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集團生活的西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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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西社會對照來看
現在我們繼續研究“中國人的家”這一個問題，莫妙于把中西社會對照來看。
一時一地之社會構造，實即其時其地全部文化之骨幹；此外都不過是皮肉附麗于骨幹的。
若在社會構造上，彼此兩方差不多，則其文化必定大緻相近；反之，若社會構造彼此不同，則其他便也不能不兩樣了。
此并非說，其他都是被決定的，不過指出這裡是文化要領所在。
我們選擇“中國人的家”這一問題為研究入手處。
正為此。
然而昔人說得好，“不識廬山真面目，隻緣身在此山中”，中國人關在中國社會構造裡面，反而弄不清頭腦。
且先看看人家，再看看自己，那便立即恍然了。
我們張眼向外面世界一看，就看到英美與蘇聯對立的問題。
他們彼此立國之道，亦就是他們的社會構造，正好不同：一方是個人本位的社會；一方是社會本位的社會。
其問題，即在各偏一端，彼此相非難。
而稍一尋究，便知這是西方人的老問題了。
西洋自中世紀到近代，自近代到最近，始終就在團體與個人這兩端，此高彼低一輕一重之間，翻覆不已。
這是他們生活上亦是思想上鬧來鬧去最大問題之一(甚至可說唯一大問題)，所謂“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社會主義”，“極權主義”，“全體主義”……如是種種，熱鬧非常，聚訟不休。
但在我們曆史上卻一直未曾聽說過。
假若你以“個人主義”這句話向舊日中國人去說，可能說了半天，他還是瞠目結舌索解無從。
因為他生活經驗上原無此問題在，意識上自難以構想。
雖經過幾十年西洋近代潮流之輸入，在今天百分九十九的中國人，亦還把它當做自私自利之代名詞，而不知其理。
中國社會構造之懸殊，此其明證。
頃所謂此高彼低翻覆不已者，必須不嫌詞費，在這裡叙明它。
這最好就從德谟克拉西說起—— 德谟克拉西，雖遠自希臘已征見于政體，但畢竟為近代乃有之特色。
西洋社會人生，從中世到近代為一大轉變。
其間經過所謂“宗教改革”，“文藝複興”，“人文主義”，“啟蒙運動”，“人權宣言”……外觀上形形色色，骨子裡一貫下來，原都相通。
德谟克拉西風氣，即構成于此。
既經種種運動，許多奮頭，以至革命流血，而後乃得奠定其原則，實現其制度。
這當然不是往世之所有，亦不是他方所能有了。
要知道近代這一轉變，實在是對于其中世社會人生之反動。
所謂從“宗教改革”以至“人權宣言”一貫相通的，無非“我”之覺醒(1)(參看商務出版，蔣方震譯《近世我之自覺史》前半部。
)，直接間接皆個人主義自由主義之擡頭。
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是近代文化之主潮；從思想到實際生活，從生活的這一面到生活的那一面，始而蓬勃，繼而彌漫，終則改變了一切。
它不是别的，它是過強的集團生活下激起來的反抗，見出一種離心傾向，而要求其解放者。
所以果能從這一點，向上追尋，向下觀望，則前後變化無不在目；而社會演進上中西之殊途，對照着亦可看出了。
德谟克拉西風氣，實為人類社會生活一大進步之見征。
所謂民主制度，正不外一種進步的團體生活。
進步的，乃對于不進步而說。
其特征在：團體中各個分子從不自覺漸有了自覺，從被動漸轉入主動；團體于是乃不能不尊重其個人自由，并以團體公事付之公決。
蓋社會契約說(doctrineofsocialcontract)不合于人類曆史實情，學者之論證已明。
人類之集團生活，不出于自覺地結合；其間多數人之處于被動，從古已然。
必待經濟進步，文化增高，而後漸漸改變。
此改變在任何一較高文化社會要莫能外。
然以西洋中古社會，其集團性太強，對于個人壓制幹涉過甚，從而其反動之來亦特著。
離心傾向于社會生活，雖非佳兆；然在此，則适以救其偏而得一均衡。
均衡是最好的事。
