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中國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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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其背後乃大有人在。
此乃一番絕大提示，絕大指點。
使處親貴之位，而欲有所作為，當先知其所用心，而豈廣攬賓客，餍其飲食群居之所欲，而即能有所成就。
遷書所詳，乃在漢初開國以後。
其先劉項相争數年，軍事勝敗，寥寥幾行字即盡。
然于項王沛公之為人，性情隐微，則鈎劃如見其肺腑。
而于兩人之部下，則叙述尤備。
項王部下，僅範增一人而不能用。
沛公部下，則有如張良、蕭何、韓信，又其次如陳平、曹參、樊哙，更其次以至黥布、彭越、陸賈、叔孫通等，開國功臣，遷書詳者，不下二十人。
其各人之性情才智行為功業，可謂備矣。
當知漢祖開國，非漢祖一人之事，乃其一集團二三十人之事。
至于開國之大業已成，分封功臣，不再詳載。
西方晚近始有史書，僅隻記事。
中國史起源甚早，又必詳其事之成敗所由。
其所由則盡在人。
一事之成乃有不盡于一人者。
并有無其事，而許其人，則猶見中國史學之深義。
即如秦始皇帝，其削平六國，統一天下，其事亦不在秦始皇帝一人，抑且亦不始于秦始皇帝之時，而尚遠在其前。
細讀馬遷書亦可知。
今人則誤謂秦祚始于秦皇一人，漢祚始于漢祖一人，則秦皇漢祖，宜可專制全國而有餘。
此亦不細讀史書之誤。
漢祖之得天下，一曰不嗜殺人，又一曰善用人。
而遷書之傳項王，則有三大事，一曰邯鄲之戰，一曰鴻門之宴，又一曰垓下之圍，以及烏江之自刎。
項王為人可愛處，實多于沛公。
此又見中國史取人之宏，與其教人之深。
而遷書此等處，遂成為千古妙文。
中國文學善于寫人，故一部良史，同時必是一部好文學。
不通人生，則無以讀中國之文史。
能通文史，始乃得為中國之通人。
秦漢以下中國之學，即謂之乃文史之學，亦無不可。
而司馬遷之大功不可沒矣。
又秦末群雄競起，論其事，則陳勝、吳廣最先發難。
然遷書未加重視，亦非以成敗論人。
田橫身敗流亡海上，應漢祖召，驟站自刎，在漢初開國史上可謂無影響。
其随亡者五百人，則更無姓名可考。
秦末漢初之際，死者千千萬萬，遷書乃獨詳田橫及其賓客五百人，成為千古文學佳話。
此下一部中國二十五史，類此者不絕。
若果以今人之史學眼光加以衡量，則此等無關曆史大局之記載，豈不認為繁文瑣節，濫充篇幅乎。
繼馬遷，有班固作《漢書》。
斷代為史，又中國史學一大進步。
自古無不亡之王朝。
後一代起，為前一代作史，蓋棺論定，語無忌諱。
而曆代新王，亦許其如此，是亦心知其子孫之不得永有其國矣。
此亦中國史學一特有精神所在。
班書有李廣、蘇建傳，實為李陵、蘇武合傳，上承馬遷魏其、武安等諸合傳來。
同一時同一事，而參加之人不同，人與人之相比，是非高下，最易從此等處顯。
李陵以八千步卒當匈奴五萬騎，可謂不世出之将才矣。
蘇武北海牧羊，事若平易。
孔門以回賜相比，又以賜商相比。
彼人也，我亦人也，彼能是，我何為不能是。
以事論，則海上牧羊與兩軍抗衡難易不能相比。
以人論，則李陵之與蘇武，一相比而确見其為兩人。
中國史學偉大，亦正在此等處。
自唐杜佑作《通典》，于斷代史之外，又有通史。
此又為中國史學一大進步。
《通典》為書，即從馬班之書志來，取材相同，用意大别。
朝代易，而制度相承，此亦馬遷所謂通古今之變也。
孔子言："如有用我者，我其為東周乎。
"又言三代因革，而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
