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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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封建社會便當行資産階級革命；若是資本社會便當行無産階級革命。
從乎前者，則資産階級為革命主力；從乎後者，則資産階級為革命對象。
一出一入之間，可以變成相反的主張。
又非徒作曆史學問研究，而是要應用于現前實現，關系真是太大。
但中國究竟是什麼社會呢?卻議論不一，誰都認不清。
從遙遠在莫斯科指揮中國革命的第三國際，直到國内的共産黨國民黨一切革命家，聚訟不休，以此分成壁壘，演為派别。
于是《中國社會史論戰》編輯者王禮錫氏，就有這樣說話： 自秦代至鴉片戰争以前這一段曆史，是中國社會形态發展史中之一段謎的時代。
這謎的一段，亦是最重要的一段。
其所以重要者，是因為這一個時代有比較可征信的史料，可憑借來解答秦以前的曆史；并且這是較接近現代的一段；不明了這一段，便無以憑借去解釋現代社會的來蹤。
這一段曆史既是把握中國曆史的樞紐，卻是這個時代延長到二千多年，為什麼會有二三千年不變的社會?這是一個迷惑人的問題。
多少中外研究曆史的學者，迷惘在這曆史的泥坑!(1)(見王禮錫作《中國社會形态發展史之謎的時代》一文，《中國社會史論戰》第三輯，上海神州國光社出版。
) 論者既不易判定其為什麼社會，則谲詭其詞，強為生解，如雲“變質的封建社會”，“半封建”，“前資本主義時代”，“封建制度不存在而封建勢力猶存”……種種不一而足。
更有些學者(蘇聯的及中國的)如馬紮爾(Madjer)柯金(Kokin)等，則引據馬克思曾有“亞細一亞生産方法”一說，以東方社會(印度、中國等)為特殊之例。
中國在近百年前，沒有受西洋資本主義影響之整個時期皆屬于此。
(2)(參看岑紀譯柯金者《中國古代社會》，黎明書局出版。
)而所謂東方社會，則長期停滞不前，固為其特色之一。
再則，中國的家族制度在其全部文化中所處地位之重要，及其根深柢固，亦是世界聞名的。
中國老話有“國之本在家”及“積家而成國”之說；在法制上，明認家為組織單位。
(1)(見陳顧遠著《中國法制史》第74頁，商務印書館出版。
)中國所以至今被人目之為宗法社會者，亦即在此。
研究中國法制史者說： 從來中國社會組織，輕個人而重家族，先家族而後國家。
輕個人，故歐西之自由主義遂莫能彰；後國家，故近代之國家主義遂非所夙習。
……是以家族本位為中國社會特色之一。
(陳顧遠著《中國法制史》第63頁) 研究中國民族性者說： 中國與西方有一根本不同點：西方認個人與社會為兩對立之本體，而在中國則以家族為社會生活的重心，消納了這兩方對立的形勢。
(莊譯宣著《民族性與教育》第560頁) 凡此所說，大緻都是很對的。
而言之深切善巧者，又莫如盧作孚先生： 家庭生活是中國人第一重的社會生活；親威鄰裡朋友等關系是中國人第二重的社會生活。
這兩重社會生活，集中了中國人的要求，範圍了中國人的活動，規定了其社會的道德條件和政治上的法律制度。
(中略)人每責備中國人隻知有家庭，不知有社會；實則中國人除了家庭，沒有社會。
就農業言，一個農業經營是一個家庭。
就商業言，外面是商店，裡面就是家庭。
就工業言，一個家庭裡安了幾部織機，便是工廠。
就教育言，舊時教散館是在自己家庭裡，教專館是在人家家庭裡。
就政治言，一個衙門往往就是一個家庭；一個官吏來了，就是一個家長來了。
(中略)人從降生到老死的時候，脫離不了家庭生活，尤其脫離不了家庭的相互依賴。
你可以沒有職業，然而不可以沒有家庭，你的衣食住都供給于家庭當中。
你病了，家庭便是醫院，家人便是看護。
你是家庭培育大的，你老了，隻有家庭養你，你死了，隻有家庭替你辦喪事。
家庭亦許依賴你成功，家庭亦欲幫助你成功。