團體生活經其分子自覺主動地參加，尤見生動有力。
一二百年間，西洋社會所以呈現高度之活潑，進步如飛，造成晚近之燦爛文明，要得力于此。
事同一理，日本以東方小小農國，在短短四五十年間，所以實飛猛進，大大提高文化水準，侪伍西洋，稱霸東亞者，正亦得力于明治維新，接受此近代潮流，以自由權公民權付與國民，社會生活不變之故。
但此所謂近代潮流者，到今天早已退落，成為過去了事了。
其轉捩就在頭一次歐洲大戰中；從那次大戰後到現在，完全為另一潮流所代興。
這就是與個人本位相反的社會本位思想，與崇尚自由相反的講究統制，不惜幹涉人們的一切。
這一新潮流席卷歐洲，卻打從兩面而來：一面是布爾塞維克發動于俄國；一面是法西斯出現于意大利，又加之以納粹在德國。
雖重個人尚自由最早且久如英美，趣味夙深如法國，時勢所趨，幾亦莫能有外。
事事步趨西洋如日本，常常處于被動如中國者，更不論矣。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德、意、日本雖敗，潮流未改。
蓋這不止是一時風氣；其方針所指，實将開出人類社會之新局(社會本位的社會)。
為什麼轉變到如此相反，實為百餘年前的人所夢想不到。
(1)(英國前首相自由黨首領勞合喬治曾深有此歎，見1934年2月報紙。
)尋其轉變之由，蓋當個人解放之初，經濟上深得個人營利自由競争好處者，後來社會上卻大受其弊。
特别是盲目生産，經濟上陷于無政府狀态，演為周期恐慌不能自休；在内則階級鬥争，在外則民族鬥争，整個世界苦痛不安，人類文明有自毀之虞。
方利弊互見之時，早已有反對理論，乃至反對的運動。
然而它未發揮到盡頭處，事實上不會轉彎。
卒以第一次大戰結束前後，時機到來，此伏流遂湧為高潮。
雖因各處背景條件不同，表現之姿态各異，然其傾向一緻固自明白。
要而言之，集團又壓倒了個人，保護幹涉替代了放任自由，最近潮流正為近代潮流之反動。
三十年來(1917—1947)，此相反之兩面，各自經過許多宛轉變化，而到今天，一面是依然不衰不弱——這就是英美；一面是嶄新然益強益固——這就是蘇聯。
其各自經過之宛轉變化，誠然說之不盡；然而亦可一言而盡。
那就是各自守定宗旨不放，而于團體與個人之兩端，卻盡可抑之揚之，時張時弛。
宛轉雲者，殆不外是較小之翻覆。
最近三十年來其各自之宛轉變化，不過更加證明他們的問題在此
一時一地之社會構造，實即其時其地全部文化之骨幹；此外都不過是皮肉附麗于骨幹的。
若在社會構造上，彼此兩方差不多，則其文化必定大緻相近；反之，若社會構造彼此不同，則其他便也不能不兩樣了。
此并非說，其他都是被決定的，不過指出這裡是文化要領所在。
我們選擇“中國人的家”這一問題為研究入手處。
正為此。
然而昔人說得好，“不識廬山真面目，隻緣身在此山中”，中國人關在中國社會構造裡面，反而弄不清頭腦。
且先看看人家，再看看自己，那便立即恍然了。
我們張眼向外面世界一看，就看到英美與蘇聯對立的問題。
他們彼此立國之道，亦就是他們的社會構造，正好不同：一方是個人本位的社會；一方是社會本位的社會。
其問題，即在各偏一端，彼此相非難。
而稍一尋究，便知這是西方人的老問題了。
西洋自中世紀到近代，自近代到最近，始終就在團體與個人這兩端，此高彼低一輕一重之間，翻覆不已。
這是他們生活上亦是思想上鬧來鬧去最大問題之一(甚至可說唯一大問題)，所謂“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社會主義”，“極權主義”，“全體主義”……如是種種，熱鬧非常，聚訟不休。
但在我們曆史上卻一直未曾聽說過。
假若你以“個人主義”這句話向舊日中國人去說，可能說了半天，他還是瞠目結舌索解無從。
因為他生活經驗上原無此問題在，意識上自難以構想。
雖經過幾十年西洋近代潮流之輸入，在今天百分九十九的中國人，亦還把它當做自私自利之代名詞，而不知其理。
中國社會構造之懸殊，此其明證。
頃所謂此高彼低翻覆不已者，必須不嫌詞費，在這裡叙明它。
這最好就從德谟克拉西說起—— 德谟克拉西，雖遠自希臘已征見于政體，但畢竟為近代乃有之特色。
西洋社會人生，從中世到近代為一大轉變。
