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關燈
之謂有心得。

    我便是從感觸而發為行動,從行動而有心得,積心得而為主見,從主見更有行動;……如是輾轉增上,循環累進而不已。

    其間未嘗不讀書。

    但讀書,隻在這裡面讀書;為學,隻在這裡面為學。

    不是泛泛地讀,泛泛地學。

    至于今日,在見解思想上,其所入愈深,其體系滋大,吾雖欲自味其所知以從他人,其可得乎! 說我今日見解思想,一切産生于問題剌激,行動反應之間,自是不錯。

    然卻須知,盡受逼于現實問題之下,勞攘于現實問題之中,是産不出什麼深刻見解思想的;還要能超出其外,靜心以觀之,才行。

     于是就要叙明我少年時,在感受中國問題剌激稍後,又曾于人生問題深有感觸,反複窮究,不能自己。

    (1)(人生問題之煩悶約始于十七歲時,至二十歲而傾心于出世,尋求佛法。

    )人生問題較之當前中國問題遠為廣泛、根本、深澈。

    這樣便不為現實問題之所囿。

    自己回顧過去四十餘年,總在這兩問題中沉思,時而趨重于此,時而趨重于彼,輾轉起伏雖無一定,而此牽彼引,恰好相資為用。

    并且我是既好動又能靜的人。

    一生之中,時而勞攘奔走,時而退處靜思,動靜相間,三番五次不止。

    (2)(過去完全靜下來自修思考,有三時期:(一)在1912年後至1916年前;(二)在1925年春至1928年春;(三)在1946年退出國内和談至今天。

    )是以動不盲動,想不空想。

    其幸免于随俗淺薄者,賴有此也。

     就以人生問題之煩悶不解,令我不知不覺走向哲學,出入乎東西百家。

    然一旦于人生道理若有所會,則亦不複多求。

    假如視哲學為人人應該懂得一點的學問,則我正是這樣懂得一點而已。

    這是與專門治哲學的人不同處。

    又當其沉潛于人生問題,反複乎出世與入世,其所緻力者,蓋不徒在見聞思辨之内;見聞思辨而外,大有事在。

    這又是與一般哲學家不同處。

    異同得失,且置勿論。

    卒之,對人生問題我有了我的見解思想,更有了我今日的為人行事。

    同樣地,以中國問題幾十年來之急切不得解決,使我不能不有所行動,并耽玩于政治、經濟、曆史、社會文化諸學。

    然一旦于中國前途出路若有所見,則亦不複以學問為事。

    究竟什麼算學問,什麼不算學問,且置勿論。

    卒之,對中國問題我有了我的見解思想,更有了今日我的主張和行動。

     所以“我無意乎學問”,“我不是學問家”,“以哲學家看我非知我者”,……如此累次自白(見前出各書),在我絕非無味的聲明。

    我希望我的朋友,遇到有人問題:梁某究是怎樣一個人?便為我回答說: “他是一個有思想的人。

    ” 或說: “他是一個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動的人。

    ” 這樣便恰如其分,最好不過。

    如其說: “他是一個思想家,同時又是一社會改造運動者。

    ” 那便是十分恭維了。

     這本書主要在叙述我對于中國曆史和文化的見解,内容頗涉及各門學問。

    初不為學者專家之作,而學者專家正可于此大有所資取。

    我希望讀者先有此了解,而後讀我的書,庶不緻看得過高或過低。

     “認識老中國,建設新中國”--這是我的兩句口号。

    繼這本書而後,我将寫《現代中國政治問題研究》一書。

    蓋近幾十年來政治上紛纭擾攘,總不上軌道,實為中國問題苦悶之焦點。

    新中國之建設,必自其政治上有辦法始。

    此無可疑也。

    然一旦于老中國有認識後,則于近幾十年中國所以紛擾不休者,将必恍然有悟,灼然有見;而其今後政治上如何是路,如何不是路,亦遂有可得而言者。

    吾是以将繼此而請教于讀者。

     1949年10月10日漱溟自記 重印《中國文化要義》自序 餘一向以“認識老中國,建設新中國”為号召,因有《中國文化要義》之著述以求教于國人。

    初版由成都路明書店印行,為數無多,卻多錯字落字,茲用訂正重印于滬上,從廣其流通之中多得國人之賜教焉,是豈惟著者個人之幸邪! 1986年2月梁漱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