你須用盡力量去維持經營你的家庭。
你須為它增加财富，你須為它提高地位。
不但你的家庭這樣仰望于你，社會衆人亦是以你的家庭興敗為獎懲。
最好是你能興家；其次是你能管家；最歎息的是不幸而敗家。
家庭是這樣整個包圍了你，你萬萬不能擺脫。
(中略)家庭生活的依賴關系這樣強有力，有了它常常可以破壞其他社會關系，至少是中間一層障壁。
(盧作孚著《中國的建設問題與人的訓練》，生活書店出版) 我們即以此列為第七特征。
就吾人聞見所及，一般談到中國文化而目為可怪者，其事尚多多。
例如中國開化既早，遠在漢唐，文化已極高，學術甚富，而卒未産生科學，即一可怪之事。
中國人自古在物質方面的發展與發見，原是很多。
在16世紀以前的西洋，正多得力于中國這些發明之傳過去。
舉其著者，如(一)羅盤針(二)火藥(三)鈔票(四)活字版印刷術(五)算盤等皆是，而(六)造紙尤其重要。
威爾斯在其曆史大綱第三十四章第四節HowPaperLiberatedtheHumenMind說得最明白：他以為歐洲文藝複興，可以說是完全得力于中國造紙之傳入。
還有鐵之冶煉，據說亦是中國先發明的。
從這類事情說去，物質科學便在中國應該可以産生出來，何以竟不然? 《史記·扁鵲倉公傳》，曾說到古時俞跗的人體解剖術。
《後漢書·華陀傳》更清楚地說： 針藥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刳破腹背，割積聚。
若在腸胃則斷截湔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敷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間皆平複。
這明明是實地勘驗和科學家之所為，如其還不夠科學，也是科學所從出了。
何以後世醫家轉不見有這事，而全部歸入一套玄學觀念的運用。
論理和數理，都是科學的根基。
這種學問的發達與進步，都和其他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之進步發達相應不離。
中國講論理在周秦之際百家争鳴的時候，倒還有些；後來竟無人講起。
算術雖不斷有人講，亦曾造于很高進步；但終不發達，而且後來亦鮮進步，甚至于失傳。
例如南北朝時候南齊人祖沖之的圓周率，據說“為第五世紀世界最精者，其時印度歐西皆所不及，足以睥睨天下。
”(見茅以升先生《中國圓周率略史》一文，載在《科學》雜志第三卷第四期)。
他的創見，據說“在西洋1573年德人ValentinOtto始論及之，後于我一千年有餘。
”(見李俨著《中國算學史》。
)盡你如此高明，無奈空間上不能推廣發達，時間上不能繼續進步，亦就完了。
類此退而不進的現象，當然是中國不能有科學成功之由來；但緣何有此現象，我們不能不怪而問之。
總上所說，中國學術不向着科學前進這一問題，我們列為第八特征。
繼此又應指出民主、自由、平等一類觀念要求，及其形諸法制如歐洲所有者，始終不見于中國，亦事屬可異。
自由一詞，在歐洲人是那樣明白确實，是那般寶貴珍重，又且是口中筆下行常日用不離；乃在中國竟無現成詞語适與相當，可以翻譯出來。
最初傳入中土，經嚴幾道先生譯成“自繇”二字，其後乃以“自由”二字沿用下來。
張東荪先生近著《理性與民主》一書，其第五章論“自由與民主”有雲：“我敢說中國自古即無西方那樣的自由觀念。
……”他費許多研究證明中國隻有“無人而不自得”的“自得”一詞，似略可相當；此外便沒有了。
試問：若非兩方社會構造迥異，何緻彼此心裡頭腦如此不能相應?我們不能說這恰證明中國過去是封建社會，封建文化中當然沒有近代之自由觀念。
西方自由觀念更古之淵源不說，當中世紀人們向貴族領主以武力争取或和平購買自由，即成立了不知多少之憲章及契約，固非忽然出現于近代者。
況且中國若屬封建社會，封建社會的人求自由如饑渴，則當清季西洋近代潮流傳來，便應踴躍歡喜于解放之到臨，何以中國人的反應竟大不然。
