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偉大詩人之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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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無文學專家，有之，自楚人屈原始。
屈原名平，楚之同姓，爲楚懷王左徒。
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
初爲王所信任。
既以上官大夫與之同列争寵，而心害其能。
原因讒被疏，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詳《史記·屈原列傳》）。
是時秦昭王使張儀譎詐懷王，令絶齊交；又使誘楚，請與俱會武關；遂脅與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死於秦。
其子襄王，復用讒言，遷屈原於江南。
屈原放在草野，復作《九章》，援天引聖以自證明，終不見省；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遂赴汨淵自沉而死（王逸《離騷章句》）。
原被放時之往來蹤迹，畧見於《哀郢》、《涉江》、《懷沙》諸篇。
東行發郢都，遵江夏，過夏首，南上洞庭，順江東下，東至夏浦，又東至於陵陽。
南行由鄂渚至洞庭，自洞庭西南溯沅江，復自枉渚溯沅至辰陽，入溆浦（參看陳鍾凡《中國韻文通論》）。
在此遷流轉徙，不忘欲返之時，怨悱幽憂，不得已而從事於文學之創作，以表現其熱烈純潔之情感，而成其爲偉大作家。
司馬遷雲：“昔西伯拘羑裡，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
”（《史記·自序》）所謂“意有所鬱結”，不得不思所以發洩之；而屈原特從文學方面發展，遂爲百世詞人開此光榮之局耳。
《漢書·藝文志》著録《屈原賦》二十五篇，而傳説紛紛，篇目難定。
要以《離騷》一篇，爲原之最偉大作品。
梁劉勰雲：“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鬱起，其《離騷》哉？”（《文心雕龍》）司馬遷稱：“《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亂。
若《離騷》者，可謂兼之。
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
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遊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
推此志也，雖與日月争光可也。
”（《屈原列傳》）《離騷》爲原全部人格之表現，宜其爲萬代詞人之宗矣。
在屈原未起之前，楚國已有祠神之曲；原受其影響，於音節、格調方面，不能無所規摹；已詳前章，茲不更贅。
近人梁啓超稱：“屈原性格誠爲積極的，而與中國人好中庸之國民性最相反也。
而其所以能成爲千古獨步之大文學家，亦即以此。
彼以一身同時含有矛盾兩極之思想；彼對於現社會極端的戀愛，又極端的厭惡。
彼有冰冷的頭腦，能剖析哲理；又有滾熱的感情，終日自煎自焚。
彼絶不肯同化於惡社會，其力又不能化社會，故終其身與惡社會鬥，最後力竭而自殺。
彼兩種矛盾惟日日交戰於胸中，結果所産煩悶至於爲自身所不能擔荷而自殺。
彼之自殺，實其個性最猛烈最純潔之全部表現。
非有此奇特之個性，不能産此文學，亦惟以最後一死，能使其人格與文學永不死也。
”（《楚辭解題》）由梁氏之言以讀《離騷》，知屈原以偉大之人格，乃能發爲偉大之文學；而偉大之文學，必爲高尚熱烈情感之表現，可無疑已！ 《離騷》長至二千四百九十字，開中國詩歌未有之局。
其“眷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蓋純以積極精神，圖謀國家之福利，又不肯同流合污，
屈原名平，楚之同姓，爲楚懷王左徒。
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
初爲王所信任。
既以上官大夫與之同列争寵，而心害其能。
原因讒被疏，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詳《史記·屈原列傳》）。
是時秦昭王使張儀譎詐懷王，令絶齊交；又使誘楚，請與俱會武關；遂脅與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死於秦。
其子襄王，復用讒言，遷屈原於江南。
屈原放在草野，復作《九章》，援天引聖以自證明，終不見省；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遂赴汨淵自沉而死（王逸《離騷章句》）。
原被放時之往來蹤迹，畧見於《哀郢》、《涉江》、《懷沙》諸篇。
東行發郢都，遵江夏，過夏首，南上洞庭，順江東下，東至夏浦，又東至於陵陽。
南行由鄂渚至洞庭，自洞庭西南溯沅江，復自枉渚溯沅至辰陽，入溆浦（參看陳鍾凡《中國韻文通論》）。
在此遷流轉徙，不忘欲返之時，怨悱幽憂，不得已而從事於文學之創作，以表現其熱烈純潔之情感，而成其爲偉大作家。
司馬遷雲：“昔西伯拘羑裡，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
”（《史記·自序》）所謂“意有所鬱結”，不得不思所以發洩之；而屈原特從文學方面發展，遂爲百世詞人開此光榮之局耳。
《漢書·藝文志》著録《屈原賦》二十五篇，而傳説紛紛，篇目難定。
要以《離騷》一篇，爲原之最偉大作品。
梁劉勰雲：“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鬱起，其《離騷》哉？”（《文心雕龍》）司馬遷稱：“《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亂。
若《離騷》者，可謂兼之。
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
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遊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
推此志也，雖與日月争光可也。
”（《屈原列傳》）《離騷》爲原全部人格之表現，宜其爲萬代詞人之宗矣。
在屈原未起之前，楚國已有祠神之曲；原受其影響，於音節、格調方面，不能無所規摹；已詳前章，茲不更贅。
近人梁啓超稱：“屈原性格誠爲積極的，而與中國人好中庸之國民性最相反也。
而其所以能成爲千古獨步之大文學家，亦即以此。
彼以一身同時含有矛盾兩極之思想；彼對於現社會極端的戀愛，又極端的厭惡。
彼有冰冷的頭腦，能剖析哲理；又有滾熱的感情，終日自煎自焚。
彼絶不肯同化於惡社會，其力又不能化社會，故終其身與惡社會鬥，最後力竭而自殺。
彼兩種矛盾惟日日交戰於胸中，結果所産煩悶至於爲自身所不能擔荷而自殺。
彼之自殺，實其個性最猛烈最純潔之全部表現。
非有此奇特之個性，不能産此文學，亦惟以最後一死，能使其人格與文學永不死也。
”（《楚辭解題》）由梁氏之言以讀《離騷》，知屈原以偉大之人格，乃能發爲偉大之文學；而偉大之文學，必爲高尚熱烈情感之表現，可無疑已！ 《離騷》長至二千四百九十字，開中國詩歌未有之局。
其“眷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蓋純以積極精神，圖謀國家之福利，又不肯同流合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