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中國人缺乏集團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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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如教育等，專制政體所不能及之地如殖民海外，特别是如百年前之舊金山者，均無所表見(1)(見梁氏所著《新民說》。
華人之移植舊金山系以帆船而往，遠在1851-1874年間，距美國開國不過數十年耳。
)。
另在其《新大陸遊記》中略點出其理由說，中國有“族民”而無西洋之“市民”，有族自治或鄉自治而無西洋之市自治。
西洋之市自治為其政治能力之濫觞，而中國之族自治鄉自治則其政治能力之炀竈(1)(此梁氏原著詞句，濫觞為導源之意，炀竈為前人掩蔽後人之意。
)，雖于中西社會演進之兩條路，尚未言之深切著明，而所見正自不差了。
再其次，論紀律習慣。
所謂紀律習慣，蓋指多人聚集場面，無待一條一條宣布，而群衆早已習慣成自然的紀律。
在消極一面，例如：開會場中不交談、不咳嗽，走路不作聲響，出入不亂擠，一舉一動顧及前後左右而不妨礙旁人等等。
在積極一面，例如：坐則循序成列，行則排隊成行，發言則當機得時，動作則彼此配合照應，種種細節，難以枚舉。
無論消極積極，扼要一句話：必求集體行動起來，敏捷順利，效率要高，不因人多而牽擾費時。
試看車站或戲院集票的門窗前，西洋人自然魚貫成行，順序而進；中國人卻總是争前竄後，雖有警察，猶難維持秩序。
其實不守順序之結果，事務進行反而緩慢，甚至進行不得。
隻有各守順序，乃得讓大家較快達到目的。
西洋人從事實教訓上深明此理；中國人事實不夠，所以還不明白。
又在開會場中，中國人還當他在家裡一樣，耳目四肢隻為其個人用，不曾意識到團體的要求，妨礙公務于不自知，更為習見不鮮。
這些都不是曾受教育沒有的問題。
若以為西洋教育普及而中國中沒有受教育的太多，遂有此不同結果，便錯了。
要知道這些多半不是意識之事，而甯為習慣之事。
習慣為身體與環境間的産物，而養成于實際生活。
假若一個人生長在欹重家庭生活之社會，如中國者，縱然受過大學教育，一樣犯這些毛病。
西洋人之紀律習慣，不是出于它的文化，而甯出于它的武化--即仍為其集團鬥争之所鍛煉者。
好像今日學校裡，亦還是寓群育與體育，借着體育上種種運動競賽以訓練集體行動，其理正同。
人們的品性，固皆養成于不知不覺之間；但同時亦應承認，公共觀念不失為一切公德之本。
所謂公共觀念，即指國民之于其國，地方人之于其地方，教徒之于其教，黨員之于其黨，合作社社員之于其社……如是之類的觀念。
中國人，于身家而外漠不關心，素來缺乏于此。
特别是國家觀念之薄弱，使外國人驚奇。
1932年上海“一·二八”戰役中，巴黎晨報記者行經上海不甚遠的地方，看見一切如無其事然，不禁大大惶惑，莫名其妙。
後來馬君武先生曾寫一文，舉11934年3月16日德國恢複征兵之消息發布，柏林一位六十多歲女房東聞訊歡喜過度，倒地而死之例，以為對照。
其實這種不同，絕不是天生地從血裡帶來，亦不是學說或教育(狹義)之結果，而是社會構造不同，生活環境有異，從而形成之情操習慣自不免兩樣耳。
二中國人缺乏集團生活 從西方人鬧得最大問題而我們沒有，從西方人之所長恰即我們之所短，早已證明出中國人缺乏集團生活了。
但我們仍不妨從宗教、經濟、政治各方面，分别來檢看一番。
在檢看之先，卻要把何謂集團生活确定了，才行。
所謂集團生活，諸如前述誠然形形色色；但亦有其一緻之點可指： 一、要有一種組織，而不僅是一種關系之存在。
組織之特征，在有範圍(不能無邊際)與主腦(需有中樞機關)。
二、其範圍超于家族，且亦不依家族為其組織之出發點。
--多半依于地域，或職業，或宗教信仰，或其他。
三、在其範圍内，每個人都感受一些拘束，更且時時有着切身利害關系。
合于此三條件者，即可說是集團生活；不合的，便不是。
我們以此為衡，則中國人是缺乏集團生活的。
第一，中國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怕都不在宗教組織中。
一個中國青年到印度，人家問他是哪一教；他回答：任何宗教都不是。
當地人聞之全都詫訝不解。
這回答若在歐洲中古，亦将為人所不解的。
然而這不是中國青年界極普通情形嗎?我卻非說百分之九十的中國人都是這樣。
大多數中國人，恰與此相反。
他們于聖賢仙佛各種偶像，不分彼此，一例崇拜，尚不及日本人進甲廟則不進乙廟，拜乙神則不拜甲神之稍有區别。
區别都沒有，尚何組織可言。
第二，說到國家組織，中國人亦大成問題，如本書第一章所列中國文化第十一特征，即其問題之提出。
于此而成問題，中國人之缺乏集團生活乃非同小可。
在後邊将特加論列，此不多說。
