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講 宋明的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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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此至難言也。
吾以為但論一人，殆無從比較。
若以全社會之文化論，則中國确有較歐洲、印度為高者。
歐、印先哲之論，非不精深微妙，然或太玄遠而不切于人生；又其所根據者，多為人之心理，而人之心理，則多在一定境界中造成，境界非一成不變者，苟舉社會組織而丕變之，則前此哲學家所據以研求，宗教家所力求改革者，其物已消滅無餘矣，複何事研求？孰與變革邪？人之所不可變革者何事乎？曰：人之生，不能無以為養；又生者不能無死，死者長已矣，而生者不可無以送之；故“養生送死”四字，為人所必不能免，餘皆可有可無，視時與地而異有用與否焉者也。
然則惟“養生送死無憾”六字，為真實不欺有益之語，其他皆聊以治一時之病者耳。
今人率言：人制馭天然之力太弱，則無以養其生，而人與人之關系，亦不能善。
故自然科學之猛晉，實為人類之福音。
斯言固然，然自然科學，非孤立于社會之外，或進或退，與社會無幹系者也。
社會固随科學之發明而變，科學亦随社會之情形，以為進退。
究之為人之利與害者，人最切而物實次之。
人與人之關系，果能改善，固不慮其對物之關系不進步也。
中國之文化，視人對人之關系為首要，而視人對物之關系次之，實實落落，以“養生送死無憾”六字為言治最高之境；而不以天國、淨土等無可征驗之說诳惑人。
以解決社會問題，為解決人生問題之方法，而不偏重于個人之修養。
此即其真實不欺，切實可行，勝于他國文化之處；蓋文化必有其根源，中國文化，以古大同之世為其根源，故能美善如此也。
看這兩段，就可知宋儒的論宗教，确能觸及根本問題了。
宋儒的政治思想，還有一點，很可注意的，就是徹底。
其徹底，一見之于王霸之辨，一見之于君子小人之辨。
王霸之辨，就是一系根本之計，一止求目前見功。
根本之計，是有利無弊的。
隻求目前見功，則在這一方面見為利，在别一方面即見為害。
或者雖可解決一時的問題，而他日的遺患，即已隐伏。
譬如訓練人民，使能和别國競争，這是好的，然亦可隐伏他日之患。
從前明朝倭寇滋擾時，福建沿海人民，有一部分，頗能自相團結，以禦外侮。
這自然是好的。
但是到後來，外侮沒有了，而（1）習于戰鬥之民，其性質業已桀骜不馴；（2）社會上有種種不妥洽的問題；（3）人民的生計，又不能解決；于是械鬥之風大盛，且有專以幫人械鬥為業的。
因這一班人的挑唆鼓動，而械鬥之風更甚。
我說這話，并非說外侮之來，無庸訓練人民，以從事于鬥争。
外國人打得來，我們豈能不和他打？要和他打，如何能不訓練人民呢？但是人民固須訓練之，以求其武勇，而（1）因此而發生的别種弊害，亦須在可能範圍内，設法減免。
（2）且其提倡，隻可以必要之度為限，否則徒為将來“轉手”時之累。
——須知什麼事，都不能但論性質，而要兼論分量。
且性質和分量，原是一事。
譬如服藥，若超過适宜的分量，其所刺激起的生理作用，就和用适宜的分量時，大不相同了。
這本是很明白的道理。
但（甲）天下人，輕躁的居多，精神專注在一方面，就把别一方面，都抛開了。
（乙）又有一種功名心盛的人，明知如此，而亦願犧牲了别一方面，以求眼前之速成。
（丙）再有一種谄佞之徒，明知其然，而為保持飯碗，或貪求富貴起見，不恤依附急功近名之士。
于是不顧其後的舉動就多，而隐患就潛伏著了。
天下事件件要從根本上着手，原是事勢所不許，“急則治标”,“兩利相較取其重，兩害相較取其輕”，原是任何人所不能免。
但在知道标本之别，又無急功近名之心的人做起來，則當其緻力一事之時，即存不肯超過限度之念；或者豫為他日轉手之計。
如是，則各方面都不虞偏重，禍根好少植許多了。
所以立心不同的人，其所做的事，雖看似相同，而實有其大不同者在，所謂“共行隻是人間路，得失誰知霄壤分”也，宋儒所以注重于王霸之辨，其原因就在于此。
