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講 中國文學的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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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對這潮流也不能抵抗，他們所寫下的，凡是我們所認為有文學價值的，通是他們暗地裡随便一寫認為好玩的東西。
蘇東坡總算是宋朝的大作家，胡适之先生很稱許他，明末的公安派對他也捧得特别厲害，但我覺得他絕不是文學運動方面的人物，他的有名，在當時隻是因為他反對王安石，因為他在政治方面的反動。
（我們看來，王安石的文章和政見，是比較好的，反王派的政治思想實在無可取。
）他的作品中的一大部分，都是摹拟古人的。
如《三蘇策論》裡面的文章，大抵都是學韓愈，學古文的。
隻因他聰明過人，所以學得來還好。
另外的一小部分，不是正經文章，隻是他随便一寫的東西，如書信題跋之類，在他本認為不甚重要，不是想要傳留給後人的，因而寫的時候，态度便很自然，而他所有的好文章，就全在這一部分裡面。
從這裡可以見出他仍是屬于韓愈的系統之下，是載道派的人物。
清末有一位汪瑔批評揚雄，他說揚雄的文章專門摹仿古人，寫得都不好。
好的，隻有《酒箴》一篇。
那是因為他寫的時候随随便便，沒想讓它傳後之故。
這話的确不錯。
寫文章時不擺架子，當可寫得十分自然。
好像一般官僚，在外邊總是擺着官僚架子，在家裡則有時講講笑話，自然也就顯得很真誠了。
所以，宋朝也有好文章，卻都是在作者忘記擺架子的時候所寫的。
元朝有新興的曲，文學又從舊圈套裡解脫了出來。
到明朝的前後七子，認為元代以至明初時候的文學沒有價值，于是要來複古：不讀唐代以後的書籍，不學杜甫以後的詩，作文更必須學周秦諸子。
他們的時代是十六世紀的前半：前七子是在弘治年間，為李夢陽何景明等人，後七子在嘉靖年間，為李攀龍王世貞等人。
他們所生時代雖有先後，其主張複古卻是完全一樣的。
對于這複古的風氣，揭了反叛的旗幟的，是公安派和竟陵派。
公安派的主要人物是三袁，即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人，他們是萬曆朝的人物，約當西曆十六世紀之末至十七世紀之初。
因為他們是湖北公安縣人，所以有了公安派的名稱。
他們的主張很簡單，可以說和胡适之先生的主張差不多。
所不同的，那時是十六世紀，利瑪窦還沒有來中國，所以缺乏西洋思想。
假如從現代胡适之先生的主張裡面減去他所受到的西洋的影響，科學、哲學、文學以及思想各方面的，那便是公安派的思想和主張了。
而他們對于中國文學變遷的看法，較諸現代談文學的人或者還更要清楚一點。
理論和文章都很對很好，可惜他們的運氣不好，到清朝他們的著作便都成為禁書了，他們的運動也給乾嘉學者所打倒了。
“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這是公安派的主張。
在袁中郎（宏道）《叙小修詩》内，他說道： “……其間有佳處，亦有疵處。
佳處自不必言，即疵亦多本色獨造語。
然予則極喜其疵處，而所謂佳者，尚不能不以粉飾蹈襲為恨，以為未能盡脫近代文人習氣故也。
蓋詩文至近代而卑極矣。
文則必欲準于秦漢，詩則必欲準于盛唐。
剿襲模拟，影響步趨。
見人有一語不相肖者，則共指以為野狐外道。
曾不知文準秦漢矣，秦漢人曷嘗字字準六經欤。
詩準盛唐矣，盛唐人曷嘗字字學漢魏欤。
秦漢而學六經，豈複有秦漢之文？盛唐而學漢魏，豈複有盛唐之詩？惟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極其變，各窮其趣，所以可貴，原不可以優劣論也。
且夫天下之物，孤行則必不可無，必不可無雖欲廢焉而不能。
雷同則可以不有，可以不有則雖欲存焉而不能。
……” 這些話，說得都很得要領，也很像近代人所講的話。
在中郎為江進之的《雪濤閣集》所作序文内，說明了他對于文學變遷的見解： “……夫古有古之詩，今有今之詩，襲古人語言之迹而冒以為古，是處嚴冬而襲夏之葛者也。
騷之不襲雅也，雅之體窮于怨，不騷不足以寄也。
後人有拟而為之者，終不肖也，何也？彼直求騷于騷之中也。
至蘇李述别，十九等篇，騷之音節體制皆變矣，然不謂之真騷不可也。
……” 後面，他講到文章的“法”——即現在之所謂“主義”或“體裁”： “夫法因于敝而成于過者也：矯六朝骈麗饤饾之習者以流麗勝，饤饾者固流麗之因也，然其過在于輕纖，盛唐諸人以闊大矯之；已闊矣又因闊而生莽，是故續盛唐者，以情實矯之；已實矣，又因實而生俚，是故續中唐者以奇僻矯之。
然奇則其境必狹，而僻則其務為不以根相勝。
故詩之道至晚唐而益小。
有宋歐蘇輩出，大變晚習，于物無所不收，于法無所不有，于情無所不暢，于境無所不取。
滔滔莽莽，有若江河。
