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清詞之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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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之，隨其聲填寫。
歌竟篇就，纔點定五六字而已。
”（汲古閣本，據《直齋書録解題》）即席填詞，既成風尚，則士大夫階級，對此不能不加以相當注意。
故歐陽修以古文大家，亦兼擅小詞，其《采桑子》詞有小引雲：“因翻舊闋之辭，寫以新聲之調，敢陳薄伎，聊佐清歡。
”（《樂府雅詞》卷上）據上述各例以觀，則歌詞爲當世酬應娛樂必需之品。
文人既嫻曲調，即不妨隨聲填寫，作者既眾，造詣益高。
此北宋詞學昌盛之原因一也。
燕樂雜曲，至宋製作益多。
《宋史·樂志》十七雲：“宋初置教坊，得江南樂。
已汰其坐部不用。
自後因舊曲創新聲，轉加流麗。
”又雲：“民間作新聲者甚眾，而教坊不用也。
太宗所製曲，乾興以來通用之，凡新奏十七調，總四十八曲，黃鍾、道調、仙呂、中呂、南呂、正宮、小石、歇指、高平、般涉、大石、中呂、仙呂、雙越調、黃鍾羽，其急慢諸曲幾千數。
”若益以民間所作聲，必更有驚人之數量。
燕樂雜曲，自隋唐以及北宋，乃發達至最高峯。
歌詞與曲調相推移，自必隨之發展。
此北宋詞學昌盛之原因二也。
北宋君臣，類多以小詞相矜尚，大有南唐遺習。
《後山詩話》稱：“柳三變遊東都南北二巷，作新樂府，骫骳從俗，天下詠之，遂傳禁中。
仁宗頗好其詞，每對酒，必使侍從歌之再三。
”《花菴絕妙詞選》亦雲：“永爲屯田員外郎，會太史奏老人星見。
時秋霽宴禁中，仁宗命左右詞臣爲樂章，內侍屬柳應制。
”後柳雖以詞不稱旨，遽遭擯斥，而仁宗之雅愛歌曲，可以推知，當代詞人，如晏殊、宋祁、歐陽修等，皆位至宰輔。
殊子幾道且以《鷓鴣天》（碧藕花開水殿涼）一詞，爲仁宗所激賞。
（《花庵詞選》）迨徽宗崇寧間，建大晟樂府，以周邦彥作提舉官，而製撰官有萬俟詠、田爲之屬，並以歌詞名世。
（參考《宋史·樂志》及《碧鷄漫志》）此亦當世帝王提倡詞學之明證也。
至達官貴人，以此相誇獎者，尤指不勝屈，如《古今詞話》所載：“景文（宋祁）過子野（張先）家，將命者曰：‘尚書欲見“雲破月來花弄影”郎？’子野內應雲：‘得非“紅杏枝頭春意鬧”尚書耶？”掇拾斷句以爲尊號，其受者之得意，當爲何如？其尤可笑者，乃相矜以“山抹微雲”女婿（見《鐵圍山叢談》），歌詞之爲當時重視如此，此北宋詞學昌盛之原因三也。
從詞學上之系統言之，則北宋詞實承南唐之遺緒。
北宋初期作家如歐、晏等，皆江西人。
江西故南唐屬地，中主以疆土日蹙，曾一度遷都南昌，聞其風而悅之者，必大有人。
宋下江南，南都文物，悉隨後主同入汴梁。
《宋史》所稱“收江南樂”，則并歌詞所依之聲，亦相隨而北。
歌詞種子之移植，與多方面之培養，其線索可得而尋。
此北宋詞學昌盛之原因四也。
