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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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史例出自《三國志·魏書·鄧艾傳》。
４２．正戰 【提示】 本篇以《正戰》為題，旨在闡述在何種條件下使用“正兵”作戰的問題。
它認為，在道路不能暢通，糧饷不能前運，計謀不能誘敵，利害不能惑敵的情況下，隻有使用“正兵”，即使用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大部隊，采取“且戰且前”、步步推進的正規戰法，才能深入敵方，奪取勝利；否則，是無法實施遠程作戰并取得勝利的。
此篇與前篇《奇戰》，從相反相成的兩個側面，進一步論述了在不同情況下，采用不同兵力部署和作戰方法而制敵取勝這一具有普遍意義的作戰指導原則問題，完全體現了孫子所揭示的“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戰勢不過奇正”（見《孫子兵法·勢篇》）這一軍事鬥争的客觀規律性。
東晉義熙十二年（公元４１６年），晉安帝司馬德宗乘後秦皇帝姚興新亡，國内政局不穩之機，派遣中外大都督劉裕率師北攻後秦。
劉裕以冠軍将軍檀道濟等為前鋒，集中優勢兵力，采用分進合擊、步步推進的正兵戰法，迅速攻占洛陽，為晉軍進一步西進奪取潼關、長安，滅亡後秦，奠定了勝利的基礎。
檀道濟作為晉軍前鋒的指揮官，他不僅善于從遠程作戰的具體條件出發，在作戰指揮上較好地體現了孫子的“以正合，以奇勝”的指導原則，而且能夠本着“伐罪吊民”（見《宋書·檀道濟傳》）的目的，在政治上貫徹執行寬俘恤民的正确政策。
這一點恰是晉軍迅速取勝和赢得後秦民衆感悅歸附的重要原因。
【譯文】 大凡對敵作戰，如果前進道路不能暢通無阻，糧饷供應不能運進保障，所施計謀不能誘敵就範，所設利害不能迷惑敵人，在這種情況下作戰，就必須采用正兵作戰。
所謂“正兵”、是指使用經過選拔而訓練有素、武器精良、賞罰嚴明、号令統一的正規大部隊，采取邊打邊進、步步為營的正面進攻戰法，這樣作戰就能取得勝利。
誠如兵法所說：“不使用大部隊實施正面進攻戰法，怎麼能夠進行遠程作戰呢！” 東晉将領檀道濟随同中外大都督劉裕北伐後秦而擔任晉軍前鋒指揮官，他率軍正面進攻洛陽，采取（分進合擊，步步推進的）正規戰法，迅速攻城破壘，俘獲敵人四千餘人。
這時，有人建議将俘虜殺掉集中一起封土作高冢以炫耀晉軍之武功。
但檀道濟卻反對說：“讨伐罪惡，安撫人民，恰是今日應作之事。
帝王的軍隊是以申張正義為法度，為什麼一定要殺人？”随後将俘虜全部釋放遣送回家。
于是，後秦民衆為之感化而欣悅，相繼前來歸附的人很多。
【原文】 凡與敵戰，若道路不能通，糧饷不能進，推計①不能誘，利害不能惑，須用正兵②。
正兵者，揀士卒，利器械，明賞罰，信号令，且戰且前，則勝矣。
法曰：“非正兵，安能緻遠？”③ 宋檀道濟④為高祖⑤北伐前鋒，至洛陽，凡拔城破壘，俘四千餘人⑥。
議者謂應戮以為京觀⑦。
道濟曰：“伐罪吊民，正在今日。
