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以文為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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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他的定格裡上有漢樂府，下有唐詩，其實也已經不純是抒情的傳統，與那兩句古話不盡合了。
到了清代中晚期，提倡所謂宋詩，那新傳統複活了而且變本加厲，以金石考訂入詩；《清詩彙》自序且诩為“詩道之尊”。
章炳麟《辨詩》以為這種考訂金石之作“比于馬醫歌括”，胡适之在《什麼是文學》中也以為這種詩不是詩。
他們都是或多或少皈依那抒情的傳統的。
但是詩文的界劃，宋以前既不分明，宋以來理論上雖然分明，事實上也不全然分明，堅持到底，怕也難成定論。
所以韓愈“以文為詩”似乎并不礙其為詩。
南宋陳善《扪虱新話》雲：“韓以文為詩，杜以詩為文，世傳以為戲；然文中要自有詩，詩中要自有文，亦相生法也。
”這是極明通的議論。
可是“以文為詩”在我們的詩文評裡成了一個熱鬧的問題，“以詩為文”卻似乎不大成問題的樣子，這是什麼緣故呢？大概宋以前“詩”一直包在“文”裡，宋人在理論上将詩文分開了，事實上卻分不開，無論對于古人的作品或當時人的作品都如此。
這種理論和事實的不一緻，便引起許多熱烈的讨論。
至于文，自來兼有叙事、議論、描寫、抒情等作用，本無确定的界限，不管在理論上和事實上。
宋人還将辭賦放在文裡，可見他們是不以文的抒情的作用為嫌的。
《扪虱新話》引的“杜以詩為文”的話，是僅有的例外。
那隻是說杜甫作文，用字造句往往像作詩一般，所以顯得别别扭扭的。
“韓以文為詩”是成功了，“杜以詩為文”卻失敗了。
杜的文沒有人愛學，也很少人愛讀。
這也是“以詩為文”引不起熱鬧的讨論的一個原因。
但類似的讨論卻不是沒有，唐劉知幾《史通·叙事》論“近古”史書，詞多繁複，事喜藻飾。
那些時候作史多用骈體，骈體含着很多抒情的成分，繁複和藻飾，正是抒情的主要手法，用來叙事，卻是不相宜的。
這繁複與藻飾，按宋人的标準說，也正是詩的精彩。
劉知幾時代，詩文還未分家，更無所謂骈散之辨，但他所指出的問題，若用宋人的術語，卻正是“以詩為文”那句話。
到了清代，骈散的争辯熱鬧起來了，古文家論骈體的短處，也從這裡着眼。
如曾國潘的話： 自東漢至隋，文人秀士，大抵義不孤行，辭多俪語；即議大政，考大禮，亦每綴以排比之句，間以婀娜之聲。
曆唐代而不改；雖韓、李銳志複古，而不能革舉世骈體之風。
此皆習于情韻者類也。
（《湖南文征序》） “習于情韻”就是“抒情”，和那“排比之句”，“婀娜之聲”，都是。
這裡所讨論的，其實也還是“以詩為文”那句話。
不過這種讨論，我們的詩文評都放在“骈散”一目下，不從詩文分界的立場看。
“以詩為文”的問題，宋人既未全貌的提出，可以作為這個問題的正面的“骈散”的讨論，又不挂在它的賬上，所以就似乎不大成問題的樣子了。
新文學運動以來，我們輸入了西洋的種種詩文觀念。
宋人的詩文分界說，特别是詩的觀念，即使不和輸入的詩文觀念相合，也是相近的。
單就詩說，初期的自由詩有人譏為分行的散文，還帶着宋以來詩的傳統的影響。
第一個提倡新詩的胡适之還提倡以詩說理呢。
但是後來的格律詩和象征詩便走上新的純粹抒情的路。
這該是宋人理想的實現。
可是詩的路卻似乎越走越窄，作者和讀者也似乎越來越少。
這裡也許用得着J.M.Murry《風格問題》一書中的看法。
他說，“在某種文化的水準上，加上種種經濟的社會的情形（這些值得詳加研究），某種藝術的或文學的體式是會逼着人接受的。
”（四八面）宋以來怕可以說是我們的散文時代，散文的體式逼着一般作家接受；詩不得不散文化，散文化的詩才有愛學愛讀的人。
現代詩走回詩的“正”路，但是理睬的人便少了。
隻看現代散文（包括小說）的發展是如何壓倒了詩的發展，就知此中消息。
詩暫時怕隻是少數人的愛好（這些人自然也是不可少的），它的繁榮怕要在另一個時代。