"孔子此意，為後代史學家所承襲。
故治儒家言，必讀《論語》，又必讀馬班杜氏書。
否則無以為通儒，亦無以治史學。
南宋鄭樵繼杜佑作《通志》，擴大為二十略。
又為中國史學一大進步。
馬班之書重人，杜氏之書則重事，然亦非一般人之所謂事。
至鄭樵，則不啻欲為一部文化史，盡包一切人文而通之。
然傳統重人不重事之見解，固猶保守無失，亦可謂大而化之矣。
清初顧炎武有《日知錄》，其書包容廣大，亦即史學。
非寫史，乃論史，而亦寓有鄭樵意。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日知錄》一書，亦足為天下興亡負責。
亦可謂馬班杜鄭之書，亦莫不為天下興亡負責。
能知此意，乃能知中國之史學。
施耐庵《水浒傳》，亦可謂師法馬遷。
忠義堂一百零八位好漢，尤其是三十六天罡，性情各别，才智互異，而宋江獨不見有奇才異能之表現。
其高踞忠義堂之首席，乃為沛公型，非項王型。
一百八人外，先之以王進一人，神龍見首不見尾，亦遷書七十列傳以伯夷為首之遺意。
但就中國人傳統心情言，讀其書，雖亦情節動人，終嫌其事出虛構，不真實。
中國人喜腳踏實地，在實情實節上下工夫，此即《中庸》之所謂誠，孟子之所謂有諸己之謂信。
空議論，假故事，中國人向不重視。
金聖歎力贊此書，與莊周、屈原、司馬遷、杜甫之著作同稱為才子書。
然莊屈馬杜終不得僅目其人為才子。
《水浒傳》亦終不列入為中國文學之正統。
《西廂記》則僅兒女私情，更不能與水浒忠義堂相比，不待論。
而聖歎之言，亦終不為此下學人所共認。
此乃有關民族性情大綱，自誠明，自明誠，主要先在一誠字。
而誠又須合内外。
耐庵此書，縱謂其亦誠于心，但不能誠于事，所以亦終成為小說家言。
抑且耐庵此書，縱謂其能教亂世，但終亦不能教治世。
傳之江湖山林，不能傳之廊廟官署。
感于草莽，不能同感之于衣冠。
其書成于元明之際，而明祚一統，其書終見不适。
于是羅貫中即繼之有《三國演義》之問世。
全本三國實事，然為通俗，求取大衆愛好，則情節不得不有委曲。
如曹操，兼擅政治、軍事、文學，為一時代傑出人物。
而廣攬人才，尤為難能。
其善待關羽，更可見。
荀彧至晚年始離異。
操之立意欲為周文王，必待其子始受漢禅。
但終谥為武帝，其子丕乃谥文帝。
即此小節，可見中國亂世亦與其他民族之亂世有不同，故廣土衆民，得綿延五千年不絕。
試讀曹操之《述志令》，此亦見吾民族之傳統性情，惟誠僞有辨而已。
杜甫詩"将軍魏武之子孫"，則操之為人，唐代猶見尊。
司馬光《資治通鑒》，亦仍以正統歸之魏。
朱子《通鑒綱目》，始有魏蜀正統之争。
然朱子書法，自謂乃慕效曹操，則操之為人，即就理學大儒言，亦尚不深嫉。
《三國演義》出，曹操乃成一不足挂齒之亂世奸雄，一無是處，則又何以處曹操手下之群才。
諸葛亮一生謹慎，而演義中之諸葛，則綸巾羽扇，俨是神仙人物。
其于魯肅、周瑜，又盡失其真。
當時三國之所以得成為三國者，演義書中皆失之。
而關羽則以演義一書出，社會群尊為武聖，其地位尚在嶽武穆之上。
然論三國真史迹，關羽不能遵諸葛東和吳、北拒魏之外交大政方針，三國形勢起了大變動，此皆演義一書無當史實之大者。
其實《演義》一書，亦承朱子争魏蜀正統一意見來，與《水浒傳》同為效忠教義之書，無失儒家大傳統。
然中國人為學，最貴在通。
《演義》違背史實，亦終為小說家言，宜亦不得列入文學之正統。
史學明與文學有别。
然如司馬遷、班固、陳壽、範晔之書，中國治文學者必所誦習。
曾國藩繼姚鼐《古文辭類纂》後，編為《經史百家雜鈔》，則中國之經史百家，盡皆文學也。
其為《聖哲畫像記》，雖寥寥一短篇，然所列聖哲，則已盡包容了經史百家之學。
而更要者，為學必志于聖哲。
