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講 宋明的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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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待中國之援，而中國亦若未始有秦者……則夏人舉矣。
當時宋以全國之力，不能克西夏，而蘇轼反欲以一秦當之，豈不可怪？然而一地方的實力，并非不足用，不過不善用之，所以發揮不出來罷了。
當南宋之世，賀州的林勳，曾獻一種《本政書》。
他又有《比較書》二篇。
《比較書》說： 桂州地東西六百裡，南北五百裡，以古尺計之，為方百裡之國四十。
當墾田二百二十五萬二千八百頃；有田夫二百四萬八千；出米二十四萬八千斛；祿卿大夫以下四千人；祿兵三十萬人。
今桂州墾田約萬四十二頃；丁二十一萬六千六百一十五；稅錢萬五千餘缗；苗米五萬二百斛有奇；州縣官不滿百員；官兵五千一百人。
他所說古代田畝人口收入支出之數，固然不免誇大——因為古書本是計算之辭，并不是事實。
所說當時墾田丁口之數，亦非實際的情形——因為必有隐匿。
然而今古的相懸，要不能不認事實。
如此，則後世的人民，富厚快樂，必且數十百倍于古了，然亦未見其然。
然則上所不取之财，到哪裡去了呢？這自然另有剝削的人，取得去了。
——官和兵的數目雖減，要人民養活的人，其實并沒有減。
然則社會的貧窮，實在是組織不善之故。
以此推之，其弱，自然也是訓練之不得其法了。
照他的《本政書》說：苟能實行他的計劃，則民凡三十五年而役使一遍；而租稅的收入，則十年之後，民之口算，官之酒酤，與凡茶、鹽、香、礬之榷，皆可弛以予民。
如欲以一秦之力，獨取西夏，自非有類乎這一種的組織不可，不過蘇轼不曾詳立計劃罷了。
所以一時代中的人物，其思想，總是相像的；有時候看似不同，而實際上仍有其共通之點。
講到教化問題，宋朝人也有其觸著根本的見解。
我們于此，請以歐陽修的《本論》為代表。
《本論》說： 佛法為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複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于無可奈何。
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其方也。
夫醫者之于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
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
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
……佛為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
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于天下；于此之明，雖有佛無由而入。
及三代衰，王政阙，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
由是言之，佛所以為吾患者，乘其阙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
……昔堯舜三代之為政，設為井田之法，藉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
……使天下之人，力皆盡于南畝，而不暇乎其他。
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于邪僻也……于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
……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
然猶懼其未也，又為立學以講明之。
……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其笃。
……耳聞目見，無非仁義；樂而趣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其為治之具不備，防民之漸不周；佛于此時，垂乘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為者日益壞。
井田最先廢，而兼并遊惰之奸起。
其後……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奸者，有暇而為他，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已。
……佛于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
