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顧颉剛論古史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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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這話裡有許多設定，但不這樣則既不能解孔子緣何得大名之謎，又不能把一切最早較有道理的孔子傳說聯合貫串起來。
假如這個思想不全錯，則《春秋》一部書不容一筆抹殺，而《春秋》與孔子的各類關系不能一言斷其為無。
現在我們對于《春秋》這部書，第一要問它是魯史否？這事很好決定，把書上日食核對一番，便可馬上斷定它是不是當時的記載。
便可去問，是不是孔子所筆削。
現在我實在想不到有什麼确據去肯定或否定，現在存留的材料實在是太少了。
然把孔子“論其世”一下，連串其《論語》等等來，我們可以說孔子訂《春秋》，不見得不是一個自然的事實。
即令《春秋》不經孔子手定，恐怕也是一部孔子後不久而出的著作，這著作固名為《春秋》或即是現在所存的“斷爛朝報”。
即不然，在道理上當與現在的“斷爛朝報”同類。
所以才有孟子的話。
這書的思想之源泉，總是在孔子的。
既認定綱領，則如有人說“孔子作《春秋》”，或者說“孔子後學以孔子之旨作《春秋》”，是沒有原理上的分别。
公羊家言亦是屢變。
《傳》、《繁露》，何氏，各不同。
今去公羊家之迂論與“泰甚”，去枝去葉，參着《論語》，旁邊不忘孟子的話，我們不免覺得，這公羊學的宗旨是一個封建制度正名的，确尚有春秋末的背景，确不類戰國中的背景，尤其不類漢。
三世三統皆後說，與公羊本義無涉。
大凡一種系統的僞造，必須與造者廣義的自身合拍，如古文之與新朝政治是也。
公羊家言自然許多是漢朝物事，然它不泰不甚的物事實不與漢朝相幹。
大凡大家看不起《春秋》的原因，都是後人以曆史待它的原故，于是乎有“斷爛朝報”之說。
這話非常的妙。
但知《春秋》不是以記事為本分，則它之為斷爛朝報不是它的緻命傷。
這句絕妙好詞，被梁任公改為“流水賬簿”，便極其俗氣而又錯了。
一、《春秋》像朝報而不像賬簿；二、流水賬簿隻是未加整理之賬，并非斷爛之賬。
斷爛之賬簿乃是上海新聞大家張東荪先生所辦《時事新報》的時評，或有或無，全憑高興，沒有人敢以這樣的方法寫流水賬的。
“史”之成一觀念，是很後來的。
章實齋說六經皆史，實在是把後來的名詞，後來的觀念，加到古人的物事上而齊之，等于說“六經皆理學”一樣的不通。
且中國人于史的觀念從來未十分客觀過。
司馬氏、班氏都是自比于孔子而作經。
即司馬君實也是重在“資治”上。
鄭夾漈也是要去貫天人的。
嚴格說來，恐怕客觀的曆史家要從顧颉剛算起罷。
其所以有魯之記載，容或用為當時貴族社會中一種倫理的設用，本來已有點筆削，而孔子或孔子後世借原文自寄其筆削褒貶，也是自然。
我們終不能說《春秋》是絕對客觀。
或者因為當時書寫的材料尚很缺乏，或者因為忌諱，所以成了春秋這麼一種怪文體，而不得不成一目錄，但提醒其下之微言大義而已。
這類事正很近人情。
魯史紀年必不始于隐公，亦必不終于哀公，而《春秋》卻始于東遷的平王，被弑的隐公，終于獲麟或孔丘卒，其式自成一個終始。
故如以朝報言，則誠哉其斷爛了，如以一個倫理原則之施作言，乃有頭有尾的。
孟子的叙《詩》和《春秋》雖然是“不科學的”，但這話雖錯而甚有注意的價值。