嚴幾道先生曾形容那時中國人“聞西哲平等自由之說，常口口+去舌矯，駭然不悟其義之所
從乎前者，則資産階級為革命主力；從乎後者，則資産階級為革命對象。
一出一入之間，可以變成相反的主張。
又非徒作曆史學問研究，而是要應用于現前實現，關系真是太大。
但中國究竟是什麼社會呢?卻議論不一，誰都認不清。
從遙遠在莫斯科指揮中國革命的第三國際，直到國内的共産黨國民黨一切革命家，聚訟不休，以此分成壁壘，演為派别。
于是《中國社會史論戰》編輯者王禮錫氏，就有這樣說話： 自秦代至鴉片戰争以前這一段曆史，是中國社會形态發展史中之一段謎的時代。
這謎的一段，亦是最重要的一段。
其所以重要者，是因為這一個時代有比較可征信的史料，可憑借來解答秦以前的曆史；并且這是較接近現代的一段；不明了這一段，便無以憑借去解釋現代社會的來蹤。
這一段曆史既是把握中國曆史的樞紐，卻是這個時代延長到二千多年，為什麼會有二三千年不變的社會?這是一個迷惑人的問題。
多少中外研究曆史的學者，迷惘在這曆史的泥坑!(1)(見王禮錫作《中國社會形态發展史之謎的時代》一文，《中國社會史論戰》第三輯，上海神州國光社出版。
) 論者既不易判定其為什麼社會，則谲詭其詞，強為生解，如雲“變質的封建社會”，“半封建”，“前資本主義時代”，“封建制度不存在而封建勢力猶存”……種種不一而足。
更有些學者(蘇聯的及中國的)如馬紮爾(Madjer)柯金(Kokin)等，則引據馬克思曾有“亞細一亞生産方法”一說，以東方社會(印度、中國等)為特殊之例。
中國在近百年前，沒有受西洋資本主義影響之整個時期皆屬于此。
(2)(參看岑紀譯柯金者《中國古代社會》，黎明書局出版。
)而所謂東方社會，則長期停滞不前，固為其特色之一。
再則，中國的家族制度在其全部文化中所處地位之重要，及其根深柢固，亦是世界聞名的。
中國老話有“國之本在家”及“積家而成國”之說；在法制上，明認家為組織單位。
(1)(見陳顧遠著《中國法制史》第74頁，商務印書館出版。
)中國所以至今被人目之為宗法社會者，亦即在此。
研究中國法制史者說： 從來中國社會組織，輕個人而重家族，先家族而後國家。
輕個人，故歐西之自由主義遂莫能彰；後國家，故近代之國家主義遂非所夙習。
……是以家族本位為中國社會特色之一。
(陳顧遠著《中國法制史》第63頁) 研究中國民族性者說： 中國與西方有一根本不同點：西方認個人與社會為兩對立之本體，而在中國則以家族為社會生活的重心，消納了這兩方對立的形勢。
(莊譯宣著《民族性與教育》第560頁) 凡此所說，大緻都是很對的。
而言之深切善巧者，又莫如盧作孚先生： 家庭生活是中國人第一重的社會生活；親威鄰裡朋友等關系是中國人第二重的社會生活。
這兩重社會生活，集中了中國人的要求，範圍了中國人的活動，規定了其社會的道德條件和政治上的法律制度。
(中略)人每責備中國人隻知有家庭，不知有社會；實則中國人除了家庭，沒有社會。
就農業言，一個農業經營是一個家庭。
就商業言，外面是商店，裡面就是家庭。
就工業言，一個家庭裡安了幾部織機，便是工廠。
就教育言，舊時教散館是在自己家庭裡，教專館是在人家家庭裡。
就政治言，一個衙門往往就是一個家庭；一個官吏來了，就是一個家長來了。
(中略)人從降生到老死的時候，脫離不了家庭生活，尤其脫離不了家庭的相互依賴。
你可以沒有職業，然而不可以沒有家庭，你的衣食住都供給于家庭當中。
你病了，家庭便是醫院，家人便是看護。
你是家庭培育大的，你老了，隻有家庭養你，你死了，隻有家庭替你辦喪事。
家庭亦許依賴你成功，家庭亦欲幫助你成功。
你須用盡力量去維持經營你的家庭。
你須為它增加财富，你須為它提高地位。
不但你的家庭這樣仰望于你，社會衆人亦是以你的家庭興敗為獎懲。
最好是你能興家；其次是你能管家；最歎息的是不幸而敗家。
家庭是這樣整個包圍了你，你萬萬不能擺脫。
