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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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
編年須簡，略法《春秋》經文，紀事本末則本傳文法度，如朱子《通鑒綱目》。
綱法經，目法傳，則善矣。
古者左史記事，右史記言，取其善可為法，惡可垂誡。
太史公尚知此意，自叙《史記》，附于《春秋》。
八書未能完成，半出後人所補。
班史各志如《禮樂》《食貨》《溝洫》諸篇，皆有精彩，是應全讀。
班氏經術雖不深，然其論禮樂，猶粗知其意，非後之史家所能及也。
《晉書》題唐玄宗禦撰，實則當時大臣依據成本加以編纂。
前此為晉書者凡三十家之多，書成于唐，文字多出晉人，故饒文采。
《南齊書》多記玄言名理，兼及佛法，亦可喜。
《新唐書》論贊不盡佳，大抵出于歐陽公之手者為勝，二宋所為則有遜色矣。
鄭漁仲為《通志》二十略綜古今，具見史識，惟傳記一略可省，其餘金石、文字、蟲魚之類，亦有博物之意。
今日西人所為專門史書，如經濟史、哲學史之流，頗與鄭之一略相當。
總之，作史貴簡，尤貴不陋。
自阮芸台刻《學海堂經解》，而治經學者思想為之锢蔽；自魏默深編《經世文編》，而言政治者盡蹈富強窠臼。
張南皮督學四川，刻《書目答問》《輶軒語》，當時學者家有其書。
吾二十歲前亦嘗奉為圭臬，久而無所得，乃知其所舉入門各書，多于學者無益。
《皇清經解》不足資以通經，《經義考》亦祇是目錄之學，書賈能為之。
而講論義理如《通志堂經解》者，反為所黜。
又如《四庫提要》，張氏以為治群書之門迳，吾嘗卒讀之，而知其立說之偏。
當時戴東原多任編撰之事，對宋儒每加指責，程朱雖功令所尊，亦有微詞。
又如《宋學淵源記》，張氏以為治宋學之門徑，而不知江藩之于義理固無所解也。
論友人某先生雲：可與論史，難與說經；可與料事，難與入理。
以其觀變之深，利害計較太熟故也。
又雲：吾前與一書，亦是對治。
學者于史事太疏，卻不得以此為說。
史家多以諸子為出于王官，如是則官各有守，孔子之删詩書，定禮樂，豈非侵權？其教人豈非越俎？今既祖述孔子，則諸子自以出于六藝為是。
論史學流失雲：老子之失深，左氏之失淺，東萊之失粗。
如今人開口便言“生存競争”，其失不止于陋，直是謬矣。
談尊經，雲：何鍵提議讀經，三中全會付之束閣。
實則縱使行之學校，亦祇視為史料，如所謂“追念過去光榮”雲雲，與經義固了不相幹，微論一般人，章太炎之尊經，即以經為史，而其原本實出于章實齋“六經皆史”之論，真可謂流毒天下，誤盡蒼生。
此其人未嘗知有身心性命之理，故有此說。
實則《春秋》如以史書觀之，真所謂“斷爛朝報”者矣。
《尚書蔡傳》序文稱為“史外傳心”之典，可謂卓識。
尊經之說，微論何鍵，即如章太炎非不尊經，而原本章實齋“六經皆史”之論，實乃尊史。
《春秋》不可作史讀，作史讀則真“斷爛朝報”矣。
《尚書》雖亦當時诏令，而《蔡傳》序文所謂“史外傳心”者，最是中肯之語。
是故經可雲術，其義廣；不可雲學，其義小。
《論語》言“學而時習”、“學而不思”雲雲，“學”字之上，皆不容别貫一字。
今人每言“漢學”、“宋學”、“經學”、“史學”，以及冠以地名人名，标舉學派，皆未為當。
即如“佛學”之名亦不如“佛法”為妥。
讀經須知非是向外求知識，乃能有益。
章太炎提倡讀經，而以經為史，意味完全不同。