從來有許多錯話是值得注意的。
把詩和倫理混為一談，孔子時已成習慣了。
孔子到孟子百多年，照這方面“進化”，不免到了“《詩》亡《春秋》作”之說。
孟子說“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頭一句頗可注意。
以狹義論，《春秋》中齊桓、晉文事甚少。
以廣義論，齊桓、晉文之事為霸者之征伐會盟，未嘗不可說《春秋》之“事則齊桓晉文”。
孔子或孔子後人做了一部書，以齊桓、晉文之事為題目，其道理可想。
又“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翻作現在的話，就是說，雖然以曆史為材料，而我用來但為倫理法則之施用場。
《春秋》大不類孟子的工具。
如孟子那些“于傳有之”的秘書，湯之囿，文王之囿，舜之老弟，禹之小兒，都随時為他使喚。
隻有這《春秋》，大有些不得不談，談卻于他無益的樣子。
如謂《春秋》絕殺君，孟子卻油油然發他那“誅一夫”，“如寇仇”，“則易位”的議論。
如謂“春秋道名分”，則孟子日日談王齊。
春秋之事則齊桓晉文，而孟子則謂“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這些不合拍都顯出這些話裡自己的作用甚少，所以更有資助參考的價值。
當年少數人的貴族社會，自然有他們的标準和輿論，大約這就是史記事又筆削的所由起。
史決不會起于客觀的紀載事迹；可以由宗教的意思，後來變成倫理道德的意思起，可以由文學的意思起。
《國語》自然屬下一類，但《春秋》顯然不是這局面，孔子和儒宗顯然不是戲劇家。
總括以上的涉想，我覺得《春秋》之是否孔子所寫是小題，《春秋》傳說的思想是否為孔子的思想是大題。
由前一題，無可取證。
由後一題，大近情理。
我覺得孔子以抓到當年時代的總題目而成列國的聲名，并不是靠什麼六藝。
孔子、六藝、儒家三者的關系，我覺得是由地理造成的。
鄒魯在東周是文化最深密的地方。
六藝本是當地的風化。
所以孔子與墨子同誦《詩》、《書》，同觀列國《春秋》。
與其謂孔子定六藝，毋甯謂六藝定孔子。
所以六藝實在是魯學。
或者當時孔子有個國際間的大名，又有好多門徒，魯國的中産上流階級每牽引孔子以為榮，于是各門各藝都“自孔氏”。
孔子一生未曾提過《易》，而商瞿未一見于《論語》，也成了孔門弟子了。
孔門《弟子列傳》一篇，其中真有無量不可能的事。
大約是司馬子長跑到魯國的時候，把一群虛榮心造成的各“書香人家”的假家譜抄來，成一篇《孔子弟子列傳》。
我的意思可以最單簡如此說：六藝是魯國的風氣，儒家是魯國的人們；孔子所以與六藝儒家生關系，因為孔子是魯人。
與其謂六藝是儒家，是孔學，毋甯謂六藝是魯學。
世上每每有些名實不符的事。
例如後來所謂漢學，實在是王伯厚，晁公武之宋學；後來所謂宋學，實在是明朝官學。
我想去搜材料，證明儒是魯學，經是漢定（今文亦然）。
康有為但見新學有僞經，不見漢學有僞經。
即子家亦是漢朝給它一個定訂。
大約現行子書，都是劉向一班人為它定了次叙的。
墨子一部書的次叙，竟然是一個儒家而頗蕪雜的人定的，故最不是墨子的居最先。
前七篇皆儒家言，或是有道家言與墨絕端相反者（如太盛難寄），知大半子書是漢朝官訂本（此意多年前告适之先生，他未注意），則知想把古書古史整理，非清理漢朝幾百年一筆大賬在先不可也。
三 在周漢方術家的世界中幾個趨向 我不贊成适之先生把記載老子、孔子、墨子等等之書呼作哲學史。