王師以正為律，何必殺人？”皆釋而遣之。
于是戎夷⑧感悅，相率歸之者衆。
⑨ 【注釋】 ①推計：謂行以計謀。
唐本作“計謀”，王本及汪本作“詭計”，皆可。
②正兵：本篇這裡是指經過選拔、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采取“且戰目前”、步步推進的正面進攻的大部隊。
③非正兵，安能緻遠：語出《唐太宗李衛公問對》卷上。
但與原文略異，原文是：“若非正兵，安能緻遠。
” ④檀道濟：南朝宋将領。
高平金鄉（今山東金鄉北）人。
世居京口（今江蘇鎮江）。
東晉安帝元興三年（公元４０４年）從劉裕讨桓玄入建康（今南京），官至冠軍将軍。
義熙十二年（公元４１６年）又從劉裕北伐後秦擔任前鋒，以正兵戰法“長驅而進”，迅速攻占洛陽。
晉恭帝元熙二年（公元４２０年），劉裕代晉稱帝建宋後，進位司空，鎮守尋陽（今江西九江）。
後為宋文帝（劉裕第三子劉義隆）所疑忌被殺。
⑤高祖：指南朝宋武帝劉裕。
但劉裕統兵北伐後秦之時，尚未代晉稱帝，官至太尉，封宋王。
⑥四千餘人：汪本誤作“四十餘人”，今據史校改。
⑦京觀：亦稱“京丘”。
古代戰争，勝利者為炫耀其武功，常常将敵屍收集一起封土作高冢，稱為“京觀”。
⑧戎夷：這裡是對後秦人的誣稱。
⑨本《正戰》篇，馬本及唐本、王本均無史例原文，僅在《正戰》篇目下注有“與前《車戰》同斷”字樣。
據清鹹豐三年（１８５３年）麟桂刊本《水陸攻守戰略秘書七種》之《百戰奇略·正戰》篇下注文，所謂“與前《車戰》同斷”，是指《正戰》史例與前《車戰》史例相同。
為保持《百戰奇略》一書具有百戰百例這一特點的完整性，故據汪本《百戰奇法·正戰》篇史例補入，該史例系出自《宋書·檀道濟傳》。
本篇之後的《重戰》、《佚戰》、《亂戰》、《合戰》四篇與《正戰》情況相同，所缺史例皆據汪本補入，這裡一并說明，以下各篇不再詳注。
４３．虛戰 【提示】 本篇以《虛戰》為題，旨在闡述在敵我力量對比上，我處于勢虛力弱的情況下，如何擺脫被動、争取主動的問題。
它認為，在對敵作戰中，如果我軍力量虛弱，則應以“示形”之法僞裝成力量充實雄厚的樣子，使敵人摸不透我軍的真實情況，它就不敢輕率進攻我。
那麼，我就可以保全實力，伺機再戰了。
力量虛弱而“僞示以實形”，實際上是一種以假亂真、迷惑敵人的方法，這在古代戰争中，常常是處于弱軍一方，用以保存自己、待機破敵的一種戰法。
本篇所引諸葛亮大擺“空城計”智退司馬懿的事例，雖是“示形”惑敵的典型例子，但未必符合曆史實際。
此例出自《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裴松之注引“郭沖三事”。
裴氏在作注時已對諸葛亮大擺“空城計”一事的真實性提出質疑。
我們認為這是有道理的。
因為，首先，與史實不符。
陽平地處漢中，蜀建興五年（公元２２７年），諸葛亮初屯陽平之時，司馬懿尚為荊州都督，鎮守宛城（今河南南陽）。
至建興九年（公元２３１年）三月，司馬懿始奉诏與諸葛亮相拒于關中，而在此前後并未發生漢中陽平交戰事。
其次，與情理不符。
既然司馬懿親率二十萬大軍抵禦蜀軍，且又探明亮兵少力弱，那麼，從兵力對比上看，懿兵乃二十倍于亮兵。
