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中國社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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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集中區。
四川之成都，河南之開封，山東之濟南，皆所不如。
中國自古以農立國，然商業早興。
今國人每稱中國為一農業社會，實不符情實，稱四民社會較為妥當。
城市四圍為鄉鎮。
鎮亦一市區，但無城，在政治組織上隸于縣，其起源亦甚早。
如江西有景德鎮，河南有朱仙鎮，尤著名。
鎮之四圍乃為鄉村。
大抵村民多聚族而居。
餘幼年所曆各鄉，全如此。
即各鎮各縣亦大體如是。
故稱中國為宗法社會氏族社會，實曆三四千年而未變。
城市鄉鎮之外為山林。
其重要不下于城市，主要乃為宗教區。
天下名山僧占盡，名山勝地與僧寺結不解緣。
佛教影響中國社會至大，山林為其根據地。
其次為道院，尤其如元代之山東崂山，影響亦遍全國。
儒林中亦有終身在山林者。
如東漢初嚴光，隐居富春江上，影響後世千五百年而未已。
宋初孫複石介在泰山，亦影響迄今千年。
清初有王夫之，亦終身山林，其影響當與前舉相伯仲。
其他山林名儒不勝舉。
要之，亦可謂中國山林多寓有社會文化精神，與近代所謂觀光遊覽區者大不同。
又次為江湖。
其與山林，地域難分，而情況則别。
中國古代有遊俠，富流動性。
山林人物富靜定性。
在山林而具流動性者，則謂之江湖。
其勢時起而時衰，彌後而彌盛。
明初小說《水浒傳》，其故事遠起北宋。
及宋室南遷，北方民間抗金故事流傳，即《水浒》忠義堂之前影。
此乃謂之江湖。
此下《七俠五義》、《小五義》等皆是。
即如洪秀全楊秀清起于廣西山林中，亦皆江湖。
晚清之義和團，亦莫非江湖流派。
中國主要乃一靜态社會，而江湖則為其靜态下層一動态，其人多豪俠，其名亦多為忠義，而其趨勢則常歸于亂不于治。
亦有江湖勢力侵入城市，則如清代之幫會。
五口通商後，乃以上海為大本營。
中國社會現代之幫會遠自明代運河勞工之組織始，仍是一種江湖義俠傳統精神，與西方工廠勞工團體之結合仍有其大相異處。
當從幫會本身以求其意義之所在，影響之所及。
此亦研究中國社會一主要項目。
《史記》《漢書》有《貨殖》《遊俠》《儒林》三傳，《漢書》有《逸民傳》，《貨殖》《遊俠》兩傳無繼起。
遊俠一項轉入傳奇小說中。
而貨殖一項，則後世甚少稱述。
此四項人物，正可代表上述城市鄉鎮山林江湖之四部分。
逸民可與儒林相抗衡，而實亦出于儒林，為其别支。
故儒林之在城市，亦多慕為隐逸者。
惟貨殖人物，則較視為卑下。
中國常多連稱農工，商人最居四民之次。
此正中國城市山林化，而資本主義絕不能形成之一大好說明。
合此城市鄉鎮山林江湖四者，乃見中國社會之全貌。
亦可謂中國社會，乃分别成為此四部分。
中國各省府縣之地方志，實亦可當中國之社會史。
正史較詳政治，地方志較詳社會。
中國人本不為政治社會作嚴格分别。
可謂正史則多詳全國性，方志則多詳地方性，即各地之分别性。
方志較晚起，始于宋代。
亦因宋以前五代十國，即有十國之志。
宋代統一，乃有地方志之出現。
其後乃演化為省志府志縣志。
今欲搜集地方社會史料，則方志其首選矣。
亦有鎮鄉之志。
最佳之例，當首推吾鄉之泰伯梅裡志。
僅就前清金匮一縣中，東南方數十鄉鎮，彙記其文物故事，詳其古今演變，而成一書。
亦有一山林自成一志者，如廬山志。
亦有一寺廟一書院自成一志者。
更有專就某一觀點，成為一書者，則如顧炎武之《天下郡國利病書》。