中國本沒有所謂哲學。
多謝上帝，給我們民族這麼一個健康的習慣。
我們中國所有的哲學，盡多到蘇格拉底那樣子而止，就是柏拉圖的也尚不全有，更不必論到近代學院中的專技哲學，自貸嘉、來蔔尼茲以來的。
我們若呼子家為哲學家，大有誤會之可能。
大凡用新名詞稱舊物事，物質的東西是可以的，因為相同；人文上的物事是每每不可以的，因為多是似同而異。
現在我們姑稱這些人們（子家）為方術家。
思想一個名詞也以少用為是。
蓋漢朝人的東西多半可說思想了，而晚周的東西總應該說是方術。
禹、舜、堯、伏羲、黃帝等等名詞的真正來源，我想還是出于民間。
除黃帝是秦俗之神外，如堯，我拟是唐國（晉）民間的一個傳說。
舜，我拟是中國之虞或陳或荊蠻之吳民間的一個傳說。
堯、舜或即此等地方之君（在一時）。
颛顼為秦之傳說，喾為楚之傳說，或即其圖騰。
帝是仿例以加之詞（始隻有上帝但言帝），堯、舜都是綽号。
其始以民族不同方域隔膜而各稱其神與傳說；其後以互相流通而傳說出于本境，遷土則變，變則各種之裝飾出焉。
各類變更所由之目的各不同，今姑想起下列幾件： （一）理智化——一神秘之神成一道德之王。
（二）人間化——一抽象之德成一有生有死之傳。
又有下列一種趨勢可尋： 滿意于周之文化尤其是魯所代表者（孔子）。
不滿意于周之文化而謂孔子損益三代者。
舉三代盡不措意，薄征誅而想禅讓，遂有堯舜的化身。
此說又激成三派： （1）并堯、舜亦覺得太有人間煙火氣，于是有許由、務光。
與這極端反背的便是“誅華士”，《戰國策》上請誅於陵仲子之論。
（2）寬容一下，并堯、舜、湯、武為一系的明王。
（《孟子》） （3）爽性在堯、舜前再安上一個大帽子，于是有神農、黃帝、伏羲等等。
這種和他種趨勢不是以無目的而為的。
上條中看出一個古道宗思想與古儒宗思想的相互影響，相互為因果。
自然儒宗、道宗這名詞不能安在孔子時代或更前，因為儒家一名不過是魯國的名詞，而道家一名必然更後，總是漢朝的名詞，或更在漢名詞“黃老”以後。
《史記》雖有申不害學“黃老刑名以幹昭侯”的話，但漢初所謂黃老實即刑名之廣義，申不害學刑名而漢人以當時名詞名之，遂學了黃老刑名。
然而我們總可為這兩個詞造個新界說，但為這一段的應用。
我們第一要設定的，是孔子時代已經有一種有遺訓的而又甚細密的文化，對這文化的處置可以千殊萬别，然而大體上或者可分為兩項： 一、根本是承受這遺傳文化的，但願多多少少損益于其中。
我們姑名此為古儒宗的趨勢。
二、根本上不大承認，革命于其外。
我們姑名此為古道宗的趨勢。
名詞不過界說的縮短，切勿執名詞而看此節。
我們自不妨虛位的定這二事為AB，但這種代數法，使人不快耳。
造這些名詞如堯、舜、許由、務光、黃（這字先帶如許後來道士氣）帝、華士、神農，和《莊子》書中的這氏那氏，想多是出于古道宗，因為這些人物最初都含些道宗的意味。
《論語》上的舜，南面無為。
許行的神農，是并耕而食。
這說自然流行也很有力，儒宗不得不取适應之法。
除為少數不很要緊者造個謠言，說“這正是我們的祖師所誅”（如周公誅華士）外。
大多數已于民間有勢力者是非引進不可了。
便把這名詞引進，加上些儒家的意味。
于是乎絕世的許由成了士師的臯陶（這兩種人也有共同，即是俱為忍人）；南面無為的舜，以大功二十而為天子，并耕的神農本不多事，又不做買賣，而《易·系》的神農“耒耨之利，以教天下”，加上做買賣，雖許子亦應覺其何以不憚煩也。
照儒宗的人生觀，文獻征者征之，本用不着造這些名詞以自苦：無如這些名詞先已在民間成了有勢力的傳說，後又在道宗手中成了寄理想的人物，故非取來改用不可。