今之人徒見宋之不法唐，而不知宋因唐而有法者也。
” 對于文學史這樣看法，較諸說“中國文學在過去所走的全非正路，隻有現在所走的道路才對”要高明得多。
批評江進之的詩，他用了“信腕信口，皆成律度”八個字。
這八個字可說是詩言志派一向的
蘇東坡總算是宋朝的大作家，胡适之先生很稱許他，明末的公安派對他也捧得特别厲害，但我覺得他絕不是文學運動方面的人物，他的有名，在當時隻是因為他反對王安石，因為他在政治方面的反動。
（我們看來，王安石的文章和政見，是比較好的，反王派的政治思想實在無可取。
）他的作品中的一大部分，都是摹拟古人的。
如《三蘇策論》裡面的文章，大抵都是學韓愈，學古文的。
隻因他聰明過人，所以學得來還好。
另外的一小部分，不是正經文章，隻是他随便一寫的東西，如書信題跋之類，在他本認為不甚重要，不是想要傳留給後人的，因而寫的時候，态度便很自然，而他所有的好文章，就全在這一部分裡面。
從這裡可以見出他仍是屬于韓愈的系統之下，是載道派的人物。
清末有一位汪瑔批評揚雄，他說揚雄的文章專門摹仿古人，寫得都不好。
好的，隻有《酒箴》一篇。
那是因為他寫的時候随随便便，沒想讓它傳後之故。
這話的确不錯。
寫文章時不擺架子，當可寫得十分自然。
好像一般官僚，在外邊總是擺着官僚架子，在家裡則有時講講笑話，自然也就顯得很真誠了。
所以，宋朝也有好文章，卻都是在作者忘記擺架子的時候所寫的。
元朝有新興的曲，文學又從舊圈套裡解脫了出來。
到明朝的前後七子，認為元代以至明初時候的文學沒有價值，于是要來複古：不讀唐代以後的書籍，不學杜甫以後的詩，作文更必須學周秦諸子。
他們的時代是十六世紀的前半：前七子是在弘治年間，為李夢陽何景明等人，後七子在嘉靖年間，為李攀龍王世貞等人。
他們所生時代雖有先後，其主張複古卻是完全一樣的。
對于這複古的風氣，揭了反叛的旗幟的，是公安派和竟陵派。
公安派的主要人物是三袁，即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人，他們是萬曆朝的人物，約當西曆十六世紀之末至十七世紀之初。
因為他們是湖北公安縣人，所以有了公安派的名稱。
他們的主張很簡單，可以說和胡适之先生的主張差不多。
所不同的，那時是十六世紀，利瑪窦還沒有來中國，所以缺乏西洋思想。
假如從現代胡适之先生的主張裡面減去他所受到的西洋的影響，科學、哲學、文學以及思想各方面的，那便是公安派的思想和主張了。
而他們對于中國文學變遷的看法，較諸現代談文學的人或者還更要清楚一點。
理論和文章都很對很好，可惜他們的運氣不好，到清朝他們的著作便都成為禁書了，他們的運動也給乾嘉學者所打倒了。
“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這是公安派的主張。
在袁中郎（宏道）《叙小修詩》内，他說道： “……其間有佳處，亦有疵處。
佳處自不必言，即疵亦多本色獨造語。
然予則極喜其疵處，而所謂佳者，尚不能不以粉飾蹈襲為恨，以為未能盡脫近代文人習氣故也。
蓋詩文至近代而卑極矣。
文則必欲準于秦漢，詩則必欲準于盛唐。
剿襲模拟，影響步趨。
見人有一語不相肖者，則共指以為野狐外道。
曾不知文準秦漢矣，秦漢人曷嘗字字準六經欤。
詩準盛唐矣，盛唐人曷嘗字字學漢魏欤。
秦漢而學六經，豈複有秦漢之文？盛唐而學漢魏，豈複有盛唐之詩？惟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極其變，各窮其趣，所以可貴，原不可以優劣論也。
且夫天下之物，孤行則必不可無，必不可無雖欲廢焉而不能。
雷同則可以不有，可以不有則雖欲存焉而不能。
……” 這些話，說得都很得要領，也很像近代人所講的話。
在中郎為江進之的《雪濤閣集》所作序文内，說明了他對于文學變遷的見解： “……夫古有古之詩，今有今之詩，襲古人語言之迹而冒以為古，是處嚴冬而襲夏之葛者也。
騷之不襲雅也，雅之體窮于怨，不騷不足以寄也。
後人有拟而為之者，終不肖也，何也？彼直求騷于騷之中也。
至蘇李述别，十九等篇，騷之音節體制皆變矣，然不謂之真騷不可也。
……” 後面，他講到文章的“法”——即現在之所謂“主義”或“體裁”： “夫法因于敝而成于過者也：矯六朝骈麗饤饾之習者以流麗勝，饤饾者固流麗之因也，然其過在于輕纖，盛唐諸人以闊大矯之；已闊矣又因闊而生莽，是故續盛唐者，以情實矯之；已實矣，又因實而生俚，是故續中唐者以奇僻矯之。
然奇則其境必狹，而僻則其務為不以根相勝。
故詩之道至晚唐而益小。
有宋歐蘇輩出，大變晚習，于物無所不收，于法無所不有，于情無所不暢，于境無所不取。
滔滔莽莽，有若江河。
今之人徒見宋之不法唐，而不知宋因唐而有法者也。
” 對于文學史這樣看法，較諸說“中國文學在過去所走的全非正路，隻有現在所走的道路才對”要高明得多。
批評江進之的詩，他用了“信腕信口，皆成律度”八個字。
這八個字可說是詩言志派一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