此篇對于史事的觀察，未必正确，然宗教的根源，乃是社會的缺陷，則其說确有至理。
現在請引我所作的《大同釋義》一段： 宗教果足以維持民心，扶翼民德，使之風淳俗美，漸臻上理邪？宗教者，社會既缺陷後之物，聊以安慰人心，如酒之可以忘憂雲爾。
宋儒論佛教，謂其能行于中國，乃由中國禮義之教已衰，故佛得乘虛而入；亦由制民之産之法已敝，民無以為生，不得不托于二氏以自養。
斯言也世之人久目為迂闊之論矣，然以論宗教之所由行，實深有理緻，不徒可以論佛教也。
世莫不知宗教為安慰人心之物，夫必其心先有不安，乃須有物焉以安慰之，此無可疑者也。
人心之不安，果何自來哉？野蠻之民，知識淺陋，日月之運行，寒暑之疊代，風雨之調順與失常，河川之安流與泛濫，皆足以為利為害，而又莫知其所以然，則以為皆有神焉以司之，乃從而祈之，而報之，故斯時之迷信，可謂由對物而起。
人智既進，力亦增大，于自然之力，知所以禦之矣；知祈之之無益，而亦無所事于報矣；此等迷信，應即消除，然宗教仍不能廢者，何也？則社會之缺陷為之也。
“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無論其為大為小，為公為私，而皆有一缺陷随乎其後，人孰能無所求？憾享用之不足，則有托生富貴之家等思想焉；含冤憤而莫伸，則有為厲鬼以報怨等思想焉。
凡若此者，悉數難終，而要皆社會缺陷之所緻，則無疑也。
人之所欲，莫甚于生，所惡莫甚于死，缺憾不能以人力彌補者，亦莫如生死；故佛家謂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借此以畏怖人。
天國淨土諸說，亦無非延長人之生命，使有所畏，有所歆耳。
然死果人之所畏邪？求生為人欲之一，而人之有欲，根于生理。
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及其老也，血氣既衰，則皆無是戒焉。
然則血氣澌滅而至于死，亦如倦者之得息，勞者之知歸耳，又何留戀之有？《唐書·黨項傳》謂其俗，老而死，子孫不哭，少死以為夭枉，乃悲。
此等風俗，在自命為文明之人，必且诮其薄，而不知正由彼之社會，未甚失常，生時無甚遺憾，故死亦不覺其可悲也。
龜長蛇短，人壽之修短，固不系其歲月之久暫，而視其心事之了與未了；心事苟百未了一，雖逮大齊，猶為夭折也，曷怪其眷戀不舍？又曷怪旁觀者之悲恸哉？夫人之所欲，莫甚于生，所惡莫甚于死，不能以人力彌補者，亦莫如生死，然其為社會之所為，而非天然之缺憾猶如此，然則宗教之根柢，得不謂為社會之缺陷邪？儒者論郅治之極，止于養生送死無憾，而不雲死後有天堂可升，淨土可入，論者或譏其教義不備，不足以普接利鈍，而惡知夫生而有欲，死則無之，天堂淨土，本非人之所願欲邪？故曰宋儒論佛教之言，移以論一切宗教，深有理緻也。
又一段說： 孔子果聖人乎？較諸佛、回、耶諸教主，亞裡斯多德、柏拉圖、康德諸大哲如
當時宋以全國之力，不能克西夏，而蘇轼反欲以一秦當之，豈不可怪？然而一地方的實力，并非不足用，不過不善用之，所以發揮不出來罷了。
當南宋之世，賀州的林勳，曾獻一種《本政書》。
他又有《比較書》二篇。
《比較書》說： 桂州地東西六百裡，南北五百裡，以古尺計之，為方百裡之國四十。
當墾田二百二十五萬二千八百頃；有田夫二百四萬八千；出米二十四萬八千斛；祿卿大夫以下四千人；祿兵三十萬人。
今桂州墾田約萬四十二頃；丁二十一萬六千六百一十五；稅錢萬五千餘缗；苗米五萬二百斛有奇；州縣官不滿百員；官兵五千一百人。
他所說古代田畝人口收入支出之數，固然不免誇大——因為古書本是計算之辭，并不是事實。
所說當時墾田丁口之數，亦非實際的情形——因為必有隐匿。
然而今古的相懸，要不能不認事實。
如此，則後世的人民，富厚快樂，必且數十百倍于古了，然亦未見其然。
然則上所不取之财，到哪裡去了呢？這自然另有剝削的人，取得去了。
——官和兵的數目雖減，要人民養活的人，其實并沒有減。
然則社會的貧窮，實在是組織不善之故。
以此推之，其弱，自然也是訓練之不得其法了。
照他的《本政書》說：苟能實行他的計劃，則民凡三十五年而役使一遍；而租稅的收入，則十年之後，民之口算，官之酒酤，與凡茶、鹽、香、礬之榷，皆可弛以予民。
如欲以一秦之力，獨取西夏，自非有類乎這一種的組織不可，不過蘇轼不曾詳立計劃罷了。
所以一時代中的人物，其思想，總是相像的；有時候看似不同，而實際上仍有其共通之點。
講到教化問題，宋朝人也有其觸著根本的見解。
我們于此，請以歐陽修的《本論》為代表。
《本論》說： 佛法為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複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于無可奈何。
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其方也。
夫醫者之于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
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
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