若道宗則非先造這些非曆史的人物不能資号召。
既造，或既取用，則儒宗先生也沒有别法對付，隻有翻着面過來說，“你所謂者正是我們的‘于傳有之’，不過我們的真傳所載與你這邪說所稱名一而實
假如這個思想不全錯，則《春秋》一部書不容一筆抹殺，而《春秋》與孔子的各類關系不能一言斷其為無。
現在我們對于《春秋》這部書，第一要問它是魯史否？這事很好決定，把書上日食核對一番，便可馬上斷定它是不是當時的記載。
便可去問，是不是孔子所筆削。
現在我實在想不到有什麼确據去肯定或否定，現在存留的材料實在是太少了。
然把孔子“論其世”一下，連串其《論語》等等來，我們可以說孔子訂《春秋》，不見得不是一個自然的事實。
即令《春秋》不經孔子手定，恐怕也是一部孔子後不久而出的著作，這著作固名為《春秋》或即是現在所存的“斷爛朝報”。
即不然，在道理上當與現在的“斷爛朝報”同類。
所以才有孟子的話。
這書的思想之源泉，總是在孔子的。
既認定綱領，則如有人說“孔子作《春秋》”，或者說“孔子後學以孔子之旨作《春秋》”，是沒有原理上的分别。
公羊家言亦是屢變。
《傳》、《繁露》，何氏，各不同。
今去公羊家之迂論與“泰甚”，去枝去葉，參着《論語》，旁邊不忘孟子的話，我們不免覺得，這公羊學的宗旨是一個封建制度正名的，确尚有春秋末的背景，确不類戰國中的背景，尤其不類漢。
三世三統皆後說，與公羊本義無涉。
大凡一種系統的僞造，必須與造者廣義的自身合拍，如古文之與新朝政治是也。
公羊家言自然許多是漢朝物事，然它不泰不甚的物事實不與漢朝相幹。
大凡大家看不起《春秋》的原因，都是後人以曆史待它的原故，于是乎有“斷爛朝報”之說。
這話非常的妙。
但知《春秋》不是以記事為本分，則它之為斷爛朝報不是它的緻命傷。
這句絕妙好詞，被梁任公改為“流水賬簿”，便極其俗氣而又錯了。
一、《春秋》像朝報而不像賬簿；二、流水賬簿隻是未加整理之賬，并非斷爛之賬。
斷爛之賬簿乃是上海新聞大家張東荪先生所辦《時事新報》的時評，或有或無，全憑高興，沒有人敢以這樣的方法寫流水賬的。
“史”之成一觀念，是很後來的。
章實齋說六經皆史，實在是把後來的名詞，後來的觀念，加到古人的物事上而齊之，等于說“六經皆理學”一樣的不通。
且中國人于史的觀念從來未十分客觀過。
司馬氏、班氏都是自比于孔子而作經。
即司馬君實也是重在“資治”上。
鄭夾漈也是要去貫天人的。
嚴格說來，恐怕客觀的曆史家要從顧颉剛算起罷。
其所以有魯之記載，容或用為當時貴族社會中一種倫理的設用，本來已有點筆削，而孔子或孔子後世借原文自寄其筆削褒貶，也是自然。
我們終不能說《春秋》是絕對客觀。
或者因為當時書寫的材料尚很缺乏，或者因為忌諱，所以成了春秋這麼一種怪文體，而不得不成一目錄，但提醒其下之微言大義而已。
這類事正很近人情。
魯史紀年必不始于隐公，亦必不終于哀公，而《春秋》卻始于東遷的平王，被弑的隐公，終于獲麟或孔丘卒，其式自成一個終始。
故如以朝報言，則誠哉其斷爛了，如以一個倫理原則之施作言，乃有頭有尾的。
孟子的叙《詩》和《春秋》雖然是“不科學的”，但這話雖錯而甚有注意的價值。
從來有許多錯話是值得注意的。
把詩和倫理混為一談，孔子時已成習慣了。
孔子到孟子百多年，照這方面“進化”，不免到了“《詩》亡《春秋》作”之說。
孟子說“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頭一句頗可注意。
以狹義論，《春秋》中齊桓、晉文事甚少。