有一種人，用他去辦事，是弊上加弊，另一種人，用他去辦事，則是維持現狀，不緻更壞，前面已經說過了。
最好的自然是去弊加利。
但才德兼全的人，很是少見，如其不然，則與其用弊上加弊的小人，毋甯用維持現狀的君子。
這種得失，是顯而易見的。
但是世人往往喜用小人，這是為什麼呢？明知其惡，專為其便辟側媚而用之的，就不必說了；誤以其為好人而用之的人，其心原是大公無私的；誤以為用了小人，能夠弊少利多；殊不知小人全是行虛作假。
假，本身就是弊。
所以用了小人，能夠使主持政治的人，全不知道政局的真相，大禍已在目前，還以為絕無問題，甚或以為大福将至。
小人之所以能夠蒙蔽，全在一個“忍”字，明知共事之有害，而為一己之功名富貴起見，則能夠忍而為之。
而作僞以欺其上，則于心能安。
種種作僞的情形，固不能欺在下的人，而彼亦恬然不以為恥。
人是監督不盡的。
随事而監督之，勢将勞而不可遍，所以用人必當慎辨其心術。
這兩端，是世所目為迂闊的，然而在行政上，實有很大的參考價值。
凡事從根本上做起，既為事實所不許，則應付一時一事之術，大勢亦不能不講，這是所謂政治手腕。
天下的體段太大了，一定要從根本上做起，深恐能發而不能收，倒還不如因任自然，小小補苴的好。
這兩種思想，前一種近于術家，後一種卻近于道家了。
宋朝的蜀學，就是這種性質。
老蘇和早年的大蘇，是前一種思想，大蘇到晚年，就漸近于後一種思想了。
此種思想，曆代都有，蜀學在宋朝，也不算時代的特色；所以今不深論。
宋、元、明三朝的思想，都是發源于宋朝的，其規模，也都是成立于宋朝的；元、明隻是襲其餘緒罷了。
政治思想到明末，卻有一種特色，那就是君主和國家的區别，漸漸明白。
這是時勢之所迫。
（1）因為明代的君主，實在太昏愚了，朝政實在太紊亂了。
看夠了這種情況，自然使人覺悟君主之為物，是無可希望的；要澄清政治之源，自非将君主制度打倒不可；（2）又宋、元兩朝，中國備受異民族的壓迫，明朝雖得恢複，然及末年，眼看建州女真又要打進來了。
被異民族征服，和自己國内王朝的起仆，不是一件事，也是顯而易見的。
因此，也能使人知道王朝和國家的區别，且能使人覺悟幾分民族主義。
這兩者，前者是黃梨洲《原君》《原臣》之論。
後者是顧亭林有亡國——今之王朝——有亡天下——今之國家——之說。
現在人人知之，今亦不及。
吾以為但論一人，殆無從比較。
若以全社會之文化論，則中國确有較歐洲、印度為高者。
歐、印先哲之論，非不精深微妙，然或太玄遠而不切于人生；又其所根據者，多為人之心理，而人之心理，則多在一定境界中造成，境界非一成不變者，苟舉社會組織而丕變之，則前此哲學家所據以研求，宗教家所力求改革者，其物已消滅無餘矣，複何事研求？孰與變革邪？人之所不可變革者何事乎？曰：人之生，不能無以為養；又生者不能無死，死者長已矣，而生者不可無以送之；故“養生送死”四字，為人所必不能免，餘皆可有可無，視時與地而異有用與否焉者也。
然則惟“養生送死無憾”六字，為真實不欺有益之語，其他皆聊以治一時之病者耳。
今人率言：人制馭天然之力太弱，則無以養其生，而人與人之關系，亦不能善。
故自然科學之猛晉，實為人類之福音。
斯言固然，然自然科學，非孤立于社會之外，或進或退，與社會無幹系者也。
社會固随科學之發明而變，科學亦随社會之情形，以為進退。
究之為人之利與害者，人最切而物實次之。
人與人之關系，果能改善，固不慮其對物之關系不進步也。
中國之文化，視人對人之關系為首要，而視人對物之關系次之，實實落落，以“養生送死無憾”六字為言治最高之境；而不以天國、淨土等無可征驗之說诳惑人。
以解決社會問題，為解決人生問題之方法，而不偏重于個人之修養。
此即其真實不欺，切實可行，勝于他國文化之處；蓋文化必有其根源，中國文化，以古大同之世為其根源，故能美善如此也。
看這兩段，就可知宋儒的論宗教，确能觸及根本問題了。
宋儒的政治思想，還有一點，很可注意的，就是徹底。
其徹底，一見之于王霸之辨，一見之于君子小人之辨。
王霸之辨，就是一系根本之計，一止求目前見功。
根本之計，是有利無弊的。
隻求目前見功，則在這一方面見為利，在别一方面即見為害。
或者雖可解決一時的問題，而他日的遺患，即已隐伏。