曾國藩乃一文學家，其人則亦如曹操之政治、軍事、文學皆所兼擅。
與諸葛亮、王守仁亦相類似。
而曹操為人與此三人比，則判若天壤，絕不可以相提而并論。
則中國史學之重人不重事，即此亦見其大義之所在。
子貢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
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此非為纣申冤，乃重其上下流之辨。
流言其品德，但亦可言其趨向。
曹操為人，亦終易教人趨于下流，是以亦衆惡皆歸之。
故中國人之為人為學，主要在辨其高下，辨其誠僞，辨其流，亦必明其統。
如讀《水浒傳》《三國演義》，讀者之心亦每易趨于下流，不易登入上流，故亦終不得為文學之正統。
今人則據西方人意見，史學重事，文學則重在其能通俗大衆化，故小說戲劇乃成文學正統，而不知其弊。
欲專意為一文學家，則可盡摒經史百家于不顧，鄙聖哲而不為。
人之為學，雖固為己，亦當為人，為後世，而豈僅逞其一人情趣之所好，而又争惟此乃始為正統。
不以事論，而以心論，心即其為人之主。
中國人之為人為學，自亦有未可厚非之處矣。
國人其以忠恕之道平心而思之。
然而中國史學，此下終當有所變。
惟求變而當不失其大統。
人才衆起，列傳一體勢難網羅，此一也。
事态複雜，端緒繁，曲折多，馬班之書與志，杜佑之通典，鄭樵之二十略，皆難詳盡，此二也。
已無朝代之更疊，寫史何始何終，此三矣。
是則中國舊史體例已不能守，如何成新史，此須有明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者，創為新例，有如司馬遷其人者出。
或有三數人出，分工合作，以共創此新體，而已非一人之力之所能為。
此皆非當前之所能預知。
然當會通群學以創成為新史學，仍當重人，又當重其人之性情，則舊史學之大統所在，宜當善守之而弗失。
此則仍當揭舉以為新史學之綱領與宗主，可無疑義。
姑懸餘言，企以望之。
2 餘曾謂曆史記載人事，而事必出于人，故中國史重人尤重于其事。
一美國史學家當面質詢，果使其人為曆史人物，則其事又豈得見于史。
餘答，此乃中西雙方曆史一大不同處。
中國史籍中，更多非曆史人物，有超出于曆史人物之上者。
此非細讀中國史，無以知之。
今姑舉一例，如近代平劇中有韓玉娘其人，乃載入《明史》及《新元史》，然實為一不知姓名之女性。
近人造為平劇，乃姑以稱之為韓玉娘而已。
此人之不得為曆史人物即可見。
中國史學此一端，當值深論。
即如中國古史中之有巢氏燧人氏，其人姓名，乃從無知者。
西方史學稱石器時代鐵器時代，誰始用石用鐵，則可不論，惟知其時代之為石器時代鐵器時代則已。
中國人則不稱巢居時代火食時代，而必特舉一人以為此時代之創始，此即中國史學重人尤更重于事之一證。
中國人論人，則必分好壞善惡，即君子小人賢奸之辨。
善人君子賢人固得見于史，而小人奸惡亦得入史。
如夏商兩代，禹湯固必詳，而桀纣亦必及。
其他帝王，或僅存其名，或并其名而不載。
近代人重多數，其實一部美國史，開國以來兩百年，總統五十人皆有其名，其他姓字不詳者何啻億萬倍。
是西方史學亦重少數，惟賢奸之辨，西方人似不以為意。
人分賢奸，斯事有褒貶。
褒貶乃成中國史學之要綱。
未有不分賢奸，不加褒貶之史學。
史之褒貶，亦不始于孔子之作《春秋》。
齊崔杼弑其君，齊史臣執筆直書，而見誅。
其弟承襲史官位，又續書，又見誅。
第三弟再續書，乃免。
有史臣在野者，聞其事而來，則史筆已定矣。
當時列國史官，由西周中央政府派任，其職世襲。
周之東遷，天子聲威掃地以盡，而史官守職，執筆直書，置身家死生于度外，有如齊史之所為者。
其實齊君亦非崔杼親殺，而終必正其名曰崔杼弑其君。
此乃中國傳統史學精神，亦可名之曰中國傳統民族精神。
