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從中國人的家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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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zBoas)的話，指出“經濟條件無疑地比地理條件與文化間之關系較密切，因為經濟即構成文化之一部分；然它不是唯一決定者，它一方決定，一方被決定”。
就在馬克思、恩格斯，雖創為唯物史觀，其持論亦并不如流俗所傳那樣。
根據恩格斯給布洛赫的信(1890年9月)，即明白指斥如以經濟為唯一決定因素即屬荒唐；而肯定經濟雖為根基，但其上層建築如政治宗教等一切，亦同樣地在曆史過程中，有着他們的作用；而且亦影響于經濟，有着一種交互作用。
--假如是這樣的話，那麼，彼此間意見亦無甚不同。
經濟不止無片面決定力，而且其勢力将随着曆史發展而漸減。
我們可引杜根·巴蘭努夫斯基(TuganBananousk)的話于下： 社會進化之初，社會一切生活與經濟全然結合。
(下略)社會進化漸高，社會行動便漸漸獨立發達，放射線漸漸遠離中心而行。
要之，社會生活所造成之社會行動，很像一把梯子，其最下級全由直接生活的生産而成。
升到高級，則經濟的勞動對于各種社會行動之整體，其任務即漸漸減弱。
因為滿足高等欲望之行動，不大靠着經濟的勞動。
所以高等社會行動即有脫離經濟而獨立的意義，而不能認為受經濟支配的産物，或是經濟單純的反射。
曆史之進步，其意義正是人類的精神化之進步；是人類生活重心點，由維持下等生活之欲望，而移于高等精神之欲望。
費孝通譯W.F.Ogburn著《社會變遷》一書上說：文化中有幾部分相互間有密切關聯，亦有幾部分較為獨立些。
“非物質文化”中比較密切适應于物質文化之一部分，可抽出來稱之為“适應文化”(adaptiveculture)。
當物質文化變遷時，它應即随之而變。
但其變遷亦不一定能同時，有的時候落後甚久。
且此種落後，正可說是一現代問題。
--這又是從另一面來說了。
然而其告訴不要作機械的看法則無不同。
米勒利爾(F.MüllerLyer)《社會進化史》上說“文化的原動力，顯然在人的自身”。
這因為文化中之一切，罔非出于人的發明與創造。
而發明呢，經他胪陳許多事例之後，他結束說： 我們無論從哪方面考察發明的曆史，都可以知道發明顯然不是因為必要才有的。
必要可以強迫人勤勞，但要閑暇才可以引起人的發明，發明不是像訂貨物一樣，可以預定的。
(1)(米勒利爾《社會進化史》第四卷第二章，陶孟龠+禾譯本，商務出版。
) 他又說“人的發明天才，不過就是其遊戲本能。
”我早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上亦曾說過：“文化這東西，點點俱是天才的創作，偶然的奇想；隻有前後左右的緣，而沒有因。
”但我們初不否認必要與人之發明創造大有關系。
必要會吸引人的注意力，讓這地方可有較多發明創造的機會；它又可以使那些似不相幹的發明創造引用到這地方來而發揚之，不緻被湮沒掉。
這都是許多發明創造往往随着必要而來的原故。
卻是我們不要以為文化就是應于人們生活所必要而來的--這是第一。
必要亦不是客觀的--這是第二。
更不可把必要局限在經濟這範圍--這是第三。
一切機械觀所犯錯誤大抵不出此三點。
明白這負面的三句話，而後再理會其正面原有的關系，自不落于機械觀。
