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講 中國曆史上的道德精神
關燈
小
中
大
一
我們可以說，近代的西方有三大精神：
一、個人自由主義精神，淵源于希臘，亦可稱為希臘精神。
二、團體組織精神，或叫做國家精神，淵源于羅馬，亦可稱為羅馬精神。
三、世界精神，或叫做宗教精神，亦可稱為希伯來精神。
此三種精神配合成為今天的西方。
英國、美國以宗教精神調和國家組織與個人自由的沖突；蘇維埃隻有一種國家精神，抹殺了個人自由，并将國家精神升化到帶有宗教的色彩。
至于科學則僅是一種方法，一種技能。
雖說科學也另有一套尋求真理的精神，但其運用到實際人生方面來，則仍必依随于上述三種精神之某一種或某兩種，才能決定其真實的态度與價值，故不得與上述三大精神有平等齊列之地位。
有人問中國的文化精神是什麼呢？我認為中國文化精神，應稱為“道德的精神”。
中國曆史乃由道德精神所形成，中國文化亦然。
這一種道德精神乃是中國人所内心追求的一種“做人”的理想标準。
乃是中國人所向前積極争取蕲向到達的一種“理想人格”。
因此中國曆史上、社會上、多方面各色各類的人物，都由這種道德精神而形成。
換言之，中國文化乃以此種道德精神為中心。
中國曆史乃依此種道德精神而演進。
正因為中國人物都由此種道德精神所陶鑄。
即如我們上面所講，無論是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教育的，各項事變乃及各種制度，以及主持此各項事變與創造此各種制度的各類人物，其所以到達此種境界者，完全必以這種道德精神為其最後的解釋。
因此，我稱此種道德精神為“中國的曆史精神”。
即是沒有了此種道德精神，也将不會有此種的曆史。
我們所謂的中國道德精神與西方宗教精神不盡同，也與他們的團體精神與個人自由精神不盡合。
我們常覺得自己既沒有宗教，而在團體組織與個人自由兩方面，其表現的精神力量也都不如人。
實際這種看法，隻是忘記了自己所特有的一套，而把别人的尺度來衡量自己，自然要感到自己的一無是處了。
中國的曆史、文化、民族，既是以這一種道德精神來奠定了最先的基礎，今天此一種精神堕落，自将顯得一切無辦法，在在都發生了困難。
如果我們能再把為自己曆史、文化、民族作基礎的這一種道德精神“從新喚醒”，我想當前的很多問題，也都可以迎刃而解的。
我所講的道德精神，究竟指的是什麼樣的内容呢？我此刻暫不為此“道德”二字下定義，也暫不為此道德二字定内容，我姑先舉出兩項重要的道德觀念或道德理論來作具體的例子。
第一個理論在孔子前，第二個理論在孔子後： 春秋時，魯國上卿叔孫豹出使晉國，會見晉國上卿範宣子，在正式的使命任務外，談到了一個哲學上的問題。
範宣子問叔孫穆子說：“如何可以做到人生不朽？”叔孫暫不直答，卻反問說：“你如何看法呢？”範答：“我們範家，自堯、舜以來，經夏、商、周三代，直迄現在，相傳兩千餘年，如此的家世，亦可算不朽了吧？”我們隻看範宣子這一說法，便可推想，中國人在那時，已不信人死後有靈魂之說，而完全是一種站在現世間的看法。
叔孫卻告訴他說：“照我看，那隻是世祿，不能謂之不朽。
人生不朽有三：立德、立功、立言。
”這句話，二千多年來，深印在中國人心裡，成為一個最高的道德理論和人生信條。
信耶稣的人說：“我們是活在上帝的心裡。
”叔孫穆子的話，我們也可替他透進一層說：“人要活在别人的心裡。
”如果别人心裡常有你，便是你的人生不朽。
如果别人心裡沒有你，你也就等于沒有活。
正如兒子心裡沒有父親，那末這個父親等于沒有做父親。
孔子之後，孟子發明了“人性善”的理論。
他說，每個人的天性都是向善的，“善”便是道德精神。
我想我們可以用孟子的理論，來解釋叔孫穆子的“三不朽”說。
一個人活在世上，為何要為别人立德、立功、立言呢？這已顯然不是一種個人主義了。
但縱使别人心裡常有了你的德、功、言，這于你究有何關系呢？我們若用孟子的話來回答此問題，正為人的天性是向善的，他情願如此做，隻有如此做了，他自己才感到快樂與滿足。
而且向善既是人類的天性，你的善，便一定可以得到别人心裡的共鳴。
你為人立德、立功、立言，别人必然會接受你、了解你，而且追随你、模仿你。
我們試問：除卻我們的行為，還在哪裡去找我們的生命呢？行為存在，便是生命的存在；行為消失了，便是生命沒有了。
我們隻有“向善”的行為，才能把握到人類“天性”之共同趨向，而可以長久地存在。
我們也隻有這一種生命，決不會白浪費、白犧牲，将會在别人的生命裡永遠共鳴、永遠複活。
身體不是我們的生命，身體隻是拿來表現我們生命的一項工具。
“身體”僅是一件東西，“生命”則是一些行為，行為一定要有目的，有對象。
我們憑藉了身體這項工具，來表現行為，完成我們的生命。
譬如我現在在此講演，這是我的行為，也即是我的生命。
行為必然由此向彼，有一到達點。
此到達點，即是所謂“目的”與“對象”。