然當時史臣之具此精神者，已不多見，故孔子作《春秋》而曰，此天子之事也。
孔子非任史職，乃因魯舊史作為《春秋》，褒則褒，貶則貶，遊夏不能贊一辭。
此可謂由孔子之《春秋》而見中國之史學精神民族精神矣。
但此亦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一端，而豈孔子之自我創造乎。
今試舍《春秋》而讀《左傳》，此乃集合當時兩百四十年列國中不知姓名之作者所記載，而彙以成書。
而其人物之賢奸，人事之褒貶，亦已至詳具備矣。
孔子當亦對此等材料，信而好之，承而述之而已。
繼《左傳》又有《國語》，有《戰國策》，此等書皆不知出于何人之手，惟知其決不出于一人之手而已。
然而所載人物多無職無位，而賢奸褒貶，則既詳且備。
其事則亦多無關于君國之大，此皆中國史學精神民族精神之随時随人而流露，為并世其他民族所無有。
近代國人讀之，則曰此乃封建社會事。
如讀崔杼弑其君，則謂此乃專制政治下尊君觀念之表現。
則試問何以在封建社會之上猶得有專制政治。
近人必以西方史學來治中國史，則恐終難理解矣。
西漢司馬遷作為《史記》，乃取法于孔子之《春秋》，其記事多采之《左傳》《國語》《國策》諸書，而有取舍，又有增益，茲不論。
姑論其載楚漢之際，乃及西漢開國後事，則所略而不備者多矣，而乃特載田橫其人與其事，此亦特見中國之史學精神民族精神處。
至于漢之立國，是否為一帝國，漢之為政，是否為帝王專制，此皆可據遷書而論定。
今人則必依據西方史學觀念與成語來加之中國史，則遷書亦可束高閣矣。
餘于中國史學重人物，既多論列，然猶有不盡于是者，試再加申論。
中國人死，骨肉埋于土，立一木為神主，期死者魂氣之常駐。
祭之拜之，孔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木偶陪葬，孔子則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
"惡其薄生人以為死人也。
古埃及為木乃伊，藏金字塔中，重得複生與否可不論，其屍其塔則曆千古而常在。
希臘人雕石為女形，藏之大建築中。
建築雕刻長存，斯止矣。
人生之安與其美則似轉不深求。
中國之詩則曰："窈窕淑女。
"窈窕安于幽居，斯美矣，不在其體貌與宅第。
此即中國重人西方重事之又一證。
《戰國策》蘇代告孟嘗君，有土偶人木偶人之喻。
《史記》《說苑》皆載之。
堆土為人，無傷土質，雨淋仍為土，亦仍得堆為人。
雕木梗為人，已傷木質，或遭打擊焚燒流蕩，此木梗将失所歸，亦将失其為木梗。
以曆史言，中國史如一土偶人，西洋史則如一木偶人。
唐虞夏商周下及宋元明清，朝代興亡，中國則仍為一中國，中國人亦仍為一中國人，故中國曆史乃有其共同性。
西洋史則惟見分别性，希臘各城邦，即各自分别。
雅典人、斯巴達人即互不同。
羅馬繼起，更有别于希臘人。
現代國家興起，又更有異于羅馬人。
尤如英法德意，大小各國，亦各相異。
中國史同為一塊泥土，西洋史則各别各成一條木梗。
中國人重在人群中做人，再由人來做事。
西洋人則在做事上來做人，在人群中乃看重個人主義。
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又曰："若聖與仁則我豈敢。
我學不厭，而教不倦。
"學則學于人，教亦教于人。
而所學所教，則即此人群中相互共同所應有之忠信之德。
老子亦曰："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
"在人群中做人，為人與人，而仍能己愈有己愈多，亦即見群己之一體。
西洋人重事，而他人則為之工具，為之奴役，或為之犧牲。
工商業之發展，甯非如此。