有此四因，衍爲各派，淵源流變，可得而言。
宋初直接南唐，但工小令。
昇平之世，無取哀怨之音，詞體日尊，亦不貴花間派之穠豔。
此《陽春》一集，所以爲晏、歐所宗，開北宋風氣之先，乃在馮延巳而不在二主。
一歐二晏，領袖群倫。
幾道嘗稱：“先公平日小詞雖多，未嘗作婦人語。
”（見《賓退録》）證以《畫墁録》：“殊雖作曲子，不曾道‘綠線慵拈伴伊坐’。
”則此一派詞，因以婉約爲主，祖《陽春》而祧《花間》，雖沾五季之舊，而實於南唐詞派益加充實者也。
歌詞之有長調，據《雲謠集》所載，乃在溫、韋之前。
然自《花間》、《陽春》諸賢，以及晏、歐之作，悉爲小令，此其故有不可解者。
惟以私意測之，當時士大夫既以詞爲廣坐娛賓之資料，當筵命筆，故無取乎冗長，且諸作家除溫庭筠、李後主外，亦未聞有精通音律能自製曲者。
故所用者皆尋常習見之調，耳習其聲，故能實之以詞，而不乖違曲拍。
長調之有待乎張先、柳永之發展，蓋有由矣。
柳永得教坊樂工之助，有新腔即爲撰詞，又與儇子縱遊倡館酒樓間，無復檢約。
（《藝苑雌黃》）《樂章集》中之特多長調，又大半爲淫冶謳歌之曲，蓋爲迎合一般倡樓蕩婦之心理，而用爲娛客之資。
柳詞之語多塵下，實有爲而爲，非才力不足以爲雅麗之詞也。
張先“善戲謔”（《東坡題跋》），年八十餘，視聽尚精強，猶有聲妓。
（《石林詩話》）又多與知音識曲之文士相往還，如楊繪即能自製曲（《張子野詞補遺·勸金船》題雲：“流杯堂唱和翰林主人元素自撰腔。
”），而先與酬唱。
今所傳文人所作長調，蓋無有先於張、柳二氏者。
雖一則代表士大夫階級，專爲清婉之辭；一則代表倡妓階級，時有猥褻之句，而詞體由狹窄而日趨於擴大，乃至以歌詞寫景述事，暢胸臆之所欲言，開創之功，不得不推張、柳矣。
詞體既經擴大，有令引近慢之屬。
可以隨意選擇，以抒寫各種情景，又爲一時士大夫所矜尚，而其氣格益高，駸與原始描寫男女愛情之作，相距日遠；即留連光景，念遠傷離之篇，亦不足以饜知識階級之欲望。
自南唐二主，開以歌曲自抒懷抱之端。
範仲淹一代名臣，《漁家傲》一曲，乃挾悲壯蒼涼之氣。
眉山蘇軾，當長調盛行之際，乃得縱筆所之，“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超乎塵垢之外，於是《花間》爲皁隸，而耆卿爲輿台矣。
”（《詞林紀事》引胡緻堂語。
）王灼亦雲：“東坡先生以文章餘事作詩，溢而作詞曲，高處出神入天，平處尚臨鏡笑春，不顧儕輩。
或曰：長短句中詩也。
爲此論者，乃是遭柳永野狐涎之毒。
詩與樂府同出，豈當分異？若從柳氏家法，正自不得不分異耳。
晁無咎、黃魯直皆學東坡，韻製得七八。
黃晚年閑放於狹邪，故有少疏蕩處，後來學東坡者，葉少蘊、蒲大受亦得六七，其才力比晁黃差劣。
蘇在庭、石耆翁入東坡之門矣，短氣跼步，不能進也。
”（《碧鷄漫志》）蘇派詞人之淵源利病，於此可見一斑，短氣跼步，爲此派所不取。
蘇門詞學，固以氣象壯闊爲宗，與以前詞家所尚悽婉穠豔，認爲當行出色者，皆格不相入，故晁無咎雲：“居士詞人多謂不諧音律，然橫放傑出，自是曲子內縛不住者。