若果講演沒有人聽，便等于沒有講，等于沒有這行為，亦即等于沒
二、團體組織精神，或叫做國家精神，淵源于羅馬，亦可稱為羅馬精神。
三、世界精神，或叫做宗教精神，亦可稱為希伯來精神。
此三種精神配合成為今天的西方。
英國、美國以宗教精神調和國家組織與個人自由的沖突；蘇維埃隻有一種國家精神，抹殺了個人自由，并将國家精神升化到帶有宗教的色彩。
至于科學則僅是一種方法，一種技能。
雖說科學也另有一套尋求真理的精神，但其運用到實際人生方面來，則仍必依随于上述三種精神之某一種或某兩種，才能決定其真實的态度與價值，故不得與上述三大精神有平等齊列之地位。
有人問中國的文化精神是什麼呢？我認為中國文化精神，應稱為“道德的精神”。
中國曆史乃由道德精神所形成，中國文化亦然。
這一種道德精神乃是中國人所内心追求的一種“做人”的理想标準。
乃是中國人所向前積極争取蕲向到達的一種“理想人格”。
因此中國曆史上、社會上、多方面各色各類的人物，都由這種道德精神而形成。
換言之，中國文化乃以此種道德精神為中心。
中國曆史乃依此種道德精神而演進。
正因為中國人物都由此種道德精神所陶鑄。
即如我們上面所講，無論是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教育的，各項事變乃及各種制度，以及主持此各項事變與創造此各種制度的各類人物，其所以到達此種境界者，完全必以這種道德精神為其最後的解釋。
因此，我稱此種道德精神為“中國的曆史精神”。
即是沒有了此種道德精神，也将不會有此種的曆史。
我們所謂的中國道德精神與西方宗教精神不盡同，也與他們的團體精神與個人自由精神不盡合。
我們常覺得自己既沒有宗教，而在團體組織與個人自由兩方面，其表現的精神力量也都不如人。
實際這種看法，隻是忘記了自己所特有的一套，而把别人的尺度來衡量自己，自然要感到自己的一無是處了。
中國的曆史、文化、民族，既是以這一種道德精神來奠定了最先的基礎，今天此一種精神堕落，自将顯得一切無辦法，在在都發生了困難。
如果我們能再把為自己曆史、文化、民族作基礎的這一種道德精神“從新喚醒”，我想當前的很多問題，也都可以迎刃而解的。
我所講的道德精神，究竟指的是什麼樣的内容呢？我此刻暫不為此“道德”二字下定義，也暫不為此道德二字定内容，我姑先舉出兩項重要的道德觀念或道德理論來作具體的例子。
第一個理論在孔子前，第二個理論在孔子後： 春秋時，魯國上卿叔孫豹出使晉國，會見晉國上卿範宣子，在正式的使命任務外，談到了一個哲學上的問題。
範宣子問叔孫穆子說：“如何可以做到人生不朽？”叔孫暫不直答，卻反問說：“你如何看法呢？”範答：“我們範家，自堯、舜以來，經夏、商、周三代，直迄現在，相傳兩千餘年，如此的家世，亦可算不朽了吧？”我們隻看範宣子這一說法，便可推想，中國人在那時，已不信人死後有靈魂之說，而完全是一種站在現世間的看法。
叔孫卻告訴他說：“照我看，那隻是世祿，不能謂之不朽。
人生不朽有三：立德、立功、立言。
”這句話，二千多年來，深印在中國人心裡，成為一個最高的道德理論和人生信條。
信耶稣的人說：“我們是活在上帝的心裡。
”叔孫穆子的話，我們也可替他透進一層說：“人要活在别人的心裡。
”如果别人心裡常有你，便是你的人生不朽。
如果别人心裡沒有你，你也就等于沒有活。
正如兒子心裡沒有父親，那末這個父親等于沒有做父親。
孔子之後，孟子發明了“人性善”的理論。
他說，每個人的天性都是向善的，“善”便是道德精神。
我想我們可以用孟子的理論，來解釋叔孫穆子的“三不朽”說。
一個人活在世上，為何要為别人立德、立功、立言呢？這已顯然不是一種個人主義了。
但縱使别人心裡常有了你的德、功、言，這于你究有何關系呢？我們若用孟子的話來回答此問題，正為人的天性是向善的，他情願如此做，隻有如此做了，他自己才感到快樂與滿足。
而且向善既是人類的天性，你的善，便一定可以得到别人心裡的共鳴。
你為人立德、立功、立言，别人必然會接受你、了解你，而且追随你、模仿你。
我們試問：除卻我們的行為，還在哪裡去找我們的生命呢？行為存在，便是生命的存在；行為消失了，便是生命沒有了。
我們隻有“向善”的行為，才能把握到人類“天性”之共同趨向，而可以長久地存在。
我們也隻有這一種生命，決不會白浪費、白犧牲，将會在别人的生命裡永遠共鳴、永遠複活。
身體不是我們的生命，身體隻是拿來表現我們生命的一項工具。
“身體”僅是一件東西，“生命”則是一些行為，行為一定要有目的，有對象。
我們憑藉了身體這項工具，來表現行為，完成我們的生命。
譬如我現在在此講演，這是我的行為，也即是我的生命。
行為必然由此向彼，有一到達點。
此到達點，即是所謂“目的”與“對象”。
若果講演沒有人聽，便等于沒有講，等于沒有這行為，亦即等于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