提出說過。
人權自由首先就從這裡發生不出來。
這并不難明白。
當你明白人權自由如何發生在西洋近代人生活中，就明白它如何不發生在過去中國人生活中。
西洋近代人生是其中古人生之反動。
中古人生特征有二：一是宗教籠罩了一切，而其宗教又是傾向出世禁欲的，二是生活于集團之中，而其集團又是幹涉過強的。
一個人從心到身，就被這樣“雙管齊下”管束着。
自宗教改革以來種種運動，如世所稱“個人覺醒”的，要無非一個人感情、要求、思想、意見被壓抑被抹殺之反抗。
前說“一個個人強起來”，指此。
對集團則擡高個人地位，反幹涉而要自由——首先是信仰自由。
對宗教則翻轉來肯定了欲望，而追求現世幸福。
當此之時：(一)自由就是幸福；(二)倘沒有自由，又何有幸福?在強列要求下，自由于是确立。
但在中國，其曆史路線、文化背景恰有不同。
它恰不像出世宗教那樣，把現世人生看得可賤，而相反地乃是看得非常可貴，要鄭重地生活去，唯恐有所虧失。
如所謂“食無求飽，居無求安”者，個人欲望既在所屏斥，現世幸福亦不足尚。
在人自己則以就正有道，求教高明為心；在社會或國家則以明禮義，興教化為事。
試問：于此誰能說“我的事，由我自己，你們不要管!?”一面這裡沒有像西洋那樣過強集團，逼得人非提出這種消極性的自由要求不可。
更一面這裡充滿着大家相勉向上之積極精神，早掩蓋了它，不好提出。
就為此，人己權界、群己權界數千年始終混含，難得确立。
(1)(張東荪先生于所著《理性與民生》一書中，曾說“西方因為與教化不生直接關系，所以會引出平等自由等概念來，而中國則因為必須有待于教化，遂不發生平等與自由兩概念”(見原書第三章，人性與人格)。
其言足資參考印證。
) 在另一面，其所以教化為第一大事者，又是由家族中親長對子弟那種關系衍下來的。
親長要對子弟盡其教導責任，乃是文化得以繼承之本，而為社會生存所攸賴。
教導之内容，固不少屬于生活之手段方法技術一面的，但重要更在其屬于人生規範價值判斷之那一面。
在倫理社會，既仿佛一切都是此一人對彼一人之事，社會秩序條理寄于各人之私德，私德遂為其所注重。
似此注重私德之教化，即是上而國家政府下而鄉裡自治所有事，中國人的自由大半斷送于其中。
記得清末草定新刑律，和奸為罪不為罪，是當時新舊派最大争點之一。
這問題把中西之不同正好顯示出來。
從西洋來看：(一)飲食男女，人生之幸福在此；(二)個人之事于他人無幹，于公共無礙者，即有其自由，國家不應過問。
根據這兩點，無配偶之男女隻要彼此同意，則他們所為即屬其個人之自由，
而單位大了，人數多了，必須用法，用禮便嫌不足，但它原是用禮的。
此即見其本質上有異乎集團，而其所可能有之團體生活不越乎是。
像三國之田疇，明末之花縣(見第十章)，皆因特殊機會，偶一表見，要它維持長久，或擴大範圍，都不可能的。
老實說，這些社會生活并不缺乏民主——其内部秩序不恃武力而恃理性，即其誠證。
而因其不能成為強大集團，卻實缺乏政治——政治和法律全是強大集團所有事。
要它擴大或持久，就必須增加武力成分，那亦即是曆代建立王朝之路。
然而就令如彼，其政治不依然是落歸消極無為嗎?根本上中國是無數家族藉倫理聯鎖以成之社會，縱然增加武力成分，亦還變不成階級統治之地緣國家。
它藉禮教維系一消極相安之局，就在這一瞬間，一面有幾分民主，一面卻繼送了政治。
任公先生說：“西洋人之市自治為其政治能力之濫觞，而中國人之鄉自治為其政治能力之炀竈”，其論精湛無比(1)(由于中西曆史事實所在，卒使任公先生覺察“中國有族民而無市民”，“有鄉自治而無市自治”，并指出西人之市自治養成其政治能力，中國人之鄉自治卻斷送其政治能力。
但于家族生活偏勝與集團生活偏勝之兩條脈路，先生猶辨之未明，雖為此言，不能深識其義。
)。
歸結來說：中國不是缺乏民主，乃是缺乏集團生活，缺乏政治和法律。
或者說：中國非因缺乏民主而缺乏其第四第五兩點，其缺乏于此，實以缺乏集團生活之故。
以上隻是籠統說，以下更就第四第五兩點分别說明其不見于中國之所以然。
