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學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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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言，将來拟作《四學考》。
因言：曆來講學術源流者，多是作哲學史，注論各家思想而不及其見處。
《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緻而百慮。
”須是明其歸緻，然後辨其塗慮。
塗慮不辨，則失之籠侗；歸緻不明，則忘其本源。
《漢書&bull藝文志》叙各家短長頗詳，亦不必盡當。
如論道家，以為“人君南面之術”，便不是。
孔子言：“雍也，可使南面。
”仲弓便知居敬行簡之道。
是以人君南面，非賴有術。
又雜家、小說、縱橫之流，亦不足數。
餘嘗于民國初年為《諸子彙歸序》一文，但論儒、墨、道、法，将來亦祗須以判教方法分别論之。
但此乃名家事，于自己分上頗少幹涉，不過亦是窮理之一事耳。
道家出于《易》，《易》長于語變，老子深知之。
法家出于《禮》，故荀卿言《禮》，一傳而為李斯、韓非。
道家之失，如莊子文字恣肆，其弊也奢；法家之失，其弊也儉。
實則一為禮之失，一為樂之失。
樂之失為奢，為流。
奢病較小，流病便大。
《四學考》玄學當以王輔嗣為祖，義學以肇公為祖，禅學以大鑒為祖，理學以濂溪為祖。
其後支派繁衍，得失互見，當各為立傳，加以判斷。
中土聖哲名言簡要，不欲說得太盡。
然學者祇治理學，便易涉于籠統，故須兼治玄學、義學、禅學。
但老莊之書，亦殊不易讀。
義學分析入微，極有條理，隋唐間無人能抵得過。
韓柳一輩人，但能作文章而已，不能語微。
然祇是分析精密，又落名言，故禅宗出而掃蕩一切，舉而空之。
濂、洛、關、閩諸大師亦是生得其時，适承禅學之後，因将理學發揮而光大之。
玄學弊在蹈虛，義學救之，剖析入微，而完全落于語言文字。
禅學出而空之，掃蕩一切，而鹵莽承當者誤認人欲為天理，弊病更大。
于是理學出，一切都是實理，誠識禅學之病也。
惟禅學之為人鏟除己見，幹幹淨淨，儒家視之，終覺有遜色耳。
儒學雖一切均說實理，而不能體究，便又是祇記得語言文字。
《宋元學案》載林艾軒答人問忠恕七絕一首雲：“南人偏識荔枝奇，滋味難言祇自知。
剛被北人來藉問，香甜兩字且酬伊。
”可見言語不到處，貴能自己領悟。
問儒書概要，答雲：讀經，注疏不可廢。
此外則《詩集傳》、嚴粲《詩緝》、《韓詩外傳》及《禦纂七經》中《詩說》、胡培翚《儀禮正義》、孫诒讓《周禮正義》、衛湜《禮記集說》、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江慎修《禮書綱目》、《尚書蔡傳》《東萊書說》《易略例》、韓康伯《系辭注》、朱子《易學啟蒙》、伊川《易傳》、《春秋》四傳（《公》《谷》《胡傳》長于義，《左氏》詳于事。
《胡傳》多講攘夷，明朝列入學官，用于科舉，入清廢之。
不知《三傳》亦說攘夷。
至于康有為一派說孔子托古改制，則不可信）；四書用《集注》，《孝經》用黃道周《集傳》；又《近思錄》《二程遺書》《張子全書》《朱子大全》《語類》，象山、陽明之書，皆不可不讀。
玄、義、禅、理四學之起，皆與時代有關。
大抵世太惡濁，便使人有出塵之想。
《通書》：“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也。
”朱子亦未說明，但雲“說中可以概智，說正可以概禮”而已。
吾今乃知之，中正但指卦爻二五，而後實有着落。
“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動是變易，靜是不易，皆是絕待。
立天之道是氣，立地之道是質，立人之道是理。
“太素者未見氣也”雲雲，亦是分論氣質形象，此甚分明。
氣質之性，當以剛柔善惡之言，當孟子之所謂“才”。
若耳目口體之性，乃橫渠所謂“攻取氣之欲”，亦即告子所謂“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類。
孟子亦姑順時人之說以言之，故曰“君子不謂性也”。
耳目口體之性與氣質之性，本不可同日而語，橫渠立此名（案，指“氣質之性”）不是指耳目口體之性，與孟子意自别。
但耳目口體之性亦是氣之所為，此名亦可該攝耳。
朱子《詩集傳》釋《皇矣》“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全用佛說。
畔即背覺，援即合塵也。
張子韶《孟子傳》語多玩弄光景，以用為性。
使朱子見之，必與痛駁。
總之，讀書太不細心，下筆又多率爾故也。
說經不可有一毫勝心在，慈湖亦有信筆寫去之病。
格物之“物”，溫公所說，單講亦是好話，說《大學》便差。
即如陽明天泉證道答問，“為善去惡是格物”，亦是好話，講《大學》便非。