以廣義論，齊桓、晉文之事為霸者之征伐會盟，未嘗不可說《春秋》之“事則齊桓晉文”。
孔子或孔子後人做了一部書，以齊桓、晉文之事為題目，其道理可想。
又“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翻作現在的話，就是說，雖然以曆史為材料，而我用來但為倫理法則之施用場。
《春秋》大不類孟子的工具。
如孟子那些“于傳有之”的秘書，湯之囿，文王之囿，舜之老弟，禹之小兒，都随時為他使喚。
隻有這《春秋》，大有些不得不談，談卻于他無益的樣子。
如謂《春秋》絕殺君，孟子卻油油然發他那“誅一夫”，“如寇仇”，“則易位”的議論。
如謂“春秋道名分”，則孟子日日談王齊。
春秋之事則齊桓晉文，而孟子則謂“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這些不合拍都顯出這些話裡自己的作用甚少，所以更有資助參考的價值。
當年少數人的貴族社會，自然有他們的标準和輿論，大約這就是史記事又筆削的所由起。
史決不會起于客觀的紀載事迹；可以由宗教的意思，後來變成倫理道德的意思起，可以由文學的意思起。
《國語》自然屬下一類，但《春秋》顯然不是這局面，孔子和儒宗顯然不是戲劇家。
總括以上的涉想，我覺得《春秋》之是否孔子所寫是小題，《春秋》傳說的思想是否為孔子的思想是大題。
由前一題，無可取證。
由後一題，大近情理。
我覺得孔子以抓到當年時代的總題目而成列國的聲名，并不是靠什麼六藝。
孔子、六藝、儒家三者的關系，我覺得是由地理造成的。
鄒魯在東周是文化最深密的地方。
六藝本是當地的風化。
所以孔子與墨子同誦《詩》、《書》，同觀列國《春秋》。
與其謂孔子定六藝，毋甯謂六藝定孔子。
所以六藝實在是魯學。
或者當時孔子有個國際間的大名，又有好多門徒，魯國的中産上流階級每牽引孔子以為榮，于是各門各藝都“自孔氏”。
孔子一生未曾提過《易》，而商瞿未一見于《論語》，也成了孔門弟子了。
孔門《弟子列傳》一篇，其中真有無量不可能的事。
大約是司馬子長跑到魯國的時候，把一群虛榮心造成的各“書香人家”的假家譜抄來，成一篇《孔子弟子列傳》。
我的意思可以最單簡如此說：六藝是魯國的風氣，儒家是魯國的人們；孔子所以與六藝儒家生關系，因為孔子是魯人。
與其謂六藝是儒家，是孔學，毋甯謂六藝是魯學。
世上每每有些名實不符的事。
例如後來所謂漢學，實在是王伯厚，晁公武之宋學；後來所謂宋學，實在是明朝官學。
我想去搜材料，證明儒是魯學，經是漢定（今文亦然）。
康有為但見新學有僞經，不見漢學有僞經。
即子家亦是漢朝給它一個定訂。
大約現行子書，都是劉向一班人為它定了次叙的。
墨子一部書的次叙，竟然是一個儒家而頗蕪雜的人定的，故最不是墨子的居最先。
前七篇皆儒家言，或是有道家言與墨絕端相反者（如太盛難寄），知大半子書是漢朝官訂本（此意多年前告适之先生，他未注意），則知想把古書古史整理，非清理漢朝幾百年一筆大賬在先不可也。
三 在周漢方術家的世界中幾個趨向 我不贊成适之先生把記載老子、孔子、墨子等等之書呼作哲學史。
中國本沒有所謂哲學。
多謝上帝，給我們民族這麼一個健康的習慣。
我們中國所有的哲學，盡多到蘇格拉底那樣子而止，就是柏拉圖的也尚不全有，更不必論到近代學院中的專技哲學，自貸嘉、來蔔尼茲以來的。
我們若呼子家為哲學家，大有誤會之可能。
大凡用新名詞稱舊物事，物質的東西是可以的，因為相同；人文上的物事是每每不可以的，因為多是似同而異。
