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教育之主要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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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可桢
諸位同學，這次中央任命本人來擔任本校校長。
我個人以前對大學教育雖也有相當淵源，但近年潛心研究事業，深恐對于這樣重大的責任，不勝負荷，因當局責以大義，才毅然來擔任了。
今天與諸位同學第一次見面，就來略談本人辦學的主要方針，和我對于本校與諸位同學的希望。
明了往史與現勢二條件 大概辦理教育事業，第一須明白過去的曆史，第二應了解目前的環境。
辦中國的大學，當然須知道中國的曆史，洞明中國的現狀。
我們應憑借本國的文化基礎，吸收世界文化的精華，才能養成有用的專門人才，同時也必根據本國的現勢，審察世界的潮流，所養成人才才能合乎今日的需要。
可是我們講過去的曆史，一方面固然絕不能忘了本國民族的立場，也不能不措意于本地方的舊事和那地方文化的特色。
本校誠然是國立的大學，可是辦在浙江，所培植的學生又多數是浙江人，諸位将來又大緻多在浙江服務，所以我們也應得注意本省學術文化的背景。
浙江的開化與學術的發達 我們回溯浙江的往史，就容易聯想到浙江省是越王勾踐的故地；他那興國的事業，雪恥自強的教訓，深深地印入浙人的腦際。
自東晉民族南遷，五代時吳越錢氏保浙，于是浙水東西開發日廣，浙江文化與江南相并進。
南宋定都杭州以後，浙江尤成為衣冠人文荟萃之邦，學風盛極一時。
這其間既然發生許多極有貢獻的學者，而如南宋浙人的匡業與捍衛，明代于謙的定邊與浙海的抗倭，以及明季的匡複運動，常以一省的人文關系民族的安危存亡，尤足見本省的特殊精神。
這些遠的姑不具論，隻就近三百年的浙江學術史中，我們就可舉出兩位傑出的人物。
黃梨洲和朱舜水 他們承晚明敗壞之餘，而能矯然不阿，以其宏偉的學問、光明的人格，不但影響浙江，且推及全國，甚至播教于海外，并且影響不限一時，而且及于身後幾百年，這就是我們共知的黃梨洲先生（宗羲）和朱舜水先生（之瑜）。
黃梨洲因為圖謀抗清複明，被清廷指名緝捕至十一次之多。
匡複之謀不成，乃奮志著述講學。
他那部《明夷待訪錄》，包含了濃厚的革命思想，《原君》之作，早于盧梭的《民約論》一百年，實為近代民權思想的先覺。
他所至講學，著述極富，弟子光大其教，影響吾浙學風甚深。
朱舜水與梨洲是餘姚的同鄉，并且同是複明運動的健将，曾到安南、日本運動起義，事既不成，就隐遁日本，立誓不複明就不回國，因此終其身于異國。
那時日本人已傳入我們浙江大儒王陽明先生的學說，他的偉大人格也就引起他們的重視。
日本宰相德川光國尊之為師，講學論藝，啟導極多。
所以梁任公先生說，日本近二百年的文化，至少有一半是他造成的。
緻力學問與以身許國 梨洲舜水二位先生留給我們的教訓，就是一方為學問而努力，一方為民族而奮鬥。
因為他們并不僅為忠于一姓，推其抗清的熱忱，就是抵抗侵略的民族精神。
我們不及詳說浙江其他偉大的學者，單說這二位先賢，已足為今日民族屈辱中我們所以報國的模範。
我們生在文化燦爛的中國，又是生在學術發達先行足式的浙江，應如何承先啟後，以精研學術，而且不忘緻用實行為國效勞的精神！ 中國目前環境的艱危 其次講到中國“目前的環境”，我們有知識有血氣的青年早已感到今日國家情勢的危迫。
近百年來列強侵略進行不息，中國不能發奮自強，以緻近幾年國家已到了最嚴重的危機。
外患的迫切，一般人民風習之不振，較之明清間更有過之。
現在國内誠已統一，可是野心家不願見我們的統一進步。
他們可說是抱着“兩重标準”的觀念來任意行動。
所謂“兩重标準”，從前是指中國社會裡的男女道德問題；因為本着男女不平等的傳統觀念，所以法律容許男子納妾，而風教強迫女子于夫死守節，這可說是兩重标準。
現在國際間關系也是如此。
我們應知一國的強弱盛衰，并非偶然而緻，而有積久的自取的理由。
人和别的生物一樣，一定要适應環境，才能生存，否則就趨于衰敗或歸淘汰。
現在這世界是機械的世界，是科學的世界。
中國人對于科學的研究，雖有深遠的淵源，可是不久中衰，清季興學以來也繼起不力。
今後精研科學，充實國力，大學生固然應負極重大的責任，而尤其重要的是養成一種組織和系統的精神。