司馬懿本可以憑借其壓倒的絕對優勢兵力，乘機圍攻諸葛亮而一舉殲滅之，怎麼會因為疑亮有伏兵而率兵退走北山呢？這顯然是不符合司馬懿一貫用兵的特點的。
另據《三國志·蜀書·魏延傳》載稱：“延每随亮出，辄欲請精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
延常謂亮為怯，歎恨己才用之不盡。
”既然諸葛亮不肯讓魏延統兵萬人單獨行動，那麼，又怎麼令其率重兵東下，而自己以少數兵力坐守孤城陽平呢？以上是我們閱讀和研究此例不可不加注意的問題。
【譯文】 大凡對敵作戰，倘若我軍兵力虛弱，應當僞裝成實力強大的樣子，使敵人無法摸清我軍力量的虛實情況，敵人必定不敢輕易與我交戰。
這樣，我就可以保全實力不受損失。
誠如兵法所說：“敵人所以無法同我交戰，是由于我采取示形之法而改變其進攻方向的緣故。
” 三國時期，蜀國丞相諸葛亮率軍駐守在陽平關，派部将魏延等率主力東進，隻留下萬餘人守衛陽平城。
魏國大将司馬懿率軍二十萬人前去抵禦諸葛亮，與東進的魏延軍錯道而行，徑直進至距諸葛亮六十裡的地方，其偵察人員回來向司馬懿報告說：諸葛亮所在陽平城中兵力不多，力量虛弱。
而諸葛亮也知道司馬懿軍即将來到，擔心他向自己逼近，打算開赴魏延處，卻因彼此相距太遠，事态緊迫已經來不及了。
因此，蜀軍将士個個驚慌失色，不知應當采取什麼辦法。
然而，諸葛亮卻神态自若，鎮靜如常。
他命令城中蜀軍都放倒旗幟，停息鼓聲，不準随便走出營帳；又命令士兵大開四面城門，于門前灑水掃地。
司馬懿一貫認為諸葛亮用兵謹慎持重，而現在卻又擺出虛弱的姿态，因此懷疑諸葛亮于城中埋設有伏兵，于是便率領大軍退往北山之下。
到了第二天吃飯的時候，諸葛亮同他的參謀助手們拍手大笑說：“司馬懿一定認為我故意裝出怯弱的樣子，埋設着強大的伏兵，所以才沿着山麓退走了。
”蜀軍偵察人員此時回來報告的情況，完全像諸葛亮所預料的那樣。
司馬懿後來知道了這個情況，深為悔恨。
【原文】 凡與敵戰，若我勢虛，當僞示以實形，使敵莫能測其虛實所在，必不敢輕與我戰，則我可以全師保軍。
法曰：“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
”① 三國蜀将諸葛亮在陽平道②，魏延③諸将并兵東下，亮惟留萬餘守城。
魏司馬懿率二十萬衆拒亮，與延軍錯道，徑前，當亮軍六十裡，候還白懿雲亮城中兵少力弱。
亮亦知懿軍垂至，恐與己相逼，欲赴延軍，相去又遠，勢不能及，将士失色，莫知其計。
亮意氣自若，敕命軍中皆偃旗息鼓，不得妄出；又令大開四門，掃地卻灑。
懿嘗謂亮持重，而複見以弱勢，疑其有伏兵。
于是，率衆北趨山。
明日食時，亮與參佐④拊手大笑曰：“司馬必謂吾怯，将有強伏，循山走矣。
”候還白，如亮言。
懿後知之，深以為恨。
⑤【注釋】 ①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語出《孫子兵法·虛實篇》。
馬本及諸本皆将“得”字誤作“敢”，不符原義，故改。
②陽平道：即陽平關。
故址在今陝西勉縣西。
③魏延：三國蜀将。
義陽（今河南桐柏東）人，字文長。
初以部曲随劉備人蜀，以勇著稱，屢有軍功，累官至征西大将軍。
諸葛亮死後，他與長史楊儀争權，兵敗被殺。