即如宗教，教徒與教外人别，新舊教牧師與神父亦有别。
政治嚴權位之别，社會嚴貧富之别。
故西方有宗教戰争，有民主革命，有有産階級與無産階級之分裂鬥争。
即如學術，科學哲學文學美學，事業分，人亦别
此乃一番絕大提示，絕大指點。
使處親貴之位，而欲有所作為，當先知其所用心，而豈廣攬賓客，餍其飲食群居之所欲，而即能有所成就。
遷書所詳，乃在漢初開國以後。
其先劉項相争數年，軍事勝敗，寥寥幾行字即盡。
然于項王沛公之為人，性情隐微，則鈎劃如見其肺腑。
而于兩人之部下，則叙述尤備。
項王部下，僅範增一人而不能用。
沛公部下，則有如張良、蕭何、韓信，又其次如陳平、曹參、樊哙，更其次以至黥布、彭越、陸賈、叔孫通等，開國功臣，遷書詳者，不下二十人。
其各人之性情才智行為功業，可謂備矣。
當知漢祖開國，非漢祖一人之事，乃其一集團二三十人之事。
至于開國之大業已成，分封功臣，不再詳載。
西方晚近始有史書，僅隻記事。
中國史起源甚早，又必詳其事之成敗所由。
其所由則盡在人。
一事之成乃有不盡于一人者。
并有無其事，而許其人，則猶見中國史學之深義。
即如秦始皇帝，其削平六國，統一天下，其事亦不在秦始皇帝一人，抑且亦不始于秦始皇帝之時，而尚遠在其前。
細讀馬遷書亦可知。
今人則誤謂秦祚始于秦皇一人，漢祚始于漢祖一人，則秦皇漢祖，宜可專制全國而有餘。
此亦不細讀史書之誤。
漢祖之得天下，一曰不嗜殺人，又一曰善用人。
而遷書之傳項王，則有三大事，一曰邯鄲之戰，一曰鴻門之宴，又一曰垓下之圍，以及烏江之自刎。
項王為人可愛處，實多于沛公。
此又見中國史取人之宏，與其教人之深。
而遷書此等處，遂成為千古妙文。
中國文學善于寫人，故一部良史，同時必是一部好文學。
不通人生，則無以讀中國之文史。
能通文史，始乃得為中國之通人。
秦漢以下中國之學，即謂之乃文史之學，亦無不可。
而司馬遷之大功不可沒矣。
又秦末群雄競起，論其事，則陳勝、吳廣最先發難。
然遷書未加重視，亦非以成敗論人。
田橫身敗流亡海上，應漢祖召，驟站自刎，在漢初開國史上可謂無影響。
其随亡者五百人，則更無姓名可考。
秦末漢初之際，死者千千萬萬，遷書乃獨詳田橫及其賓客五百人，成為千古文學佳話。
此下一部中國二十五史，類此者不絕。
若果以今人之史學眼光加以衡量，則此等無關曆史大局之記載，豈不認為繁文瑣節，濫充篇幅乎。
繼馬遷，有班固作《漢書》。
斷代為史，又中國史學一大進步。
自古無不亡之王朝。
後一代起，為前一代作史，蓋棺論定，語無忌諱。
而曆代新王，亦許其如此，是亦心知其子孫之不得永有其國矣。
此亦中國史學一特有精神所在。
班書有李廣、蘇建傳，實為李陵、蘇武合傳，上承馬遷魏其、武安等諸合傳來。
同一時同一事，而參加之人不同，人與人之相比，是非高下，最易從此等處顯。
李陵以八千步卒當匈奴五萬騎，可謂不世出之将才矣。
蘇武北海牧羊，事若平易。
孔門以回賜相比，又以賜商相比。
彼人也，我亦人也，彼能是，我何為不能是。
以事論，則海上牧羊與兩軍抗衡難易不能相比。
以人論，則李陵之與蘇武，一相比而确見其為兩人。
中國史學偉大，亦正在此等處。
自唐杜佑作《通典》，于斷代史之外，又有通史。
此又為中國史學一大進步。
《通典》為書，即從馬班之書志來，取材相同，用意大别。
朝代易，而制度相承，此亦馬遷所謂通古今之變也。
孔子言："如有用我者，我其為東周乎。
"又言三代因革，而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
"孔子此意，為後代史學家所承襲。
故治儒家言，必讀《論語》，又必讀馬班杜氏書。
否則無以為通儒，亦無以治史學。
南宋鄭樵繼杜佑作《通志》，擴大為二十略。
又為中國史學一大進步。
馬班之書重人，杜氏之書則重事，然亦非一般人之所謂事。