”（《詞林紀事》）所謂“曲子內縛不住者”，換言之，即東坡一派詞已漸脫離音樂而獨立，在文學上言之則爲解放，在音樂上言之則蘇氏實爲“藝術叛徒”。
音樂與文藝之結合至北宋乃發達至最高點。
東坡出乃決潰解放之，而仍建立一種富於音樂性之新詩體。
此爲詞學之一大關鍵，不可忽視者也。
自東坡出而詞壇乃分疏密二大派（亦稱豪放與婉約二派），儼然分庭抗禮。
山陰賀鑄出入兩派之間，悲壯情懷出以婉麗之筆，其友張耒序其詞雲：“大抵倚聲而爲之，詞皆可歌也。
……其盛麗如遊金、張之堂，而妖冶如攬嬙、施之祛，幽潔如屈、宋，悲壯如蘇、李。
”鑄蓋深慕東坡而又不願爲不諧音律之詞，思創新腔，而力有未逮。
觀所爲《東山寓聲樂府》沿舊曲而創新名，又頗采南朝樂府句法，以一變其體勢，此亦佛氏所謂“教外别傳，特放異彩”者也。
胡適《詞選》竟缺而不録，殊可怪也。
秦觀出東坡之門，而作風頗受柳永影響，東坡嘗譏之（詳《高齋詩話》）。
個性不同，聲響自異。
葉少蘊雲：“（少遊）語工而入律，知樂者謂之作家。
蘇子瞻于四學士中最善少遊，故他文未嘗不極口稱善，豈特樂府，然猶以氣格爲病。
（《詞林紀事》引）樓敬思亦雲：“淮海詞風骨自高，如紅梅作花，能以韻勝。
”（同上）秦尚婉約，當世所謂詞家正宗也。
此一派詞，自柳永以迄周邦彥一脈相承，而秦氏實其間之特出者，柳不及秦，正以其風骨不高耳。
邦彥爲大晟府中主要人物，同列如萬俟詠、田爲皆知音識曲之士，故所作以協律爲主，而自然出於婉約一路。
陳郁稱：“美成自號清真，二百年來以樂府獨步，貴人學士、市儇伎女皆知美成詞爲可愛。
”（《藏一話腴》）王國維譽爲“集詞家之大成”（《清真遺事》），良不誣也。
予以爲清真詞之不可及者，尤在能以健筆寫柔情，技術之工，鍼縷之密，至此真歎觀止。
南宋諸作者，如吳文英、王沂孫輩，皆沾溉清真遺澤
歌竟篇就，纔點定五六字而已。
”（汲古閣本，據《直齋書録解題》）即席填詞，既成風尚，則士大夫階級，對此不能不加以相當注意。
故歐陽修以古文大家，亦兼擅小詞，其《采桑子》詞有小引雲：“因翻舊闋之辭，寫以新聲之調，敢陳薄伎，聊佐清歡。
”（《樂府雅詞》卷上）據上述各例以觀，則歌詞爲當世酬應娛樂必需之品。
文人既嫻曲調，即不妨隨聲填寫，作者既眾，造詣益高。
此北宋詞學昌盛之原因一也。
燕樂雜曲，至宋製作益多。
《宋史·樂志》十七雲：“宋初置教坊，得江南樂。
已汰其坐部不用。
自後因舊曲創新聲，轉加流麗。
”又雲：“民間作新聲者甚眾，而教坊不用也。
太宗所製曲，乾興以來通用之，凡新奏十七調，總四十八曲，黃鍾、道調、仙呂、中呂、南呂、正宮、小石、歇指、高平、般涉、大石、中呂、仙呂、雙越調、黃鍾羽，其急慢諸曲幾千數。
”若益以民間所作聲，必更有驚人之數量。
燕樂雜曲，自隋唐以及北宋，乃發達至最高峯。
歌詞與曲調相推移，自必隨之發展。
此北宋詞學昌盛之原因二也。
北宋君臣，類多以小詞相矜尚，大有南唐遺習。
《後山詩話》稱：“柳三變遊東都南北二巷，作新樂府，骫骳從俗，天下詠之，遂傳禁中。
仁宗頗好其詞，每對酒，必使侍從歌之再三。
”《花菴絕妙詞選》亦雲：“永爲屯田員外郎，會太史奏老人星見。
時秋霽宴禁中，仁宗命左右詞臣爲樂章，內侍屬柳應制。