二人權自由之所以不見 人權自由之觀念，誠非中國所有。
然從其初輸入中國時，人們之不感興趣，維新家之以為非急務，革命家且嫌過去自由太多(以上均見第一章)，種種看來，就可知道事實上中國人未嘗不自由，隻是觀念不明。
或者說：中國人恰介于自由不自由之間——他未嘗自由，亦未嘗不自由。
這種怪事，從下文可以明白其所以然。
這必須借鏡于西洋：人權自由之著見于近代西洋人之間，乃是由于近代人一個個都強起來，使你不得不承認他。
舊日梁任公先生有幾句話，說明得好： 前此唯在上位者乃為強者，今則在下位者亦為強者。
……兩強相遇，兩權并行，固兩強相消，而兩權平等，故可謂自由權與強權本同一物。
(見《飲冰室自由書》，《飲冰室專集》第二冊) 自由者，人人自由而以他人之自由為界。
譬之有兩人于此，……各擴充一己之自由，其力線各向外而伸張。
伸張不已，而兩線相遇，兩力各不相下，而界出焉。
……苟兩人之力有一弱者，則其強者伸張之線必侵入于弱者之界，其自由即不能保。
(同見前書) 個人為自由之主體，自由為個人之無形領域，言自由固不得不以個人來說。
然而從人類曆史上看，自由之受屈抑，并不開始在此一人對彼一人之間，而是在集團對集團之間，集團對其分子之間的。
恒為自由之敵者，是作為代表一集團之權力機關——這在國家就是政府。
所以小穆勒的《自由論》(嚴譯《群己權界論》)上說：“其君所守之權限，其民所享之自由也。
”前在第九章，根據西洋曆史所講“民主期于尊重人權，而始于限制王權”一段，正亦指明問題出在階級對階級之間，問題之解決尤必待階級起來相抗，個人是抗不了的。
此時固然要個人強起來才行，但既不可能是某一個人先強起來，亦不可能是所有個人普遍同時強起來。
乃是其間一部分之個人先強起來的，這就是所謂新興階級了。
社會形勢至此一變，個人自由乃藉階級相角之均勢而得以保障。
新興階級本由經濟進步而來，經濟繼續進步，階級更有興起(第四階級)，個人強起來的又以加多，享有自由者随而增廣。
末後可能有一天，所有人們普遍強了起來——人人知識能力都很高很高——亦就普遍自由了。
這是從西洋過去社會形勢發展上，可以望見之人類前途。
前講民主始于承認旁人，今亦可說：民主始于不得不承認旁人。
承認旁人，出乎自己理性，不得不承認旁人，正由這種社會形勢使然。
由外而内，從事到理，西洋之路如此，或者一般亦都是如此。
我們在前既曾指出過： 理是産生于兩力之上的，是由事實發展而逼出的。
不是人類理性演出來曆史，倒是曆史演出來人類理性(第十一章)。
中國恰好不然。
中國恰好是先自動地承認了旁人。
為何能這樣呢?要知“行于家人父子間者為情，而存于集團與集團之間、集團與其分子之間者為勢”(見第十章)。
在情如一體之中，時或忘了自己而隻照顧旁人。
周孔因之以為教化，就推演而成中國之倫理社會。
倫理社會彼此互以對方為重，早已超過了“承認旁人”那句話。
這明非形勢所使然，而且就此遮斷了形勢之路。
形勢乃因彼此相對，兩力相較而見。
在倫理社會一切都是情誼之中，形勢蓋已被化除，無從得見了。
但當我們推家人相與之情以及于社會國家，把階級消融于倫理之時，集團生活偏勝之西洋人卻把集團與集團相對之勢。
集團與其分子相對之勢，推演到此一人與彼一人之間，雖父子夫婦不免相對起來。
梁任公先生嘗歎息說： 權利觀念，可謂為歐美政治思想中之唯一原素。
——乃至最簡單最密切者如父子夫婦相互之關系，皆以此觀念行之。
此種觀念入到吾侪中國人腦中，直是無從理解。
父子夫婦間何故有彼我權利之可言?吾侪真不能領略此中妙谛。
(梁著《先秦政治思想史》第147頁) 還有遍遊歐美的孔大充先生數道其感想： 中國人是泥與水(混在一起)，西洋人是鋼鐵與石頭(硬碰硬)。
中國人的勁兒，就是一個“混”字，而西洋乃深得一“分”字。
(見孔著《大地人文》，戰地圖書公司出版) 中西顯然是兩回事。
事實上中國人未嘗不自由，但人權自由觀念卻不得明白确立，就是為此。