方為善巧。
文化之形成，既非一無的，非機械的，因此所以各處文化便各有其個性。
日本關榮吉著《文化社會學》一書，其全書的主張和立場，就是要以國民性、階級性、時代性，去理解各個類型文化，而後于人類文化乃可得其正确的理解。
我此處所雲個性，蓋相當于他所說之國民性。
在他書内，曾就近代文化中之德谟克拉西，而指證英國人德國人法國人蘇聯人之間如何如何不相同。
(1)(見關榮吉著《文化社會學》，張資平譯本第116頁，上海樂群書店出版。
)此即他所謂國民性，我所謂個性之表見。
請看今天戰後世界，哪一國家不厭倦戰争，誰個民族不相信民主?而卒之難得和合，深感龃龉，豈不為彼此文化間差異為之梗。
而此文化差異，并不是文化程度問題，卻是在文化個性上。
關氏又指出此文化國民性之形成，其原于自然環境者固有之，但不足十分重視。
譬如四面受海的包圍，是英國和日本之所同；但當英國早已在海上稱霸，而日本則一直到十九世紀中葉還未開海禁。
任何一處文化，都自具個性；惟個性之強度則不等耳。
中國文化的個性特強，前于第一章已經陳說。
中國人的家之特見重要，正是中國文化特強的個性之一種表現，而非第為生産家庭化之結果，自亦非生産家庭化的社會之通例，如馮先生所謂“共相”者。
日本稻葉君山曾有如下的話： 保護中國民族的唯一障壁，是其家族制度。
這制度支持力之堅固，恐怕萬裡長城也比不上。
一般學者都說古代羅馬的家族制度精神之覆滅，是基督教侵入羅馬之結果。
但中國自唐代有奈思特留斯派(景教)傳入以來，中經明清兩代之傳教以訖于今，所受基督教影響不為不久，其家族制度卻依然不變。
且反轉而有使基督教徒家族化之傾向。
佛教在中國有更長久之曆史；但謂佛教已降服于此家族制度之下，亦不為過。
此真世界一大奇迹!我們說中國和歐美社會之間橫劃着一鴻溝，全不外這些事實。
(1)(稻葉原作似刊于日文雜志，《東方雜志》載之，題為《中國社會文化之特質》。
此據雙流劉鑒泉先生所著《外書》第二冊轉引。
) 再從太虛法師的文章裡(2)(此據黃文山先生《文化學論文集》第180頁轉引。
)，又可證實了上面
就在馬克思、恩格斯，雖創為唯物史觀，其持論亦并不如流俗所傳那樣。
根據恩格斯給布洛赫的信(1890年9月)，即明白指斥如以經濟為唯一決定因素即屬荒唐；而肯定經濟雖為根基，但其上層建築如政治宗教等一切，亦同樣地在曆史過程中，有着他們的作用；而且亦影響于經濟，有着一種交互作用。
--假如是這樣的話，那麼，彼此間意見亦無甚不同。
經濟不止無片面決定力，而且其勢力将随着曆史發展而漸減。
我們可引杜根·巴蘭努夫斯基(TuganBananousk)的話于下： 社會進化之初，社會一切生活與經濟全然結合。
(下略)社會進化漸高，社會行動便漸漸獨立發達，放射線漸漸遠離中心而行。
要之，社會生活所造成之社會行動，很像一把梯子，其最下級全由直接生活的生産而成。
升到高級，則經濟的勞動對于各種社會行動之整體，其任務即漸漸減弱。
因為滿足高等欲望之行動，不大靠着經濟的勞動。
所以高等社會行動即有脫離經濟而獨立的意義，而不能認為受經濟支配的産物，或是經濟單純的反射。
曆史之進步，其意義正是人類的精神化之進步；是人類生活重心點，由維持下等生活之欲望，而移于高等精神之欲望。
費孝通譯W.F.Ogburn著《社會變遷》一書上說：文化中有幾部分相互間有密切關聯，亦有幾部分較為獨立些。
“非物質文化”中比較密切适應于物質文化之一部分，可抽出來稱之為“适應文化”(adaptiveculture)。
當物質文化變遷時，它應即随之而變。
但其變遷亦不一定能同時，有的時候落後甚久。
且此種落後，正可說是一現代問題。