雖綜合全國，而專就經濟觀點各地分别記載成為一書，乃為明代社會史之極佳材料所在。
此皆治中國社會史者所當注意。
中國文化傳統既與西方不同，則中國社會狀态亦自當與西方有異。
今國人乃率據西方社會學來觀察評論中國社會，則胥失之矣。
如言西方為商業社會，中國為農業社會，不知中國社會之工商業積兩三千年來，皆遠勝于西方。
直至近代西方科學發達，情況始變。
而中國始終不能有資本主義之産生，則為中西雙方文化之大相異處。
國人又稱中國為封建社會，則又大謬不然。
中國社會兩千年來，工商業皆極盛，何以終不産生資本主義，此乃一大問題，可自上層政治措施上論，亦可自下層社會情态上論。
如蘇州，乃兩千餘年來一大城市，而頗亦趨向于山林化。
其城外附近四圍山林人文化之日趨旺盛，姑不論。
專就蘇州城内言，遠自唐代，近迄清代，其園亭建設之勝，冠于全國，亦可謂其超出于全世界。
清之晚季，日本逼開商埠，乃劃城南區與之，但蘇州人迄未予以開發。
及滬甯鐵路興建，又在城北辟成一新商業區，而城内舊形态依然保守不變。
果使國人有遠識，能永保此蘇州城内之舊形态，則可供全世界人參觀欣賞，當遠在意大利文藝複興時諸城市之上，亦可活現出中國社會自古相傳之一種特有面貌。
而惜乎最近數十年之改變，今已無可期望矣。
此誠一大堪惋傷之事也。
中國文化之最高理想，與其最高精神，乃在通天人一内外。
以今語言之，則為人文與自然之和合成體，即人文之自然化，自然之人文化。
而城市之山林化，乃為中國全社會所同心向往之一事。
尤其如帝王首都，中央政府之所在地，如長安、洛陽、開封、餘杭、金陵、北平諸城，惟開封一城為自然形勢所限外，其他諸城盡皆城市而山林化。
宋都開封，其人文荟萃，則轉在洛陽。
今此諸城，雖長安洛陽已趨衰敗，而往年景象，猶可依稀訪求。
杭州南京北平三城，則景象猶存。
即如山西大同之雲岡石刻，以及《洛陽伽藍記》之所記載，亦可見當時鮮卑人之華化，亦求其京師之山林化。
此真治中國社會史者所更當留意，更當研讨者。
分論各省，則西南諸省如四川廣西貴州雲南等，更易體認。
而雲南一省尤然。
以其自然地理與其開發之較遲，稍加現代條件之修繕，惟求不傷舊狀，即可成為世界一瑞士，而實可為城市山林化之更高象征，亦中國文化理想最高一楷模。
所謂天地之化育，此實可作一最佳具體之說明。
中國社會尤有一值得注意者，則為其有化外之一部分。
中國自古即華夷雜居。
所謂戎夷，實多與華夏同血統，特以人文生活即文化為分别，故曰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也。
兩漢廣遷塞外異族入居中國，是即夷狄而欲中國之。
明清兩代，西南諸省乃有土司制度。
如何以相異民族，而能在同一地區和平共存，此又為研究中國社會學者一項大值注意之問題。
即如台灣，亦有高山族居民，但無如大陸之有土司制度。
而有如吳鳳其人者出，此亦中國文化中國社會中之特有人物，為其他民族其他社會所未有。
今國人則專就西方社會學眼光來治中國社會，強異以為同，其不能深入了解往昔中國社會之真相，殆無疑義。
專就城市論，中國城市皆求山林化。
而西方城市，以中國人觀念言，則可謂乃趨向于江湖化。
山林化求靜定，而江湖化則易動亂。
西方動亂多起于城市。
即如法國之巴黎，最為西方人豔稱，然巴黎亦多見江湖化，少見山林化。
西方人之江湖，更擴大而為海洋。
西方國際亂源，亦多起于海洋。
其實西方各國疆域，亦僅如中國之一省一府而止。
西方鄉鎮人群之趨赴大城市，亦可謂其乃趨于江湖化。
近代美國人，群喜從大城市遷居附近諸鄉鎮，則亦使附近諸鄉鎮同趨江湖化，而轉漫失其原有山林之情狀。
故在西方城市，幾盡屬貨殖人物。
政府宗教學校，或可以比中國之儒林，而盡必附屬于貨殖。
因西方不重人物，僅重事業，而事皆需财，财則掌于貨殖之手。