Murry還說：“批評隻消研讨基本的成分，比較着看；它所着眼的是創造想象，除非要研讨文字的細節，是不必顧到詩文的分别的。
”（五二、五三面）照這個看法，“以文為詩”也該是不成問題的。
（《學文周刊》，濟南《大華日報》）
到了清代中晚期，提倡所謂宋詩，那新傳統複活了而且變本加厲，以金石考訂入詩；《清詩彙》自序且诩為“詩道之尊”。
章炳麟《辨詩》以為這種考訂金石之作“比于馬醫歌括”，胡适之在《什麼是文學》中也以為這種詩不是詩。
他們都是或多或少皈依那抒情的傳統的。
但是詩文的界劃，宋以前既不分明，宋以來理論上雖然分明，事實上也不全然分明，堅持到底，怕也難成定論。
所以韓愈“以文為詩”似乎并不礙其為詩。
南宋陳善《扪虱新話》雲：“韓以文為詩，杜以詩為文，世傳以為戲；然文中要自有詩，詩中要自有文，亦相生法也。
”這是極明通的議論。
可是“以文為詩”在我們的詩文評裡成了一個熱鬧的問題，“以詩為文”卻似乎不大成問題的樣子，這是什麼緣故呢？大概宋以前“詩”一直包在“文”裡，宋人在理論上将詩文分開了，事實上卻分不開，無論對于古人的作品或當時人的作品都如此。
這種理論和事實的不一緻，便引起許多熱烈的讨論。
至于文，自來兼有叙事、議論、描寫、抒情等作用，本無确定的界限，不管在理論上和事實上。
宋人還将辭賦放在文裡，可見他們是不以文的抒情的作用為嫌的。
《扪虱新話》引的“杜以詩為文”的話，是僅有的例外。
那隻是說杜甫作文，用字造句往往像作詩一般，所以顯得别别扭扭的。
“韓以文為詩”是成功了，“杜以詩為文”卻失敗了。
杜的文沒有人愛學，也很少人愛讀。
這也是“以詩為文”引不起熱鬧的讨論的一個原因。
但類似的讨論卻不是沒有，唐劉知幾《史通·叙事》論“近古”史書，詞多繁複，事喜藻飾。
那些時候作史多用骈體，骈體含着很多抒情的成分，繁複和藻飾，正是抒情的主要手法，用來叙事，卻是不相宜的。
這繁複與藻飾，按宋人的标準說，也正是詩的精彩。
劉知幾時代，詩文還未分家，更無所謂骈散之辨，但他所指出的問題，若用宋人的術語，卻正是“以詩為文”那句話。
到了清代，骈散的争辯熱鬧起來了，古文家論骈體的短處，也從這裡着眼。
如曾國潘的話： 自東漢至隋，文人秀士，大抵義不孤行，辭多俪語；即議大政，考大禮，亦每綴以排比之句，間以婀娜之聲。
曆唐代而不改；雖韓、李銳志複古，而不能革舉世骈體之風。
此皆習于情韻者類也。
（《湖南文征序》） “習于情韻”就是“抒情”，和那“排比之句”，“婀娜之聲”，都是。
這裡所讨論的，其實也還是“以詩為文”那句話。
不過這種讨論，我們的詩文評都放在“骈散”一目下，不從詩文分界的立場看。
“以詩為文”的問題，宋人既未全貌的提出，可以作為這個問題的正面的“骈散”的讨論，又不挂在它的賬上，所以就似乎不大成問題的樣子了。
新文學運動以來，我們輸入了西洋的種種詩文觀念。
宋人的詩文分界說，特别是詩的觀念，即使不和輸入的詩文觀念相合，也是相近的。
單就詩說，初期的自由詩有人譏為分行的散文，還帶着宋以來詩的傳統的影響。
第一個提倡新詩的胡适之還提倡以詩說理呢。
但是後來的格律詩和象征詩便走上新的純粹抒情的路。
這該是宋人理想的實現。
可是詩的路卻似乎越走越窄，作者和讀者也似乎越來越少。
這裡也許用得着J.M.Murry《風格問題》一書中的看法。
他說，“在某種文化的水準上，加上種種經濟的社會的情形（這些值得詳加研究），某種藝術的或文學的體式是會逼着人接受的。
”（四八面）宋以來怕可以說是我們的散文時代，散文的體式逼着一般作家接受；詩不得不散文化，散文化的詩才有愛學愛讀的人。
現代詩走回詩的“正”路，但是理睬的人便少了。
隻看現代散文（包括小說）的發展是如何壓倒了詩的發展，就知此中消息。
詩暫時怕隻是少數人的愛好（這些人自然也是不可少的），它的繁榮怕要在另一個時代。
Murry還說：“批評隻消研讨基本的成分，比較着看；它所着眼的是創造想象，除非要研讨文字的細節，是不必顧到詩文的分别的。
”（五二、五三面）照這個看法，“以文為詩”也該是不成問題的。
（《學文周刊》，濟南《大華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