我們知道現今的世界一切事物最重組織，可是中國社會的舊習慣與此很難契合。
中國人民積習最喜個人放任無拘的自由，試問我們以散沙一盤的許多個人來和有組織有規律的現代國家對敵，必無勝理。
我個人以前對大學教育雖也有相當淵源，但近年潛心研究事業，深恐對于這樣重大的責任，不勝負荷，因當局責以大義，才毅然來擔任了。
今天與諸位同學第一次見面，就來略談本人辦學的主要方針，和我對于本校與諸位同學的希望。
明了往史與現勢二條件 大概辦理教育事業，第一須明白過去的曆史，第二應了解目前的環境。
辦中國的大學，當然須知道中國的曆史，洞明中國的現狀。
我們應憑借本國的文化基礎，吸收世界文化的精華，才能養成有用的專門人才，同時也必根據本國的現勢，審察世界的潮流，所養成人才才能合乎今日的需要。
可是我們講過去的曆史，一方面固然絕不能忘了本國民族的立場，也不能不措意于本地方的舊事和那地方文化的特色。
本校誠然是國立的大學，可是辦在浙江，所培植的學生又多數是浙江人，諸位将來又大緻多在浙江服務，所以我們也應得注意本省學術文化的背景。
浙江的開化與學術的發達 我們回溯浙江的往史，就容易聯想到浙江省是越王勾踐的故地；他那興國的事業，雪恥自強的教訓，深深地印入浙人的腦際。
自東晉民族南遷，五代時吳越錢氏保浙，于是浙水東西開發日廣，浙江文化與江南相并進。
南宋定都杭州以後，浙江尤成為衣冠人文荟萃之邦，學風盛極一時。
這其間既然發生許多極有貢獻的學者，而如南宋浙人的匡業與捍衛，明代于謙的定邊與浙海的抗倭，以及明季的匡複運動，常以一省的人文關系民族的安危存亡，尤足見本省的特殊精神。
這些遠的姑不具論，隻就近三百年的浙江學術史中，我們就可舉出兩位傑出的人物。
黃梨洲和朱舜水 他們承晚明敗壞之餘，而能矯然不阿，以其宏偉的學問、光明的人格，不但影響浙江，且推及全國，甚至播教于海外，并且影響不限一時，而且及于身後幾百年，這就是我們共知的黃梨洲先生（宗羲）和朱舜水先生（之瑜）。
黃梨洲因為圖謀抗清複明，被清廷指名緝捕至十一次之多。
匡複之謀不成，乃奮志著述講學。
他那部《明夷待訪錄》，包含了濃厚的革命思想，《原君》之作，早于盧梭的《民約論》一百年，實為近代民權思想的先覺。
他所至講學，著述極富，弟子光大其教，影響吾浙學風甚深。
朱舜水與梨洲是餘姚的同鄉，并且同是複明運動的健将，曾到安南、日本運動起義，事既不成，就隐遁日本，立誓不複明就不回國，因此終其身于異國。
那時日本人已傳入我們浙江大儒王陽明先生的學說，他的偉大人格也就引起他們的重視。
日本宰相德川光國尊之為師，講學論藝，啟導極多。
所以梁任公先生說，日本近二百年的文化，至少有一半是他造成的。
緻力學問與以身許國 梨洲舜水二位先生留給我們的教訓，就是一方為學問而努力，一方為民族而奮鬥。
因為他們并不僅為忠于一姓，推其抗清的熱忱，就是抵抗侵略的民族精神。
我們不及詳說浙江其他偉大的學者，單說這二位先賢，已足為今日民族屈辱中我們所以報國的模範。
我們生在文化燦爛的中國，又是生在學術發達先行足式的浙江，應如何承先啟後，以精研學術，而且不忘緻用實行為國效勞的精神！ 中國目前環境的艱危 其次講到中國“目前的環境”，我們有知識有血氣的青年早已感到今日國家情勢的危迫。
近百年來列強侵略進行不息，中國不能發奮自強，以緻近幾年國家已到了最嚴重的危機。
外患的迫切，一般人民風習之不振，較之明清間更有過之。
現在國内誠已統一，可是野心家不願見我們的統一進步。
他們可說是抱着“兩重标準”的觀念來任意行動。
所謂“兩重标準”，從前是指中國社會裡的男女道德問題；因為本着男女不平等的傳統觀念，所以法律容許男子納妾，而風教強迫女子于夫死守節，這可說是兩重标準。
現在國際間關系也是如此。
我們應知一國的強弱盛衰，并非偶然而緻，而有積久的自取的理由。
人和别的生物一樣，一定要适應環境，才能生存，否則就趨于衰敗或歸淘汰。
現在這世界是機械的世界，是科學的世界。
中國人對于科學的研究，雖有深遠的淵源，可是不久中衰，清季興學以來也繼起不力。
今後精研科學，充實國力，大學生固然應負極重大的責任，而尤其重要的是養成一種組織和系統的精神。
我們知道現今的世界一切事物最重組織，可是中國社會的舊習慣與此很難契合。
中國人民積習最喜個人放任無拘的自由，試問我們以散沙一盤的許多個人來和有組織有規律的現代國家對敵，必無勝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