(中略)家庭生活的依賴關系這樣強有力，有了它常常可以破壞其他社會關系，至少是中間一層障壁。
(盧作孚著《中國的建設問題與人的訓練》，生活書店出版) 我們即以此列為第七特征。
就吾人聞見所及，一般談到中國文化而目為可怪者，其事尚多多。
例如中國開化既早，遠在漢唐，文化已極高，學術甚富，而卒未産生科學，即一可怪之事。
中國人自古在物質方面的發展與發見，原是很多。
在16世紀以前的西洋，正多得力于中國這些發明之傳過去。
舉其著者，如(一)羅盤針(二)火藥(三)鈔票(四)活字版印刷術(五)算盤等皆是，而(六)造紙尤其重要。
威爾斯在其曆史大綱第三十四章第四節HowPaperLiberatedtheHumenMind說得最明白：他以為歐洲文藝複興，可以說是完全得力于中國造紙之傳入。
還有鐵之冶煉，據說亦是中國先發明的。
從這類事情說去，物質科學便在中國應該可以産生出來，何以竟不然? 《史記·扁鵲倉公傳》，曾說到古時俞跗的人體解剖術。
《後漢書·華陀傳》更清楚地說： 針藥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刳破腹背，割積聚。
若在腸胃則斷截湔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敷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間皆平複。
這明明是實地勘驗和科學家之所為，如其還不夠科學，也是科學所從出了。
何以後世醫家轉不見有這事，而全部歸入一套玄學觀念的運用。
論理和數理，都是科學的根基。
這種學問的發達與進步，都和其他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之進步發達相應不離。
中國講論理在周秦之際百家争鳴的時候，倒還有些；後來竟無人講起。
算術雖不斷有人講，亦曾造于很高進步；但終不發達，而且後來亦鮮進步，甚至于失傳。
例如南北朝時候南齊人祖沖之的圓周率，據說“為第五世紀世界最精者，其時印度歐西皆所不及，足以睥睨天下。
”(見茅以升先生《中國圓周率略史》一文，載在《科學》雜志第三卷第四期)。
他的創見，據說“在西洋1573年德人ValentinOtto始論及之，後于我一千年有餘。
”(見李俨著《中國算學史》。
)盡你如此高明，無奈空間上不能推廣發達，時間上不能繼續進步，亦就完了。
類此退而不進的現象，當然是中國不能有科學成功之由來；但緣何有此現象，我們不能不怪而問之。
總上所說，中國學術不向着科學前進這一問題，我們列為第八特征。
繼此又應指出民主、自由、平等一類觀念要求，及其形諸法制如歐洲所有者，始終不見于中國，亦事屬可異。
自由一詞，在歐洲人是那樣明白确實，是那般寶貴珍重，又且是口中筆下行常日用不離；乃在中國竟無現成詞語适與相當，可以翻譯出來。
最初傳入中土，經嚴幾道先生譯成“自繇”二字，其後乃以“自由”二字沿用下來。
張東荪先生近著《理性與民主》一書，其第五章論“自由與民主”有雲：“我敢說中國自古即無西方那樣的自由觀念。
……”他費許多研究證明中國隻有“無人而不自得”的“自得”一詞，似略可相當；此外便沒有了。
試問：若非兩方社會構造迥異，何緻彼此心裡頭腦如此不能相應?我們不能說這恰證明中國過去是封建社會，封建文化中當然沒有近代之自由觀念。
西方自由觀念更古之淵源不說，當中世紀人們向貴族領主以武力争取或和平購買自由，即成立了不知多少之憲章及契約，固非忽然出現于近代者。
況且中國若屬封建社會，封建社會的人求自由如饑渴，則當清季西洋近代潮流傳來，便應踴躍歡喜于解放之到臨，何以中國人的反應竟大不然。
嚴幾道先生曾形容那時中國人“聞西哲平等自由之說，常口口+去舌矯，駭然不悟其義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