餘遊紹興，谒禹陵，見太炎所為碑文，稱禹學于西王母之國，當今之叙裡亞，得其勾股之術，歸而治水。
不知其何所本，縱有依據，未必可靠。
然以此稱禹，異哉！
編年須簡，略法《春秋》經文，紀事本末則本傳文法度，如朱子《通鑒綱目》。
綱法經，目法傳，則善矣。
古者左史記事，右史記言，取其善可為法，惡可垂誡。
太史公尚知此意，自叙《史記》，附于《春秋》。
八書未能完成，半出後人所補。
班史各志如《禮樂》《食貨》《溝洫》諸篇，皆有精彩，是應全讀。
班氏經術雖不深，然其論禮樂，猶粗知其意，非後之史家所能及也。
《晉書》題唐玄宗禦撰，實則當時大臣依據成本加以編纂。
前此為晉書者凡三十家之多，書成于唐，文字多出晉人，故饒文采。
《南齊書》多記玄言名理，兼及佛法，亦可喜。
《新唐書》論贊不盡佳，大抵出于歐陽公之手者為勝，二宋所為則有遜色矣。
鄭漁仲為《通志》二十略綜古今，具見史識，惟傳記一略可省，其餘金石、文字、蟲魚之類，亦有博物之意。
今日西人所為專門史書，如經濟史、哲學史之流，頗與鄭之一略相當。
總之，作史貴簡，尤貴不陋。
自阮芸台刻《學海堂經解》，而治經學者思想為之锢蔽；自魏默深編《經世文編》，而言政治者盡蹈富強窠臼。
張南皮督學四川，刻《書目答問》《輶軒語》，當時學者家有其書。
吾二十歲前亦嘗奉為圭臬，久而無所得，乃知其所舉入門各書，多于學者無益。
《皇清經解》不足資以通經，《經義考》亦祇是目錄之學，書賈能為之。
而講論義理如《通志堂經解》者，反為所黜。
又如《四庫提要》，張氏以為治群書之門迳，吾嘗卒讀之，而知其立說之偏。
當時戴東原多任編撰之事，對宋儒每加指責，程朱雖功令所尊，亦有微詞。
又如《宋學淵源記》，張氏以為治宋學之門徑，而不知江藩之于義理固無所解也。
論友人某先生雲：可與論史，難與說經；可與料事，難與入理。
以其觀變之深，利害計較太熟故也。
又雲：吾前與一書，亦是對治。
學者于史事太疏，卻不得以此為說。
史家多以諸子為出于王官，如是則官各有守，孔子之删詩書，定禮樂，豈非侵權？其教人豈非越俎？今既祖述孔子，則諸子自以出于六藝為是。
論史學流失雲：老子之失深，左氏之失淺，東萊之失粗。
如今人開口便言“生存競争”，其失不止于陋，直是謬矣。
談尊經，雲：何鍵提議讀經，三中全會付之束閣。
實則縱使行之學校，亦祇視為史料，如所謂“追念過去光榮”雲雲，與經義固了不相幹，微論一般人，章太炎之尊經，即以經為史，而其原本實出于章實齋“六經皆史”之論，真可謂流毒天下，誤盡蒼生。
此其人未嘗知有身心性命之理，故有此說。
實則《春秋》如以史書觀之，真所謂“斷爛朝報”者矣。
《尚書蔡傳》序文稱為“史外傳心”之典，可謂卓識。
尊經之說，微論何鍵，即如章太炎非不尊經，而原本章實齋“六經皆史”之論，實乃尊史。
《春秋》不可作史讀，作史讀則真“斷爛朝報”矣。
《尚書》雖亦當時诏令，而《蔡傳》序文所謂“史外傳心”者，最是中肯之語。
是故經可雲術，其義廣；不可雲學，其義小。
《論語》言“學而時習”、“學而不思”雲雲，“學”字之上，皆不容别貫一字。
今人每言“漢學”、“宋學”、“經學”、“史學”，以及冠以地名人名，标舉學派，皆未為當。
即如“佛學”之名亦不如“佛法”為妥。
讀經須知非是向外求知識，乃能有益。
章太炎提倡讀經，而以經為史，意味完全不同。
餘遊紹興，谒禹陵，見太炎所為碑文，稱禹學于西王母之國，當今之叙裡亞，得其勾股之術，歸而治水。
不知其何所本，縱有依據，未必可靠。
然以此稱禹，異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