而貨殖則趨于江湖化，于是曰流動，曰競争，乃成為一資本主義之社會。
隐逸一流，則甚少，幾乎無之。
西方亦有山林，而無中國之山林氣象，徒供人遊覽或探險，亦可謂全成商
四川之成都，河南之開封，山東之濟南，皆所不如。
中國自古以農立國，然商業早興。
今國人每稱中國為一農業社會，實不符情實，稱四民社會較為妥當。
城市四圍為鄉鎮。
鎮亦一市區，但無城，在政治組織上隸于縣，其起源亦甚早。
如江西有景德鎮，河南有朱仙鎮，尤著名。
鎮之四圍乃為鄉村。
大抵村民多聚族而居。
餘幼年所曆各鄉，全如此。
即各鎮各縣亦大體如是。
故稱中國為宗法社會氏族社會，實曆三四千年而未變。
城市鄉鎮之外為山林。
其重要不下于城市，主要乃為宗教區。
天下名山僧占盡，名山勝地與僧寺結不解緣。
佛教影響中國社會至大，山林為其根據地。
其次為道院，尤其如元代之山東崂山，影響亦遍全國。
儒林中亦有終身在山林者。
如東漢初嚴光，隐居富春江上，影響後世千五百年而未已。
宋初孫複石介在泰山，亦影響迄今千年。
清初有王夫之，亦終身山林，其影響當與前舉相伯仲。
其他山林名儒不勝舉。
要之，亦可謂中國山林多寓有社會文化精神，與近代所謂觀光遊覽區者大不同。
又次為江湖。
其與山林，地域難分，而情況則别。
中國古代有遊俠，富流動性。
山林人物富靜定性。
在山林而具流動性者，則謂之江湖。
其勢時起而時衰，彌後而彌盛。
明初小說《水浒傳》，其故事遠起北宋。
及宋室南遷，北方民間抗金故事流傳，即《水浒》忠義堂之前影。
此乃謂之江湖。
此下《七俠五義》、《小五義》等皆是。
即如洪秀全楊秀清起于廣西山林中，亦皆江湖。
晚清之義和團，亦莫非江湖流派。
中國主要乃一靜态社會，而江湖則為其靜态下層一動态，其人多豪俠，其名亦多為忠義，而其趨勢則常歸于亂不于治。
亦有江湖勢力侵入城市，則如清代之幫會。
五口通商後，乃以上海為大本營。
中國社會現代之幫會遠自明代運河勞工之組織始，仍是一種江湖義俠傳統精神，與西方工廠勞工團體之結合仍有其大相異處。
當從幫會本身以求其意義之所在，影響之所及。
此亦研究中國社會一主要項目。
《史記》《漢書》有《貨殖》《遊俠》《儒林》三傳，《漢書》有《逸民傳》，《貨殖》《遊俠》兩傳無繼起。
遊俠一項轉入傳奇小說中。
而貨殖一項，則後世甚少稱述。
此四項人物，正可代表上述城市鄉鎮山林江湖之四部分。
逸民可與儒林相抗衡，而實亦出于儒林，為其别支。
故儒林之在城市，亦多慕為隐逸者。
惟貨殖人物，則較視為卑下。
中國常多連稱農工，商人最居四民之次。
此正中國城市山林化，而資本主義絕不能形成之一大好說明。
合此城市鄉鎮山林江湖四者，乃見中國社會之全貌。
亦可謂中國社會，乃分别成為此四部分。
中國各省府縣之地方志，實亦可當中國之社會史。
正史較詳政治，地方志較詳社會。
中國人本不為政治社會作嚴格分别。
可謂正史則多詳全國性，方志則多詳地方性，即各地之分别性。
方志較晚起，始于宋代。
亦因宋以前五代十國，即有十國之志。
宋代統一，乃有地方志之出現。
其後乃演化為省志府志縣志。
今欲搜集地方社會史料，則方志其首選矣。
亦有鎮鄉之志。
最佳之例，當首推吾鄉之泰伯梅裡志。
僅就前清金匮一縣中，東南方數十鄉鎮，彙記其文物故事，詳其古今演變，而成一書。
亦有一山林自成一志者，如廬山志。
亦有一寺廟一書院自成一志者。
更有專就某一觀點，成為一書者，則如顧炎武之《天下郡國利病書》。
雖綜合全國，而專就經濟觀點各地分别記載成為一書，乃為明代社會史之極佳材料所在。
此皆治中國社會史者所當注意。
中國文化傳統既與西方不同，則中國社會狀态亦自當與西方有異。
今國人乃率據西方社會學來觀察評論中國社會，則胥失之矣。
如言西方為商業社會，中國為農業社會，不知中國社會之工商業積兩三千年來，皆遠勝于西方。