至鄭樵，則不啻欲為一部文化史，盡包一切人文而通之。
然傳統重人不重事之見解，固猶保守無失，亦可謂大而化之矣。
清初顧炎武有《日知錄》，其書包容廣大，亦即史學。
非寫史，乃論史，而亦寓有鄭樵意。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日知錄》一書，亦足為天下興亡負責。
亦可謂馬班杜鄭之書，亦莫不為天下興亡負責。
能知此意，乃能知中國之史學。
施耐庵《水浒傳》，亦可謂師法馬遷。
忠義堂一百零八位好漢，尤其是三十六天罡，性情各别，才智互異，而宋江獨不見有奇才異能之表現。
其高踞忠義堂之首席，乃為沛公型，非項王型。
一百八人外，先之以王進一人，神龍見首不見尾，亦遷書七十列傳以伯夷為首之遺意。
但就中國人傳統心情言，讀其書，雖亦情節動人，終嫌其事出虛構，不真實。
中國人喜腳踏實地，在實情實節上下工夫，此即《中庸》之所謂誠，孟子之所謂有諸己之謂信。
空議論，假故事，中國人向不重視。
金聖歎力贊此書，與莊周、屈原、司馬遷、杜甫之著作同稱為才子書。
然莊屈馬杜終不得僅目其人為才子。
《水浒傳》亦終不列入為中國文學之正統。
《西廂記》則僅兒女私情，更不能與水浒忠義堂相比，不待論。
而聖歎之言，亦終不為此下學人所共認。
此乃有關民族性情大綱，自誠明，自明誠，主要先在一誠字。
而誠又須合内外。
耐庵此書，縱謂其亦誠于心，但不能誠于事，所以亦終成為小說家言。
抑且耐庵此書，縱謂其能教亂世，但終亦不能教治世。
傳之江湖山林，不能傳之廊廟官署。
感于草莽，不能同感之于衣冠。
其書成于元明之際，而明祚一統，其書終見不适。
于是羅貫中即繼之有《三國演義》之問世。
全本三國實事，然為通俗，求取大衆愛好，則情節不得不有委曲。
如曹操，兼擅政治、軍事、文學，為一時代傑出人物。
而廣攬人才，尤為難能。
其善待關羽，更可見。
荀彧至晚年始離異。
操之立意欲為周文王，必待其子始受漢禅。
但終谥為武帝，其子丕乃谥文帝。
即此小節，可見中國亂世亦與其他民族之亂世有不同，故廣土衆民，得綿延五千年不絕。
試讀曹操之《述志令》，此亦見吾民族之傳統性情，惟誠僞有辨而已。
杜甫詩"将軍魏武之子孫"，則操之為人，唐代猶見尊。
司馬光《資治通鑒》，亦仍以正統歸之魏。
朱子《通鑒綱目》，始有魏蜀正統之争。
然朱子書法，自謂乃慕效曹操，則操之為人，即就理學大儒言，亦尚不深嫉。
《三國演義》出，曹操乃成一不足挂齒之亂世奸雄，一無是處，則又何以處曹操手下之群才。
諸葛亮一生謹慎，而演義中之諸葛，則綸巾羽扇，俨是神仙人物。
其于魯肅、周瑜，又盡失其真。
當時三國之所以得成為三國者，演義書中皆失之。
而關羽則以演義一書出，社會群尊為武聖，其地位尚在嶽武穆之上。
然論三國真史迹，關羽不能遵諸葛東和吳、北拒魏之外交大政方針，三國形勢起了大變動，此皆演義一書無當史實之大者。
其實《演義》一書，亦承朱子争魏蜀正統一意見來，與《水浒傳》同為效忠教義之書，無失儒家大傳統。
然中國人為學，最貴在通。
《演義》違背史實，亦終為小說家言，宜亦不得列入文學之正統。
史學明與文學有别。
然如司馬遷、班固、陳壽、範晔之書，中國治文學者必所誦習。
曾國藩繼姚鼐《古文辭類纂》後，編為《經史百家雜鈔》，則中國之經史百家，盡皆文學也。
其為《聖哲畫像記》，雖寥寥一短篇，然所列聖哲，則已盡包容了經史百家之學。
而更要者，為學必志于聖哲。
曾國藩乃一文學家，其人則亦如曹操之政治、軍事、文學皆所兼擅。
與諸葛亮、王守仁亦相類似。
而曹操為人與此三人比，則判若天壤，絕不可以相提而并論。
則中國史學之重人不重事，即此亦見其大義之所在。
子貢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