④參佐：謂僚屬，助手。
⑤本篇史例出自《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裴松之注引“郭沖三事”。
４４．實戰 【提示】 本篇以《實戰》為題，旨在闡述對實力雄厚的敵人作戰應取何種指導原則的問題。
它認為，對于“勢實”之敵，應當嚴陣以待，周密防範。
隻有這樣，敵人對我才不敢輕舉妄動。
本篇所引“實而備之”，乃是孫子著名的“詭道十二法”之一，其意思是，對于力量充實雄厚的敵人，要嚴加防備它。
曆史經驗表明，對于勢強之敵，固然應當嚴加防備，而對勢弱之敵，也不可以放松戒備。
對于任何敵人，隻有時刻保持高度警惕，切實做到有備，才能實現無患。
這是為戰争實踐所一再證明了的客觀真理。
東漢建安二十四年（公元２１９年），奉劉備之命而率軍駐屯荊州江陵的關羽，乘曹操調兵到淮南與孫權部隊作戰之機，親率主力北上進攻據守于樊城的曹仁軍。
攻樊之戰，雖是關羽策應劉備與曹操争奪漢中的戰略計劃的一個重要步驟，并且取得了俘官斬将而“威震華夏”的軍事勝利，但是，必須看到，此役由于關羽親率主力北攻曹仁而與曹軍膠着于樊城不得脫身，緻使其江陵後方處于空虛無備狀态，加之關羽因一時得勝而“意驕志逸”（見《三國志·吳書·陸遜傳》），完全喪失了對東吳孫權觊觎荊州野心的警惕和防範，這就給曹操破壞孫劉聯盟和為吳軍後來襲取荊州造成可乘之隙。
所以，北攻樊城之戰，關羽雖然在戰術上取得了某些勝利，但在戰略指導上他卻犯了因勝而驕、因驕而疏于戒備的大錯，而最終鑄成喪失荊州，敗走麥城的可悲結局。
這是讀史者不可不引以為訓的。
【譯文】 大凡對敵作戰，如果敵人力量充實強大，我軍應當嚴陣以待；周密防備它。
這樣，敵人就一定不敢對我輕舉妄動了。
誠如兵法所說：“對于力量充實
４２．正戰 【提示】 本篇以《正戰》為題，旨在闡述在何種條件下使用“正兵”作戰的問題。
它認為，在道路不能暢通，糧饷不能前運，計謀不能誘敵，利害不能惑敵的情況下，隻有使用“正兵”，即使用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大部隊，采取“且戰且前”、步步推進的正規戰法，才能深入敵方，奪取勝利；否則，是無法實施遠程作戰并取得勝利的。
此篇與前篇《奇戰》，從相反相成的兩個側面，進一步論述了在不同情況下，采用不同兵力部署和作戰方法而制敵取勝這一具有普遍意義的作戰指導原則問題，完全體現了孫子所揭示的“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戰勢不過奇正”（見《孫子兵法·勢篇》）這一軍事鬥争的客觀規律性。
東晉義熙十二年（公元４１６年），晉安帝司馬德宗乘後秦皇帝姚興新亡，國内政局不穩之機，派遣中外大都督劉裕率師北攻後秦。
劉裕以冠軍将軍檀道濟等為前鋒，集中優勢兵力，采用分進合擊、步步推進的正兵戰法，迅速攻占洛陽，為晉軍進一步西進奪取潼關、長安，滅亡後秦，奠定了勝利的基礎。
檀道濟作為晉軍前鋒的指揮官，他不僅善于從遠程作戰的具體條件出發，在作戰指揮上較好地體現了孫子的“以正合，以奇勝”的指導原則，而且能夠本着“伐罪吊民”（見《宋書·檀道濟傳》）的目的，在政治上貫徹執行寬俘恤民的正确政策。