--這又是從另一面來說了。
然而其告訴不要作機械的看法則無不同。
米勒利爾(F.MüllerLyer)《社會進化史》上說“文化的原動力，顯然在人的自身”。
這因為文化中之一切，罔非出于人的發明與創造。
而發明呢，經他胪陳許多事例之後，他結束說： 我們無論從哪方面考察發明的曆史，都可以知道發明顯然不是因為必要才有的。
必要可以強迫人勤勞，但要閑暇才可以引起人的發明，發明不是像訂貨物一樣，可以預定的。
(1)(米勒利爾《社會進化史》第四卷第二章，陶孟龠+禾譯本，商務出版。
) 他又說“人的發明天才，不過就是其遊戲本能。
”我早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上亦曾說過：“文化這東西，點點俱是天才的創作，偶然的奇想；隻有前後左右的緣，而沒有因。
”但我們初不否認必要與人之發明創造大有關系。
必要會吸引人的注意力，讓這地方可有較多發明創造的機會；它又可以使那些似不相幹的發明創造引用到這地方來而發揚之，不緻被湮沒掉。
這都是許多發明創造往往随着必要而來的原故。
卻是我們不要以為文化就是應于人們生活所必要而來的--這是第一。
必要亦不是客觀的--這是第二。
更不可把必要局限在經濟這範圍--這是第三。
一切機械觀所犯錯誤大抵不出此三點。
明白這負面的三句話，而後再理會其正面原有的關系，自不落于機械觀。
方為善巧。
文化之形成，既非一無的，非機械的，因此所以各處文化便各有其個性。
日本關榮吉著《文化社會學》一書，其全書的主張和立場，就是要以國民性、階級性、時代性，去理解各個類型文化，而後于人類文化乃可得其正确的理解。
我此處所雲個性，蓋相當于他所說之國民性。
在他書内，曾就近代文化中之德谟克拉西，而指證英國人德國人法國人蘇聯人之間如何如何不相同。
(1)(見關榮吉著《文化社會學》，張資平譯本第116頁，上海樂群書店出版。
)此即他所謂國民性，我所謂個性之表見。
請看今天戰後世界，哪一國家不厭倦戰争，誰個民族不相信民主?而卒之難得和合，深感龃龉，豈不為彼此文化間差異為之梗。
而此文化差異，并不是文化程度問題，卻是在文化個性上。
關氏又指出此文化國民性之形成，其原于自然環境者固有之，但不足十分重視。
譬如四面受海的包圍，是英國和日本之所同；但當英國早已在海上稱霸，而日本則一直到十九世紀中葉還未開海禁。
任何一處文化，都自具個性；惟個性之強度則不等耳。
中國文化的個性特強，前于第一章已經陳說。
中國人的家之特見重要，正是中國文化特強的個性之一種表現，而非第為生産家庭化之結果，自亦非生産家庭化的社會之通例，如馮先生所謂“共相”者。
日本稻葉君山曾有如下的話： 保護中國民族的唯一障壁，是其家族制度。
這制度支持力之堅固，恐怕萬裡長城也比不上。
一般學者都說古代羅馬的家族制度精神之覆滅，是基督教侵入羅馬之結果。
但中國自唐代有奈思特留斯派(景教)傳入以來，中經明清兩代之傳教以訖于今，所受基督教影響不為不久，其家族制度卻依然不變。
且反轉而有使基督教徒家族化之傾向。
佛教在中國有更長久之曆史；但謂佛教已降服于此家族制度之下，亦不為過。
此真世界一大奇迹!我們說中國和歐美社會之間橫劃着一鴻溝，全不外這些事實。
(1)(稻葉原作似刊于日文雜志，《東方雜志》載之，題為《中國社會文化之特質》。
此據雙流劉鑒泉先生所著《外書》第二冊轉引。
) 再從太虛法師的文章裡(2)(此據黃文山先生《文化學論文集》第180頁轉引。
)，又可證實了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