現在我們姑稱這些人們（子家）為方術家。
思想一個名詞也以少用為是。
蓋漢朝人的東西多半可說思想了，而晚周的東西總應該說是方術。
禹、舜、堯、伏羲、黃帝等等名詞的真正來源，我想還是出于民間。
除黃帝是秦俗之神外，如堯，我拟是唐國（晉）民間的一個傳說。
舜，我拟是中國之虞或陳或荊蠻之吳民間的一個傳說。
堯、舜或即此等地方之君（在一時）。
颛顼為秦之傳說，喾為楚之傳說，或即其圖騰。
帝是仿例以加之詞（始隻有上帝但言帝），堯、舜都是綽号。
其始以民族不同方域隔膜而各稱其神與傳說；其後以互相流通而傳說出于本境，遷土則變，變則各種之裝飾出焉。
各類變更所由之目的各不同，今姑想起下列幾件： （一）理智化——一神秘之神成一道德之王。
（二）人間化——一抽象之德成一有生有死之傳。
又有下列一種趨勢可尋： 滿意于周之文化尤其是魯所代表者（孔子）。
不滿意于周之文化而謂孔子損益三代者。
舉三代盡不措意，薄征誅而想禅讓，遂有堯舜的化身。
此說又激成三派： （1）并堯、舜亦覺得太有人間煙火氣，于是有許由、務光。
與這極端反背的便是“誅華士”，《戰國策》上請誅於陵仲子之論。
（2）寬容一下，并堯、舜、湯、武為一系的明王。
（《孟子》） （3）爽性在堯、舜前再安上一個大帽子，于是有神農、黃帝、伏羲等等。
這種和他種趨勢不是以無目的而為的。
上條中看出一個古道宗思想與古儒宗思想的相互影響，相互為因果。
自然儒宗、道宗這名詞不能安在孔子時代或更前，因為儒家一名不過是魯國的名詞，而道家一名必然更後，總是漢朝的名詞，或更在漢名詞“黃老”以後。
《史記》雖有申不害學“黃老刑名以幹昭侯”的話，但漢初所謂黃老實即刑名之廣義，申不害學刑名而漢人以當時名詞名之，遂學了黃老刑名。
然而我們總可為這兩個詞造個新界說，但為這一段的應用。
我們第一要設定的，是孔子時代已經有一種有遺訓的而又甚細密的文化，對這文化的處置可以千殊萬别，然而大體上或者可分為兩項： 一、根本是承受這遺傳文化的，但願多多少少損益于其中。
我們姑名此為古儒宗的趨勢。
二、根本上不大承認，革命于其外。
我們姑名此為古道宗的趨勢。
名詞不過界說的縮短，切勿執名詞而看此節。
我們自不妨虛位的定這二事為AB，但這種代數法，使人不快耳。
造這些名詞如堯、舜、許由、務光、黃（這字先帶如許後來道士氣）帝、華士、神農，和《莊子》書中的這氏那氏，想多是出于古道宗，因為這些人物最初都含些道宗的意味。
《論語》上的舜，南面無為。
許行的神農，是并耕而食。
這說自然流行也很有力，儒宗不得不取适應之法。
除為少數不很要緊者造個謠言，說“這正是我們的祖師所誅”（如周公誅華士）外。
大多數已于民間有勢力者是非引進不可了。
便把這名詞引進，加上些儒家的意味。
于是乎絕世的許由成了士師的臯陶（這兩種人也有共同，即是俱為忍人）；南面無為的舜，以大功二十而為天子，并耕的神農本不多事，又不做買賣，而《易·系》的神農“耒耨之利，以教天下”，加上做買賣，雖許子亦應覺其何以不憚煩也。
照儒宗的人生觀，文獻征者征之，本用不着造這些名詞以自苦：無如這些名詞先已在民間成了有勢力的傳說，後又在道宗手中成了寄理想的人物，故非取來改用不可。
若道宗則非先造這些非曆史的人物不能資号召。
既造，或既取用，則儒宗先生也沒有别法對付，隻有翻着面過來說，“你所謂者正是我們的‘于傳有之’，不過我們的真傳所載與你這邪說所稱名一而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