”後柳雖以詞不稱旨，遽遭擯斥，而仁宗之雅愛歌曲，可以推知，當代詞人，如晏殊、宋祁、歐陽修等，皆位至宰輔。
殊子幾道且以《鷓鴣天》（碧藕花開水殿涼）一詞，爲仁宗所激賞。
（《花庵詞選》）迨徽宗崇寧間，建大晟樂府，以周邦彥作提舉官，而製撰官有萬俟詠、田爲之屬，並以歌詞名世。
（參考《宋史·樂志》及《碧鷄漫志》）此亦當世帝王提倡詞學之明證也。
至達官貴人，以此相誇獎者，尤指不勝屈，如《古今詞話》所載：“景文（宋祁）過子野（張先）家，將命者曰：‘尚書欲見“雲破月來花弄影”郎？’子野內應雲：‘得非“紅杏枝頭春意鬧”尚書耶？”掇拾斷句以爲尊號，其受者之得意，當爲何如？其尤可笑者，乃相矜以“山抹微雲”女婿（見《鐵圍山叢談》），歌詞之爲當時重視如此，此北宋詞學昌盛之原因三也。
從詞學上之系統言之，則北宋詞實承南唐之遺緒。
北宋初期作家如歐、晏等，皆江西人。
江西故南唐屬地，中主以疆土日蹙，曾一度遷都南昌，聞其風而悅之者，必大有人。
宋下江南，南都文物，悉隨後主同入汴梁。
《宋史》所稱“收江南樂”，則并歌詞所依之聲，亦相隨而北。
歌詞種子之移植，與多方面之培養，其線索可得而尋。
此北宋詞學昌盛之原因四也。
有此四因，衍爲各派，淵源流變，可得而言。
宋初直接南唐，但工小令。
昇平之世，無取哀怨之音，詞體日尊，亦不貴花間派之穠豔。
此《陽春》一集，所以爲晏、歐所宗，開北宋風氣之先，乃在馮延巳而不在二主。
一歐二晏，領袖群倫。
幾道嘗稱：“先公平日小詞雖多，未嘗作婦人語。
”（見《賓退録》）證以《畫墁録》：“殊雖作曲子，不曾道‘綠線慵拈伴伊坐’。
”則此一派詞，因以婉約爲主，祖《陽春》而祧《花間》，雖沾五季之舊，而實於南唐詞派益加充實者也。
歌詞之有長調，據《雲謠集》所載，乃在溫、韋之前。
然自《花間》、《陽春》諸賢，以及晏、歐之作，悉爲小令，此其故有不可解者。
惟以私意測之，當時士大夫既以詞爲廣坐娛賓之資料，當筵命筆，故無取乎冗長，且諸作家除溫庭筠、李後主外，亦未聞有精通音律能自製曲者。
故所用者皆尋常習見之調，耳習其聲，故能實之以詞，而不乖違曲拍。
長調之有待乎張先、柳永之發展，蓋有由矣。
柳永得教坊樂工之助，有新腔即爲撰詞，又與儇子縱遊倡館酒樓間，無復檢約。
（《藝苑雌黃》）《樂章集》中之特多長調，又大半爲淫冶謳歌之曲，蓋爲迎合一般倡樓蕩婦之心理，而用爲娛客之資。
柳詞之語多塵下，實有爲而爲，非才力不足以爲雅麗之詞也。
張先“善戲謔”（《東坡題跋》），年八十餘，視聽尚精強，猶有聲妓。
（《石林詩話》）又多與知音識曲之文士相往還，如楊繪即能自製曲（《張子野詞補遺·勸金船》題雲：“流杯堂唱和翰林主人元素自撰腔。
”），而先與酬唱。
今所傳文人所作長調，蓋無有先於張、柳二氏者。
雖一則代表士大夫階級，專爲清婉之辭；一則代表倡妓階級，時有猥褻之句，而詞體由狹窄而日趨於擴大，乃至以歌詞寫景述事，暢胸臆之所欲言，開創之功，不得不推張、柳矣。
詞體既經擴大，有令引近慢之屬。
可以隨意選擇，以抒寫各種情景，又爲一時士大夫所矜尚，而其氣格益高，駸與原始描寫男女愛情之作，相距日遠；即留連光景，念遠傷離之篇，亦不足以饜知識階級之欲望。