這一點恰是晉軍迅速取勝和赢得後秦民衆感悅歸附的重要原因。
【譯文】 大凡對敵作戰，如果前進道路不能暢通無阻，糧饷供應不能運進保障，所施計謀不能誘敵就範，所設利害不能迷惑敵人，在這種情況下作戰，就必須采用正兵作戰。
所謂“正兵”、是指使用經過選拔而訓練有素、武器精良、賞罰嚴明、号令統一的正規大部隊，采取邊打邊進、步步為營的正面進攻戰法，這樣作戰就能取得勝利。
誠如兵法所說：“不使用大部隊實施正面進攻戰法，怎麼能夠進行遠程作戰呢！” 東晉将領檀道濟随同中外大都督劉裕北伐後秦而擔任晉軍前鋒指揮官，他率軍正面進攻洛陽，采取（分進合擊，步步推進的）正規戰法，迅速攻城破壘，俘獲敵人四千餘人。
這時，有人建議将俘虜殺掉集中一起封土作高冢以炫耀晉軍之武功。
但檀道濟卻反對說：“讨伐罪惡，安撫人民，恰是今日應作之事。
帝王的軍隊是以申張正義為法度，為什麼一定要殺人？”随後将俘虜全部釋放遣送回家。
于是，後秦民衆為之感化而欣悅，相繼前來歸附的人很多。
【原文】 凡與敵戰，若道路不能通，糧饷不能進，推計①不能誘，利害不能惑，須用正兵②。
正兵者，揀士卒，利器械，明賞罰，信号令，且戰且前，則勝矣。
法曰：“非正兵，安能緻遠？”③ 宋檀道濟④為高祖⑤北伐前鋒，至洛陽，凡拔城破壘，俘四千餘人⑥。
議者謂應戮以為京觀⑦。
道濟曰：“伐罪吊民，正在今日。
王師以正為律，何必殺人？”皆釋而遣之。
于是戎夷⑧感悅，相率歸之者衆。
⑨ 【注釋】 ①推計：謂行以計謀。
唐本作“計謀”，王本及汪本作“詭計”，皆可。
②正兵：本篇這裡是指經過選拔、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采取“且戰目前”、步步推進的正面進攻的大部隊。
③非正兵，安能緻遠：語出《唐太宗李衛公問對》卷上。
但與原文略異，原文是：“若非正兵，安能緻遠。
” ④檀道濟：南朝宋将領。
高平金鄉（今山東金鄉北）人。
世居京口（今江蘇鎮江）。
東晉安帝元興三年（公元４０４年）從劉裕讨桓玄入建康（今南京），官至冠軍将軍。
義熙十二年（公元４１６年）又從劉裕北伐後秦擔任前鋒，以正兵戰法“長驅而進”，迅速攻占洛陽。
晉恭帝元熙二年（公元４２０年），劉裕代晉稱帝建宋後，進位司空，鎮守尋陽（今江西九江）。
後為宋文帝（劉裕第三子劉義隆）所疑忌被殺。
⑤高祖：指南朝宋武帝劉裕。
但劉裕統兵北伐後秦之時，尚未代晉稱帝，官至太尉，封宋王。
⑥四千餘人：汪本誤作“四十餘人”，今據史校改。
⑦京觀：亦稱“京丘”。
古代戰争，勝利者為炫耀其武功，常常将敵屍收集一起封土作高冢，稱為“京觀”。
⑧戎夷：這裡是對後秦人的誣稱。
⑨本《正戰》篇，馬本及唐本、王本均無史例原文，僅在《正戰》篇目下注有“與前《車戰》同斷”字樣。
據清鹹豐三年（１８５３年）麟桂刊本《水陸攻守戰略秘書七種》之《百戰奇略·正戰》篇下注文，所謂“與前《車戰》同斷”，是指《正戰》史例與前《車戰》史例相同。
為保持《百戰奇略》一書具有百戰百例這一特點的完整性，故據汪本《百戰奇法·正戰》篇史例補入，該史例系出自《宋書·檀道濟傳》。
本篇之後的《重戰》、《佚戰》、《亂戰》、《合戰》四篇與《正戰》情況相同，所缺史例皆據汪本補入，這裡一并說明，以下各篇不再詳注。