直至近代西方科學發達，情況始變。
而中國始終不能有資本主義之産生，則為中西雙方文化之大相異處。
國人又稱中國為封建社會，則又大謬不然。
中國社會兩千年來，工商業皆極盛，何以終不産生資本主義，此乃一大問題，可自上層政治措施上論，亦可自下層社會情态上論。
如蘇州，乃兩千餘年來一大城市，而頗亦趨向于山林化。
其城外附近四圍山林人文化之日趨旺盛，姑不論。
專就蘇州城内言，遠自唐代，近迄清代，其園亭建設之勝，冠于全國，亦可謂其超出于全世界。
清之晚季，日本逼開商埠，乃劃城南區與之，但蘇州人迄未予以開發。
及滬甯鐵路興建，又在城北辟成一新商業區，而城内舊形态依然保守不變。
果使國人有遠識，能永保此蘇州城内之舊形态，則可供全世界人參觀欣賞，當遠在意大利文藝複興時諸城市之上，亦可活現出中國社會自古相傳之一種特有面貌。
而惜乎最近數十年之改變，今已無可期望矣。
此誠一大堪惋傷之事也。
中國文化之最高理想，與其最高精神，乃在通天人一内外。
以今語言之，則為人文與自然之和合成體，即人文之自然化，自然之人文化。
而城市之山林化，乃為中國全社會所同心向往之一事。
尤其如帝王首都，中央政府之所在地，如長安、洛陽、開封、餘杭、金陵、北平諸城，惟開封一城為自然形勢所限外，其他諸城盡皆城市而山林化。
宋都開封，其人文荟萃，則轉在洛陽。
今此諸城，雖長安洛陽已趨衰敗，而往年景象，猶可依稀訪求。
杭州南京北平三城，則景象猶存。
即如山西大同之雲岡石刻，以及《洛陽伽藍記》之所記載，亦可見當時鮮卑人之華化，亦求其京師之山林化。
此真治中國社會史者所更當留意，更當研讨者。
分論各省，則西南諸省如四川廣西貴州雲南等，更易體認。
而雲南一省尤然。
以其自然地理與其開發之較遲，稍加現代條件之修繕，惟求不傷舊狀，即可成為世界一瑞士，而實可為城市山林化之更高象征，亦中國文化理想最高一楷模。
所謂天地之化育，此實可作一最佳具體之說明。
中國社會尤有一值得注意者，則為其有化外之一部分。
中國自古即華夷雜居。
所謂戎夷，實多與華夏同血統，特以人文生活即文化為分别，故曰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也。
兩漢廣遷塞外異族入居中國，是即夷狄而欲中國之。
明清兩代，西南諸省乃有土司制度。
如何以相異民族，而能在同一地區和平共存，此又為研究中國社會學者一項大值注意之問題。
即如台灣，亦有高山族居民，但無如大陸之有土司制度。
而有如吳鳳其人者出，此亦中國文化中國社會中之特有人物，為其他民族其他社會所未有。
今國人則專就西方社會學眼光來治中國社會，強異以為同，其不能深入了解往昔中國社會之真相，殆無疑義。
專就城市論，中國城市皆求山林化。
而西方城市，以中國人觀念言，則可謂乃趨向于江湖化。
山林化求靜定，而江湖化則易動亂。
西方動亂多起于城市。
即如法國之巴黎，最為西方人豔稱，然巴黎亦多見江湖化，少見山林化。
西方人之江湖，更擴大而為海洋。
西方國際亂源，亦多起于海洋。
其實西方各國疆域，亦僅如中國之一省一府而止。
西方鄉鎮人群之趨赴大城市，亦可謂其乃趨于江湖化。
近代美國人，群喜從大城市遷居附近諸鄉鎮，則亦使附近諸鄉鎮同趨江湖化，而轉漫失其原有山林之情狀。
故在西方城市，幾盡屬貨殖人物。
政府宗教學校，或可以比中國之儒林，而盡必附屬于貨殖。
因西方不重人物，僅重事業，而事皆需财，财則掌于貨殖之手。
而貨殖則趨于江湖化，于是曰流動，曰競争，乃成為一資本主義之社會。
隐逸一流，則甚少，幾乎無之。
西方亦有山林，而無中國之山林氣象，徒供人遊覽或探險，亦可謂全成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