其間經過所謂“宗教改革”，“文藝複興”，“人文主義”，“啟蒙運動”，“人權宣言”……外觀上形形色色，骨子裡一貫下來，原都相通。
德谟克拉西風氣，即構成于此。
既經種種運動，許多奮頭，以至革命流血，而後乃得奠定其原則，實現其制度。
這當然不是往世之所有，亦不是他方所能有了。
要知道近代這一轉變，實在是對于其中世社會人生之反動。
所謂從“宗教改革”以至“人權宣言”一貫相通的，無非“我”之覺醒(1)(參看商務出版，蔣方震譯《近世我之自覺史》前半部。
)，直接間接皆個人主義自由主義之擡頭。
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是近代文化之主潮；從思想到實際生活，從生活的這一面到生活的那一面，始而蓬勃，繼而彌漫，終則改變了一切。
它不是别的，它是過強的集團生活下激起來的反抗，見出一種離心傾向，而要求其解放者。
所以果能從這一點，向上追尋，向下觀望，則前後變化無不在目；而社會演進上中西之殊途，對照着亦可看出了。
德谟克拉西風氣，實為人類社會生活一大進步之見征。
所謂民主制度，正不外一種進步的團體生活。
進步的，乃對于不進步而說。
其特征在：團體中各個分子從不自覺漸有了自覺，從被動漸轉入主動；團體于是乃不能不尊重其個人自由，并以團體公事付之公決。
蓋社會契約說(doctrineofsocialcontract)不合于人類曆史實情，學者之論證已明。
人類之集團生活，不出于自覺地結合；其間多數人之處于被動，從古已然。
必待經濟進步，文化增高，而後漸漸改變。
此改變在任何一較高文化社會要莫能外。
然以西洋中古社會，其集團性太強，對于個人壓制幹涉過甚，從而其反動之來亦特著。
離心傾向于社會生活，雖非佳兆；然在此，則适以救其偏而得一均衡。
均衡是最好的事。
團體生活經其分子自覺主動地參加，尤見生動有力。
一二百年間，西洋社會所以呈現高度之活潑，進步如飛，造成晚近之燦爛文明，要得力于此。
事同一理，日本以東方小小農國，在短短四五十年間，所以實飛猛進，大大提高文化水準，侪伍西洋，稱霸東亞者，正亦得力于明治維新，接受此近代潮流，以自由權公民權付與國民，社會生活不變之故。
但此所謂近代潮流者，到今天早已退落，成為過去了事了。
其轉捩就在頭一次歐洲大戰中；從那次大戰後到現在，完全為另一潮流所代興。
這就是與個人本位相反的社會本位思想，與崇尚自由相反的講究統制，不惜幹涉人們的一切。
這一新潮流席卷歐洲，卻打從兩面而來：一面是布爾塞維克發動于俄國；一面是法西斯出現于意大利，又加之以納粹在德國。
雖重個人尚自由最早且久如英美，趣味夙深如法國，時勢所趨，幾亦莫能有外。
事事步趨西洋如日本，常常處于被動如中國者，更不論矣。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德、意、日本雖敗，潮流未改。
蓋這不止是一時風氣；其方針所指，實将開出人類社會之新局(社會本位的社會)。
為什麼轉變到如此相反，實為百餘年前的人所夢想不到。
(1)(英國前首相自由黨首領勞合喬治曾深有此歎，見1934年2月報紙。
)尋其轉變之由，蓋當個人解放之初，經濟上深得個人營利自由競争好處者，後來社會上卻大受其弊。
特别是盲目生産，經濟上陷于無政府狀态，演為周期恐慌不能自休；在内則階級鬥争，在外則民族鬥争，整個世界苦痛不安，人類文明有自毀之虞。
方利弊互見之時，早已有反對理論，乃至反對的運動。
然而它未發揮到盡頭處，事實上不會轉彎。
卒以第一次大戰結束前後，時機到來，此伏流遂湧為高潮。
雖因各處背景條件不同，表現之姿态各異，然其傾向一緻固自明白。
要而言之，集團又壓倒了個人，保護幹涉替代了放任自由，最近潮流正為近代潮流之反動。
三十年來(1917—1947)，此相反之兩面，各自經過許多宛轉變化，而到今天，一面是依然不衰不弱——這就是英美；一面是嶄新然益強益固——這就是蘇聯。
其各自經過之宛轉變化，誠然說之不盡；然而亦可一言而盡。
那就是各自守定宗旨不放，而于團體與個人之兩端，卻盡可抑之揚之，時張時弛。
宛轉雲者，殆不外是較小之翻覆。
最近三十年來其各自之宛轉變化，不過更加證明他們的問題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