——這就是中國社會之為倫理本位那一面來看，它沒有像西洋那樣的社會形勢，先叫人失去自由，再叫人确立其自由。
但決定中國人不得确立其自由的，更在其社會之為職業分途的那一面。
何以言之?中國雖說融國家于社會，頗不像一國家；然其為國家，終不可免，是一個國家，便少不得強權勢力。
盡管收斂而不多用，亦還是用。
臨到這時候，形同散沙一盤的中國人，缺乏階級以相對抗，限制王權的話，始終喊不出來。
每天王朝隻有等待它失盡人心，自行倒斃，總不能形成一種均勢以立自由。
這是從封建毀于士人，階級化為職業以後，所必有之結果。
倫理本位使中國人混而不分，不成對立，不過使自由不得明确而已。
而遇着對立時候，又無可以對立者(個人抗不了)，則自由不立，此職業分途之局實決定之。
以上皆就社會形勢說話。
因為西洋是藉社會形勢之發展，開出其個人自由的，故亦從社會形勢之有異，來說明中國。
然中國所以不見有人權自由，第一還是受阻于其特殊之人生理念，他的路與西洋相反，甯是由内而外，從理到事的。
即其社會形勢之有異，亦無非由于理性早啟而來。
在中國，根于理性而來之理念有種種，而要以兩大精神為中心：一則向上之心強——亦稱“人生向上”；又一則相與之情厚——亦稱“倫理情誼”。
第七章因講人類理性，而講到中國民族精神社會風尚，皆曾提出說過。
人權自由首先就從這裡發生不出來。
這并不難明白。
當你明白人權自由如何發生在西洋近代人生活中，就明白它如何不發生在過去中國人生活中。
西洋近代人生是其中古人生之反動。
中古人生特征有二：一是宗教籠罩了一切，而其宗教又是傾向出世禁欲的，二是生活于集團之中，而其集團又是幹涉過強的。
一個人從心到身，就被這樣“雙管齊下”管束着。
自宗教改革以來種種運動，如世所稱“個人覺醒”的，要無非一個人感情、要求、思想、意見被壓抑被抹殺之反抗。
前說“一個個人強起來”，指此。
對集團則擡高個人地位，反幹涉而要自由——首先是信仰自由。
對宗教則翻轉來肯定了欲望，而追求現世幸福。
當此之時：(一)自由就是幸福；(二)倘沒有自由，又何有幸福?在強列要求下，自由于是确立。
但在中國，其曆史路線、文化背景恰有不同。
它恰不像出世宗教那樣，把現世人生看得可賤，而相反地乃是看得非常可貴，要鄭重地生活去，唯恐有所虧失。
如所謂“食無求飽，居無求安”者，個人欲望既在所屏斥，現世幸福亦不足尚。
在人自己則以就正有道，求教高明為心；在社會或國家則以明禮義，興教化為事。
試問：于此誰能說“我的事，由我自己，你們不要管!?”一面這裡沒有像西洋那樣過強集團，逼得人非提出這種消極性的自由要求不可。
更一面這裡充滿着大家相勉向上之積極精神，早掩蓋了它，不好提出。
就為此，人己權界、群己權界數千年始終混含，難得确立。
(1)(張東荪先生于所著《理性與民生》一書中，曾說“西方因為與教化不生直接關系，所以會引出平等自由等概念來，而中國則因為必須有待于教化，遂不發生平等與自由兩概念”(見原書第三章，人性與人格)。
其言足資參考印證。
) 在另一面，其所以教化為第一大事者，又是由家族中親長對子弟那種關系衍下來的。
親長要對子弟盡其教導責任，乃是文化得以繼承之本，而為社會生存所攸賴。
教導之内容，固不少屬于生活之手段方法技術一面的，但重要更在其屬于人生規範價值判斷之那一面。
在倫理社會，既仿佛一切都是此一人對彼一人之事，社會秩序條理寄于各人之私德，私德遂為其所注重。
似此注重私德之教化，即是上而國家政府下而鄉裡自治所有事，中國人的自由大半斷送于其中。
記得清末草定新刑律，和奸為罪不為罪，是當時新舊派最大争點之一。
這問題把中西之不同正好顯示出來。
從西洋來看：(一)飲食男女，人生之幸福在此；(二)個人之事于他人無幹，于公共無礙者，即有其自由，國家不應過問。
根據這兩點，無配偶之男女隻要彼此同意，則他們所為即屬其個人之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