自南唐二主，開以歌曲自抒懷抱之端。
範仲淹一代名臣，《漁家傲》一曲，乃挾悲壯蒼涼之氣。
眉山蘇軾，當長調盛行之際，乃得縱筆所之，“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超乎塵垢之外，於是《花間》爲皁隸，而耆卿爲輿台矣。
”（《詞林紀事》引胡緻堂語。
）王灼亦雲：“東坡先生以文章餘事作詩，溢而作詞曲，高處出神入天，平處尚臨鏡笑春，不顧儕輩。
或曰：長短句中詩也。
爲此論者，乃是遭柳永野狐涎之毒。
詩與樂府同出，豈當分異？若從柳氏家法，正自不得不分異耳。
晁無咎、黃魯直皆學東坡，韻製得七八。
黃晚年閑放於狹邪，故有少疏蕩處，後來學東坡者，葉少蘊、蒲大受亦得六七，其才力比晁黃差劣。
蘇在庭、石耆翁入東坡之門矣，短氣跼步，不能進也。
”（《碧鷄漫志》）蘇派詞人之淵源利病，於此可見一斑，短氣跼步，爲此派所不取。
蘇門詞學，固以氣象壯闊爲宗，與以前詞家所尚悽婉穠豔，認爲當行出色者，皆格不相入，故晁無咎雲：“居士詞人多謂不諧音律，然橫放傑出，自是曲子內縛不住者。
”（《詞林紀事》）所謂“曲子內縛不住者”，換言之，即東坡一派詞已漸脫離音樂而獨立，在文學上言之則爲解放，在音樂上言之則蘇氏實爲“藝術叛徒”。
音樂與文藝之結合至北宋乃發達至最高點。
東坡出乃決潰解放之，而仍建立一種富於音樂性之新詩體。
此爲詞學之一大關鍵，不可忽視者也。
自東坡出而詞壇乃分疏密二大派（亦稱豪放與婉約二派），儼然分庭抗禮。
山陰賀鑄出入兩派之間，悲壯情懷出以婉麗之筆，其友張耒序其詞雲：“大抵倚聲而爲之，詞皆可歌也。
……其盛麗如遊金、張之堂，而妖冶如攬嬙、施之祛，幽潔如屈、宋，悲壯如蘇、李。
”鑄蓋深慕東坡而又不願爲不諧音律之詞，思創新腔，而力有未逮。
觀所爲《東山寓聲樂府》沿舊曲而創新名，又頗采南朝樂府句法，以一變其體勢，此亦佛氏所謂“教外别傳，特放異彩”者也。
胡適《詞選》竟缺而不録，殊可怪也。
秦觀出東坡之門，而作風頗受柳永影響，東坡嘗譏之（詳《高齋詩話》）。
個性不同，聲響自異。
葉少蘊雲：“（少遊）語工而入律，知樂者謂之作家。
蘇子瞻于四學士中最善少遊，故他文未嘗不極口稱善，豈特樂府，然猶以氣格爲病。
（《詞林紀事》引）樓敬思亦雲：“淮海詞風骨自高，如紅梅作花，能以韻勝。
”（同上）秦尚婉約，當世所謂詞家正宗也。
此一派詞，自柳永以迄周邦彥一脈相承，而秦氏實其間之特出者，柳不及秦，正以其風骨不高耳。
邦彥爲大晟府中主要人物，同列如萬俟詠、田爲皆知音識曲之士，故所作以協律爲主，而自然出於婉約一路。
陳郁稱：“美成自號清真，二百年來以樂府獨步，貴人學士、市儇伎女皆知美成詞爲可愛。
”（《藏一話腴》）王國維譽爲“集詞家之大成”（《清真遺事》），良不誣也。
予以爲清真詞之不可及者，尤在能以健筆寫柔情，技術之工，鍼縷之密，至此真歎觀止。
南宋諸作者，如吳文英、王沂孫輩，皆沾溉清真遺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