譬如訓練人民，使能和别國競争，這是好的，然亦可隐伏他日之患。
從前明朝倭寇滋擾時，福建沿海人民，有一部分，頗能自相團結，以禦外侮。
這自然是好的。
但是到後來，外侮沒有了，而（1）習于戰鬥之民，其性質業已桀骜不馴；（2）社會上有種種不妥洽的問題；（3）人民的生計，又不能解決；于是械鬥之風大盛，且有專以幫人械鬥為業的。
因這一班人的挑唆鼓動，而械鬥之風更甚。
我說這話，并非說外侮之來，無庸訓練人民，以從事于鬥争。
外國人打得來，我們豈能不和他打？要和他打，如何能不訓練人民呢？但是人民固須訓練之，以求其武勇，而（1）因此而發生的别種弊害，亦須在可能範圍内，設法減免。
（2）且其提倡，隻可以必要之度為限，否則徒為将來“轉手”時之累。
——須知什麼事，都不能但論性質，而要兼論分量。
且性質和分量，原是一事。
譬如服藥，若超過适宜的分量，其所刺激起的生理作用，就和用适宜的分量時，大不相同了。
這本是很明白的道理。
但（甲）天下人，輕躁的居多，精神專注在一方面，就把别一方面，都抛開了。
（乙）又有一種功名心盛的人，明知如此，而亦願犧牲了别一方面，以求眼前之速成。
（丙）再有一種谄佞之徒，明知其然，而為保持飯碗，或貪求富貴起見，不恤依附急功近名之士。
于是不顧其後的舉動就多，而隐患就潛伏著了。
天下事件件要從根本上着手，原是事勢所不許，“急則治标”,“兩利相較取其重，兩害相較取其輕”，原是任何人所不能免。
但在知道标本之别，又無急功近名之心的人做起來，則當其緻力一事之時，即存不肯超過限度之念；或者豫為他日轉手之計。
如是，則各方面都不虞偏重，禍根好少植許多了。
所以立心不同的人，其所做的事，雖看似相同，而實有其大不同者在，所謂“共行隻是人間路，得失誰知霄壤分”也，宋儒所以注重于王霸之辨，其原因就在于此。
有一種人，用他去辦事，是弊上加弊，另一種人，用他去辦事，則是維持現狀，不緻更壞，前面已經說過了。
最好的自然是去弊加利。
但才德兼全的人，很是少見，如其不然，則與其用弊上加弊的小人，毋甯用維持現狀的君子。
這種得失，是顯而易見的。
但是世人往往喜用小人，這是為什麼呢？明知其惡，專為其便辟側媚而用之的，就不必說了；誤以其為好人而用之的人，其心原是大公無私的；誤以為用了小人，能夠弊少利多；殊不知小人全是行虛作假。
假，本身就是弊。
所以用了小人，能夠使主持政治的人，全不知道政局的真相，大禍已在目前，還以為絕無問題，甚或以為大福将至。
小人之所以能夠蒙蔽，全在一個“忍”字，明知共事之有害，而為一己之功名富貴起見，則能夠忍而為之。
而作僞以欺其上，則于心能安。
種種作僞的情形，固不能欺在下的人，而彼亦恬然不以為恥。
人是監督不盡的。
随事而監督之，勢将勞而不可遍，所以用人必當慎辨其心術。
這兩端，是世所目為迂闊的，然而在行政上，實有很大的參考價值。
凡事從根本上做起，既為事實所不許，則應付一時一事之術，大勢亦不能不講，這是所謂政治手腕。
天下的體段太大了，一定要從根本上做起，深恐能發而不能收，倒還不如因任自然，小小補苴的好。
這兩種思想，前一種近于術家，後一種卻近于道家了。
宋朝的蜀學，就是這種性質。
老蘇和早年的大蘇，是前一種思想，大蘇到晚年，就漸近于後一種思想了。
此種思想，曆代都有，蜀學在宋朝，也不算時代的特色；所以今不深論。
宋、元、明三朝的思想，都是發源于宋朝的，其規模，也都是成立于宋朝的；元、明隻是襲其餘緒罷了。
政治思想到明末，卻有一種特色，那就是君主和國家的區别，漸漸明白。
這是時勢之所迫。
（1）因為明代的君主，實在太昏愚了，朝政實在太紊亂了。
看夠了這種情況，自然使人覺悟君主之為物，是無可希望的；要澄清政治之源，自非将君主制度打倒不可；（2）又宋、元兩朝，中國備受異民族的壓迫，明朝雖得恢複，然及末年，眼看建州女真又要打進來了。
被異民族征服，和自己國内王朝的起仆，不是一件事，也是顯而易見的。
因此，也能使人知道王朝和國家的區别，且能使人覺悟幾分民族主義。
這兩者，前者是黃梨洲《原君》《原臣》之論。
後者是顧亭林有亡國——今之王朝——有亡天下——今之國家——之說。
現在人人知之，今亦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