從國家放得很松來推想，則地方自治體和職業自治體可能很發達。
不錯，中國社會秩序之維持，社會生活之進行，甯靠社會自身而不靠國家；地方自治和職業自治是相當有的。
可惜從現存史籍中，大多不易考見，頗難論定。
而說到地方自治，更有可注意者兩點；
華人之移植舊金山系以帆船而往，遠在1851-1874年間，距美國開國不過數十年耳。
)。
另在其《新大陸遊記》中略點出其理由說，中國有“族民”而無西洋之“市民”，有族自治或鄉自治而無西洋之市自治。
西洋之市自治為其政治能力之濫觞，而中國之族自治鄉自治則其政治能力之炀竈(1)(此梁氏原著詞句，濫觞為導源之意，炀竈為前人掩蔽後人之意。
)，雖于中西社會演進之兩條路，尚未言之深切著明，而所見正自不差了。
再其次，論紀律習慣。
所謂紀律習慣，蓋指多人聚集場面，無待一條一條宣布，而群衆早已習慣成自然的紀律。
在消極一面，例如：開會場中不交談、不咳嗽，走路不作聲響，出入不亂擠，一舉一動顧及前後左右而不妨礙旁人等等。
在積極一面，例如：坐則循序成列，行則排隊成行，發言則當機得時，動作則彼此配合照應，種種細節，難以枚舉。
無論消極積極，扼要一句話：必求集體行動起來，敏捷順利，效率要高，不因人多而牽擾費時。
試看車站或戲院集票的門窗前，西洋人自然魚貫成行，順序而進；中國人卻總是争前竄後，雖有警察，猶難維持秩序。
其實不守順序之結果，事務進行反而緩慢，甚至進行不得。
隻有各守順序，乃得讓大家較快達到目的。
西洋人從事實教訓上深明此理；中國人事實不夠，所以還不明白。
又在開會場中，中國人還當他在家裡一樣，耳目四肢隻為其個人用，不曾意識到團體的要求，妨礙公務于不自知，更為習見不鮮。
這些都不是曾受教育沒有的問題。
若以為西洋教育普及而中國中沒有受教育的太多，遂有此不同結果，便錯了。
要知道這些多半不是意識之事，而甯為習慣之事。
習慣為身體與環境間的産物，而養成于實際生活。
假若一個人生長在欹重家庭生活之社會，如中國者，縱然受過大學教育，一樣犯這些毛病。
西洋人之紀律習慣，不是出于它的文化，而甯出于它的武化--即仍為其集團鬥争之所鍛煉者。
好像今日學校裡，亦還是寓群育與體育，借着體育上種種運動競賽以訓練集體行動，其理正同。
人們的品性，固皆養成于不知不覺之間；但同時亦應承認，公共觀念不失為一切公德之本。
所謂公共觀念，即指國民之于其國，地方人之于其地方，教徒之于其教，黨員之于其黨，合作社社員之于其社……如是之類的觀念。
中國人，于身家而外漠不關心，素來缺乏于此。
特别是國家觀念之薄弱，使外國人驚奇。
1932年上海“一·二八”戰役中，巴黎晨報記者行經上海不甚遠的地方，看見一切如無其事然，不禁大大惶惑，莫名其妙。
後來馬君武先生曾寫一文，舉11934年3月16日德國恢複征兵之消息發布，柏林一位六十多歲女房東聞訊歡喜過度，倒地而死之例，以為對照。
其實這種不同，絕不是天生地從血裡帶來，亦不是學說或教育(狹義)之結果，而是社會構造不同，生活環境有異，從而形成之情操習慣自不免兩樣耳。
二中國人缺乏集團生活 從西方人鬧得最大問題而我們沒有，從西方人之所長恰即我們之所短，早已證明出中國人缺乏集團生活了。
但我們仍不妨從宗教、經濟、政治各方面，分别來檢看一番。
在檢看之先，卻要把何謂集團生活确定了，才行。
所謂集團生活，諸如前述誠然形形色色；但亦有其一緻之點可指： 一、要有一種組織，而不僅是一種關系之存在。
組織之特征，在有範圍(不能無邊際)與主腦(需有中樞機關)。
二、其範圍超于家族，且亦不依家族為其組織之出發點。
--多半依于地域，或職業，或宗教信仰，或其他。
三、在其範圍内，每個人都感受一些拘束，更且時時有着切身利害關系。
合于此三條件者，即可說是集團生活；不合的，便不是。
我們以此為衡，則中國人是缺乏集團生活的。
第一，中國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怕都不在宗教組織中。
一個中國青年到印度，人家問他是哪一教；他回答：任何宗教都不是。
當地人聞之全都詫訝不解。
這回答若在歐洲中古，亦将為人所不解的。
然而這不是中國青年界極普通情形嗎?我卻非說百分之九十的中國人都是這樣。
大多數中國人，恰與此相反。
他們于聖賢仙佛各種偶像，不分彼此，一例崇拜，尚不及日本人進甲廟則不進乙廟，拜乙神則不拜甲神之稍有區别。
區别都沒有，尚何組織可言。
第二，說到國家組織，中國人亦大成問題，如本書第一章所列中國文化第十一特征，即其問題之提出。
于此而成問題，中國人之缺乏集團生活乃非同小可。
在後邊将特加論列，此不多說。
從國家放得很松來推想，則地方自治體和職業自治體可能很發達。
不錯，中國社會秩序之維持，社會生活之進行，甯靠社會自身而不靠國家；地方自治和職業自治是相當有的。
可惜從現存史籍中，大多不易考見，頗難論定。
而說到地方自治，更有可注意者兩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