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此非為纣申冤，乃重其上下流之辨。
流言其品德，但亦可言其趨向。
曹操為人，亦終易教人趨于下流，是以亦衆惡皆歸之。
故中國人之為人為學，主要在辨其高下，辨其誠僞，辨其流，亦必明其統。
如讀《水浒傳》《三國演義》，讀者之心亦每易趨于下流，不易登入上流，故亦終不得為文學之正統。
今人則據西方人意見，史學重事，文學則重在其能通俗大衆化，故小說戲劇乃成文學正統，而不知其弊。
欲專意為一文學家，則可盡摒經史百家于不顧，鄙聖哲而不為。
人之為學，雖固為己，亦當為人，為後世，而豈僅逞其一人情趣之所好，而又争惟此乃始為正統。
不以事論，而以心論，心即其為人之主。
中國人之為人為學，自亦有未可厚非之處矣。
國人其以忠恕之道平心而思之。
然而中國史學，此下終當有所變。
惟求變而當不失其大統。
人才衆起，列傳一體勢難網羅，此一也。
事态複雜，端緒繁，曲折多，馬班之書與志，杜佑之通典，鄭樵之二十略，皆難詳盡，此二也。
已無朝代之更疊，寫史何始何終，此三矣。
是則中國舊史體例已不能守，如何成新史，此須有明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者，創為新例，有如司馬遷其人者出。
或有三數人出，分工合作，以共創此新體，而已非一人之力之所能為。
此皆非當前之所能預知。
然當會通群學以創成為新史學，仍當重人，又當重其人之性情，則舊史學之大統所在，宜當善守之而弗失。
此則仍當揭舉以為新史學之綱領與宗主，可無疑義。
姑懸餘言，企以望之。
2 餘曾謂曆史記載人事，而事必出于人，故中國史重人尤重于其事。
一美國史學家當面質詢，果使其人為曆史人物，則其事又豈得見于史。
餘答，此乃中西雙方曆史一大不同處。
中國史籍中，更多非曆史人物，有超出于曆史人物之上者。
此非細讀中國史，無以知之。
今姑舉一例，如近代平劇中有韓玉娘其人，乃載入《明史》及《新元史》，然實為一不知姓名之女性。
近人造為平劇，乃姑以稱之為韓玉娘而已。
此人之不得為曆史人物即可見。
中國史學此一端，當值深論。
即如中國古史中之有巢氏燧人氏，其人姓名，乃從無知者。
西方史學稱石器時代鐵器時代，誰始用石用鐵，則可不論，惟知其時代之為石器時代鐵器時代則已。
中國人則不稱巢居時代火食時代，而必特舉一人以為此時代之創始，此即中國史學重人尤更重于事之一證。
中國人論人，則必分好壞善惡，即君子小人賢奸之辨。
善人君子賢人固得見于史，而小人奸惡亦得入史。
如夏商兩代，禹湯固必詳，而桀纣亦必及。
其他帝王，或僅存其名，或并其名而不載。
近代人重多數，其實一部美國史，開國以來兩百年，總統五十人皆有其名，其他姓字不詳者何啻億萬倍。
是西方史學亦重少數，惟賢奸之辨，西方人似不以為意。
人分賢奸，斯事有褒貶。
褒貶乃成中國史學之要綱。
未有不分賢奸，不加褒貶之史學。
史之褒貶，亦不始于孔子之作《春秋》。
齊崔杼弑其君，齊史臣執筆直書，而見誅。
其弟承襲史官位，又續書，又見誅。
第三弟再續書，乃免。
有史臣在野者，聞其事而來，則史筆已定矣。
當時列國史官，由西周中央政府派任，其職世襲。
周之東遷，天子聲威掃地以盡，而史官守職，執筆直書，置身家死生于度外，有如齊史之所為者。
其實齊君亦非崔杼親殺，而終必正其名曰崔杼弑其君。
此乃中國傳統史學精神，亦可名之曰中國傳統民族精神。
然當時史臣之具此精神者，已不多見，故孔子作《春秋》而曰，此天子之事也。
孔子非任史職，乃因魯舊史作為《春秋》，褒則褒，貶則貶，遊夏不能贊一辭。
此可謂由孔子之《春秋》而見中國之史學精神民族精神矣。