……佛為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
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于天下；于此之明，雖有佛無由而入。
及三代衰，王政阙，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
由是言之，佛所以為吾患者，乘其阙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
……昔堯舜三代之為政，設為井田之法，藉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
……使天下之人，力皆盡于南畝，而不暇乎其他。
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于邪僻也……于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
……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
然猶懼其未也，又為立學以講明之。
……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其笃。
……耳聞目見，無非仁義；樂而趣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其為治之具不備，防民之漸不周；佛于此時，垂乘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為者日益壞。
井田最先廢，而兼并遊惰之奸起。
其後……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奸者，有暇而為他，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已。
……佛于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
此篇對于史事的觀察，未必正确，然宗教的根源，乃是社會的缺陷，則其說确有至理。
現在請引我所作的《大同釋義》一段： 宗教果足以維持民心，扶翼民德，使之風淳俗美，漸臻上理邪？宗教者，社會既缺陷後之物，聊以安慰人心，如酒之可以忘憂雲爾。
宋儒論佛教，謂其能行于中國，乃由中國禮義之教已衰，故佛得乘虛而入；亦由制民之産之法已敝，民無以為生，不得不托于二氏以自養。
斯言也世之人久目為迂闊之論矣，然以論宗教之所由行，實深有理緻，不徒可以論佛教也。
世莫不知宗教為安慰人心之物，夫必其心先有不安，乃須有物焉以安慰之，此無可疑者也。
人心之不安，果何自來哉？野蠻之民，知識淺陋，日月之運行，寒暑之疊代，風雨之調順與失常，河川之安流與泛濫，皆足以為利為害，而又莫知其所以然，則以為皆有神焉以司之，乃從而祈之，而報之，故斯時之迷信，可謂由對物而起。
人智既進，力亦增大，于自然之力，知所以禦之矣；知祈之之無益，而亦無所事于報矣；此等迷信，應即消除，然宗教仍不能廢者，何也？則社會之缺陷為之也。
“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無論其為大為小，為公為私，而皆有一缺陷随乎其後，人孰能無所求？憾享用之不足，則有托生富貴之家等思想焉；含冤憤而莫伸，則有為厲鬼以報怨等思想焉。
凡若此者，悉數難終，而要皆社會缺陷之所緻，則無疑也。
人之所欲，莫甚于生，所惡莫甚于死，缺憾不能以人力彌補者，亦莫如生死；故佛家謂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借此以畏怖人。
天國淨土諸說，亦無非延長人之生命，使有所畏，有所歆耳。
然死果人之所畏邪？求生為人欲之一，而人之有欲，根于生理。
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及其老也，血氣既衰，則皆無是戒焉。
然則血氣澌滅而至于死，亦如倦者之得息，勞者之知歸耳，又何留戀之有？《唐書·黨項傳》謂其俗，老而死，子孫不哭，少死以為夭枉，乃悲。
此等風俗，在自命為文明之人，必且诮其薄，而不知正由彼之社會，未甚失常，生時無甚遺憾，故死亦不覺其可悲也。
龜長蛇短，人壽之修短，固不系其歲月之久暫，而視其心事之了與未了；心事苟百未了一，雖逮大齊，猶為夭折也，曷怪其眷戀不舍？又曷怪旁觀者之悲恸哉？夫人之所欲，莫甚于生，所惡莫甚于死，不能以人力彌補者，亦莫如生死，然其為社會之所為，而非天然之缺憾猶如此，然則宗教之根柢，得不謂為社會之缺陷邪？儒者論郅治之極，止于養生送死無憾，而不雲死後有天堂可升，淨土可入，論者或譏其教義不備，不足以普接利鈍，而惡知夫生而有欲，死則無之，天堂淨土，本非人之所願欲邪？故曰宋儒論佛教之言，移以論一切宗教，深有理緻也。
又一段說： 孔子果聖人乎？較諸佛、回、耶諸教主，亞裡斯多德、柏拉圖、康德諸大哲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