４３．虛戰 【提示】 本篇以《虛戰》為題，旨在闡述在敵我力量對比上，我處于勢虛力弱的情況下，如何擺脫被動、争取主動的問題。
它認為，在對敵作戰中，如果我軍力量虛弱，則應以“示形”之法僞裝成力量充實雄厚的樣子，使敵人摸不透我軍的真實情況，它就不敢輕率進攻我。
那麼，我就可以保全實力，伺機再戰了。
力量虛弱而“僞示以實形”，實際上是一種以假亂真、迷惑敵人的方法，這在古代戰争中，常常是處于弱軍一方，用以保存自己、待機破敵的一種戰法。
本篇所引諸葛亮大擺“空城計”智退司馬懿的事例，雖是“示形”惑敵的典型例子，但未必符合曆史實際。
此例出自《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裴松之注引“郭沖三事”。
裴氏在作注時已對諸葛亮大擺“空城計”一事的真實性提出質疑。
我們認為這是有道理的。
因為，首先，與史實不符。
陽平地處漢中，蜀建興五年（公元２２７年），諸葛亮初屯陽平之時，司馬懿尚為荊州都督，鎮守宛城（今河南南陽）。
至建興九年（公元２３１年）三月，司馬懿始奉诏與諸葛亮相拒于關中，而在此前後并未發生漢中陽平交戰事。
其次，與情理不符。
既然司馬懿親率二十萬大軍抵禦蜀軍，且又探明亮兵少力弱，那麼，從兵力對比上看，懿兵乃二十倍于亮兵。
司馬懿本可以憑借其壓倒的絕對優勢兵力，乘機圍攻諸葛亮而一舉殲滅之，怎麼會因為疑亮有伏兵而率兵退走北山呢？這顯然是不符合司馬懿一貫用兵的特點的。
另據《三國志·蜀書·魏延傳》載稱：“延每随亮出，辄欲請精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
延常謂亮為怯，歎恨己才用之不盡。
”既然諸葛亮不肯讓魏延統兵萬人單獨行動，那麼，又怎麼令其率重兵東下，而自己以少數兵力坐守孤城陽平呢？以上是我們閱讀和研究此例不可不加注意的問題。
【譯文】 大凡對敵作戰，倘若我軍兵力虛弱，應當僞裝成實力強大的樣子，使敵人無法摸清我軍力量的虛實情況，敵人必定不敢輕易與我交戰。
這樣，我就可以保全實力不受損失。
誠如兵法所說：“敵人所以無法同我交戰，是由于我采取示形之法而改變其進攻方向的緣故。
” 三國時期，蜀國丞相諸葛亮率軍駐守在陽平關，派部将魏延等率主力東進，隻留下萬餘人守衛陽平城。
魏國大将司馬懿率軍二十萬人前去抵禦諸葛亮，與東進的魏延軍錯道而行，徑直進至距諸葛亮六十裡的地方，其偵察人員回來向司馬懿報告說：諸葛亮所在陽平城中兵力不多，力量虛弱。
而諸葛亮也知道司馬懿軍即将來到，擔心他向自己逼近，打算開赴魏延處，卻因彼此相距太遠，事态緊迫已經來不及了。
因此，蜀軍将士個個驚慌失色，不知應當采取什麼辦法。
然而，諸葛亮卻神态自若，鎮靜如常。
他命令城中蜀軍都放倒旗幟，停息鼓聲，不準随便走出營帳；又命令士兵大開四面城門，于門前灑水掃地。
司馬懿一貫認為諸葛亮用兵謹慎持重，而現在卻又擺出虛弱的姿态，因此懷疑諸葛亮于城中埋設有伏兵，于是便率領大軍退往北山之下。
到了第二天吃飯的時候，諸葛亮同他的參謀助手們拍手大笑說：“司馬懿一定認為我故意裝出怯弱的樣子，埋設着強大的伏兵，所以才沿着山麓退走了。
”蜀軍偵察人員此時回來報告的情況，完全像諸葛亮所預料的那樣。