但此亦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一端，而豈孔子之自我創造乎。
今試舍《春秋》而讀《左傳》，此乃集合當時兩百四十年列國中不知姓名之作者所記載，而彙以成書。
而其人物之賢奸，人事之褒貶，亦已至詳具備矣。
孔子當亦對此等材料，信而好之，承而述之而已。
繼《左傳》又有《國語》，有《戰國策》，此等書皆不知出于何人之手，惟知其決不出于一人之手而已。
然而所載人物多無職無位，而賢奸褒貶，則既詳且備。
其事則亦多無關于君國之大，此皆中國史學精神民族精神之随時随人而流露，為并世其他民族所無有。
近代國人讀之，則曰此乃封建社會事。
如讀崔杼弑其君，則謂此乃專制政治下尊君觀念之表現。
則試問何以在封建社會之上猶得有專制政治。
近人必以西方史學來治中國史，則恐終難理解矣。
西漢司馬遷作為《史記》，乃取法于孔子之《春秋》，其記事多采之《左傳》《國語》《國策》諸書，而有取舍，又有增益，茲不論。
姑論其載楚漢之際，乃及西漢開國後事，則所略而不備者多矣，而乃特載田橫其人與其事，此亦特見中國之史學精神民族精神處。
至于漢之立國，是否為一帝國，漢之為政，是否為帝王專制，此皆可據遷書而論定。
今人則必依據西方史學觀念與成語來加之中國史，則遷書亦可束高閣矣。
餘于中國史學重人物，既多論列，然猶有不盡于是者，試再加申論。
中國人死，骨肉埋于土，立一木為神主，期死者魂氣之常駐。
祭之拜之，孔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木偶陪葬，孔子則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
"惡其薄生人以為死人也。
古埃及為木乃伊，藏金字塔中，重得複生與否可不論，其屍其塔則曆千古而常在。
希臘人雕石為女形，藏之大建築中。
建築雕刻長存，斯止矣。
人生之安與其美則似轉不深求。
中國之詩則曰："窈窕淑女。
"窈窕安于幽居，斯美矣，不在其體貌與宅第。
此即中國重人西方重事之又一證。
《戰國策》蘇代告孟嘗君，有土偶人木偶人之喻。
《史記》《說苑》皆載之。
堆土為人，無傷土質，雨淋仍為土，亦仍得堆為人。
雕木梗為人，已傷木質，或遭打擊焚燒流蕩，此木梗将失所歸，亦将失其為木梗。
以曆史言，中國史如一土偶人，西洋史則如一木偶人。
唐虞夏商周下及宋元明清，朝代興亡，中國則仍為一中國，中國人亦仍為一中國人，故中國曆史乃有其共同性。
西洋史則惟見分别性，希臘各城邦，即各自分别。
雅典人、斯巴達人即互不同。
羅馬繼起，更有别于希臘人。
現代國家興起，又更有異于羅馬人。
尤如英法德意，大小各國，亦各相異。
中國史同為一塊泥土，西洋史則各别各成一條木梗。
中國人重在人群中做人，再由人來做事。
西洋人則在做事上來做人，在人群中乃看重個人主義。
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又曰："若聖與仁則我豈敢。
我學不厭，而教不倦。
"學則學于人，教亦教于人。
而所學所教，則即此人群中相互共同所應有之忠信之德。
老子亦曰："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
"在人群中做人，為人與人，而仍能己愈有己愈多，亦即見群己之一體。
西洋人重事，而他人則為之工具，為之奴役，或為之犧牲。
工商業之發展，甯非如此。
即如宗教，教徒與教外人别，新舊教牧師與神父亦有别。
政治嚴權位之别，社會嚴貧富之别。
故西方有宗教戰争，有民主革命，有有産階級與無産階級之分裂鬥争。
即如學術，科學哲學文學美學，事業分，人亦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