要建立宗旨，便是敗缺處。
《朱子晚年定論》之作，亦是未審對機之義，不免猶有個我在也。
孟子“舍我其誰”，說來猶有個“我”在。
孔子“天生德于予”，則無我矣。
此語乍看可異，實則人人皆
因言：曆來講學術源流者，多是作哲學史，注論各家思想而不及其見處。
《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緻而百慮。
”須是明其歸緻，然後辨其塗慮。
塗慮不辨，則失之籠侗；歸緻不明，則忘其本源。
《漢書&bull藝文志》叙各家短長頗詳，亦不必盡當。
如論道家，以為“人君南面之術”，便不是。
孔子言：“雍也，可使南面。
”仲弓便知居敬行簡之道。
是以人君南面，非賴有術。
又雜家、小說、縱橫之流，亦不足數。
餘嘗于民國初年為《諸子彙歸序》一文，但論儒、墨、道、法，将來亦祗須以判教方法分别論之。
但此乃名家事，于自己分上頗少幹涉，不過亦是窮理之一事耳。
道家出于《易》，《易》長于語變，老子深知之。
法家出于《禮》，故荀卿言《禮》，一傳而為李斯、韓非。
道家之失，如莊子文字恣肆，其弊也奢；法家之失，其弊也儉。
實則一為禮之失，一為樂之失。
樂之失為奢，為流。
奢病較小，流病便大。
《四學考》玄學當以王輔嗣為祖，義學以肇公為祖，禅學以大鑒為祖，理學以濂溪為祖。
其後支派繁衍，得失互見，當各為立傳，加以判斷。
中土聖哲名言簡要，不欲說得太盡。
然學者祇治理學，便易涉于籠統，故須兼治玄學、義學、禅學。
但老莊之書，亦殊不易讀。
義學分析入微，極有條理，隋唐間無人能抵得過。
韓柳一輩人，但能作文章而已，不能語微。
然祇是分析精密，又落名言，故禅宗出而掃蕩一切，舉而空之。
濂、洛、關、閩諸大師亦是生得其時，适承禅學之後，因将理學發揮而光大之。
玄學弊在蹈虛，義學救之，剖析入微，而完全落于語言文字。
禅學出而空之，掃蕩一切，而鹵莽承當者誤認人欲為天理，弊病更大。
于是理學出，一切都是實理，誠識禅學之病也。
惟禅學之為人鏟除己見，幹幹淨淨，儒家視之，終覺有遜色耳。
儒學雖一切均說實理，而不能體究，便又是祇記得語言文字。
《宋元學案》載林艾軒答人問忠恕七絕一首雲：“南人偏識荔枝奇，滋味難言祇自知。
剛被北人來藉問，香甜兩字且酬伊。
”可見言語不到處，貴能自己領悟。
問儒書概要，答雲：讀經，注疏不可廢。
此外則《詩集傳》、嚴粲《詩緝》、《韓詩外傳》及《禦纂七經》中《詩說》、胡培翚《儀禮正義》、孫诒讓《周禮正義》、衛湜《禮記集說》、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江慎修《禮書綱目》、《尚書蔡傳》《東萊書說》《易略例》、韓康伯《系辭注》、朱子《易學啟蒙》、伊川《易傳》、《春秋》四傳（《公》《谷》《胡傳》長于義，《左氏》詳于事。
《胡傳》多講攘夷，明朝列入學官，用于科舉，入清廢之。
不知《三傳》亦說攘夷。
至于康有為一派說孔子托古改制，則不可信）；四書用《集注》，《孝經》用黃道周《集傳》；又《近思錄》《二程遺書》《張子全書》《朱子大全》《語類》，象山、陽明之書，皆不可不讀。
玄、義、禅、理四學之起，皆與時代有關。
大抵世太惡濁，便使人有出塵之想。
《通書》：“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也。
”朱子亦未說明，但雲“說中可以概智，說正可以概禮”而已。
吾今乃知之，中正但指卦爻二五，而後實有着落。
“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動是變易，靜是不易，皆是絕待。
立天之道是氣，立地之道是質，立人之道是理。
“太素者未見氣也”雲雲，亦是分論氣質形象，此甚分明。
氣質之性，當以剛柔善惡之言，當孟子之所謂“才”。
若耳目口體之性，乃橫渠所謂“攻取氣之欲”，亦即告子所謂“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類。
孟子亦姑順時人之說以言之，故曰“君子不謂性也”。
耳目口體之性與氣質之性，本不可同日而語，橫渠立此名（案，指“氣質之性”）不是指耳目口體之性，與孟子意自别。
但耳目口體之性亦是氣之所為，此名亦可該攝耳。
朱子《詩集傳》釋《皇矣》“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全用佛說。
畔即背覺，援即合塵也。
張子韶《孟子傳》語多玩弄光景，以用為性。
使朱子見之，必與痛駁。
總之，讀書太不細心，下筆又多率爾故也。
說經不可有一毫勝心在，慈湖亦有信筆寫去之病。
格物之“物”，溫公所說，單講亦是好話，說《大學》便差。
即如陽明天泉證道答問，“為善去惡是格物”，亦是好話，講《大學》便非。
要建立宗旨，便是敗缺處。
《朱子晚年定論》之作，亦是未審對機之義，不免猶有個我在也。
孟子“舍我其誰”，說來猶有個“我”在。
孔子“天生德于予”，則無我矣。
此語乍看可異，實則人人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