司馬懿後來知道了這個情況，深為悔恨。
【原文】 凡與敵戰，若我勢虛，當僞示以實形，使敵莫能測其虛實所在，必不敢輕與我戰，則我可以全師保軍。
法曰：“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
”① 三國蜀将諸葛亮在陽平道②，魏延③諸将并兵東下，亮惟留萬餘守城。
魏司馬懿率二十萬衆拒亮，與延軍錯道，徑前，當亮軍六十裡，候還白懿雲亮城中兵少力弱。
亮亦知懿軍垂至，恐與己相逼，欲赴延軍，相去又遠，勢不能及，将士失色，莫知其計。
亮意氣自若，敕命軍中皆偃旗息鼓，不得妄出；又令大開四門，掃地卻灑。
懿嘗謂亮持重，而複見以弱勢，疑其有伏兵。
于是，率衆北趨山。
明日食時，亮與參佐④拊手大笑曰：“司馬必謂吾怯，将有強伏，循山走矣。
”候還白，如亮言。
懿後知之，深以為恨。
⑤【注釋】 ①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語出《孫子兵法·虛實篇》。
馬本及諸本皆将“得”字誤作“敢”，不符原義，故改。
②陽平道：即陽平關。
故址在今陝西勉縣西。
③魏延：三國蜀将。
義陽（今河南桐柏東）人，字文長。
初以部曲随劉備人蜀，以勇著稱，屢有軍功，累官至征西大将軍。
諸葛亮死後，他與長史楊儀争權，兵敗被殺。
④參佐：謂僚屬，助手。
⑤本篇史例出自《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裴松之注引“郭沖三事”。
４４．實戰 【提示】 本篇以《實戰》為題，旨在闡述對實力雄厚的敵人作戰應取何種指導原則的問題。
它認為，對于“勢實”之敵，應當嚴陣以待，周密防範。
隻有這樣，敵人對我才不敢輕舉妄動。
本篇所引“實而備之”，乃是孫子著名的“詭道十二法”之一，其意思是，對于力量充實雄厚的敵人，要嚴加防備它。
曆史經驗表明，對于勢強之敵，固然應當嚴加防備，而對勢弱之敵，也不可以放松戒備。
對于任何敵人，隻有時刻保持高度警惕，切實做到有備，才能實現無患。
這是為戰争實踐所一再證明了的客觀真理。
東漢建安二十四年（公元２１９年），奉劉備之命而率軍駐屯荊州江陵的關羽，乘曹操調兵到淮南與孫權部隊作戰之機，親率主力北上進攻據守于樊城的曹仁軍。
攻樊之戰，雖是關羽策應劉備與曹操争奪漢中的戰略計劃的一個重要步驟，并且取得了俘官斬将而“威震華夏”的軍事勝利，但是，必須看到，此役由于關羽親率主力北攻曹仁而與曹軍膠着于樊城不得脫身，緻使其江陵後方處于空虛無備狀态，加之關羽因一時得勝而“意驕志逸”（見《三國志·吳書·陸遜傳》），完全喪失了對東吳孫權觊觎荊州野心的警惕和防範，這就給曹操破壞孫劉聯盟和為吳軍後來襲取荊州造成可乘之隙。
所以，北攻樊城之戰，關羽雖然在戰術上取得了某些勝利，但在戰略指導上他卻犯了因勝而驕、因驕而疏于戒備的大錯，而最終鑄成喪失荊州，敗走麥城的可悲結局。
這是讀史者不可不引以為訓的。
【譯文】 大凡對敵作戰，如果敵人力量充實強大，我軍應當嚴陣以待；周密防備它。
這樣，敵人就一定不敢對我輕舉妄動了。
誠如兵法所說：“對于力量充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