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講 宋明的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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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出，貪而冒法，不顧後禍，有逾于保正保長者。
此誅求之所以為甚苦也。
又有逐養子，出贅婿，再嫁其母，兄弟析居，以求免者；有毒其目，斷其指，炙其肌膚，以自殘廢而求免者；有盡室以逃而不歸者；有委老弱于家，而保丁自逃者。
保丁者逃，則法當督其家出賞錢十千以募之。
使其家有所出，當未至于逃，至于逃，則其窮困可知，而督取十千，何可以得？故每縣常有數十百家老弱，嗟咨于道路，哀訴于公庭。
……又保丁之外，平民凡有一馬，皆令借供逐場教騎，終日馳驟。
往往饑羸，以至于斃。
誰複敢言？其或主家，倘因他出，一誤借供，遂有追呼笞責之害。
或因官逋督迫，不得已而易之，則有抑令還取之苦。
故人人以有馬為禍。
此皆提舉官吏，倚法以生事，重為百姓之擾者也。
……臣觀保甲一司，上下官吏，無毫發愛百姓意。
故百姓視其官司，不啻虎狼，積憤銜怨，人人所同。
比者保丁執指使，逐巡檢，攻提舉司幹當官，大獄相繼，今猶未已……安知其發不有甚于此者？ 這許多話，我們決不能因同情新黨而指為子虛。
王安石所行之法，無一不意在福國利民，而當時舊黨，皆出死力反對，其原因就在于此。
舉此一事，其餘可以類推。
然則新法都行不得？都隻好不行麼？司馬光《疏》中又說：“彼遠方之民，以騎射為業，以攻戰為俗，自幼及長，更無他務。
中國之民，大半服田力穑，雖複授以兵械，教之擊刺；在教場之中，坐作進退，有以嚴整；必若使之與敵人相遇，填然鼓之，鳴镝始交，其奔北潰敗，可以前料，決無疑也。
”梁任公作《王荊公傳》，說：如此，則“隻好以臣妾于北虜為天職。
此言也，雖對于國民而科以大不敬之罪可也”。
這話以理言之，固然不錯，然感情終不能變更事實，我們就不該因感情而抹殺事實。
司馬光的話，說不是當時的事實，也是斷乎不能的。
然則如之何而可呢？我說：中國不能如北狄之舉國皆兵，這是事實；不能為諱，而亦不必為諱。
因為我們的社會，進化了，複雜了，當然不能像他們這樣舉國一律，所以不足為辱。
而且以中國之大，要抵禦北狄，也用不到舉國皆兵——兩民族的争鬥，并不限于兵争。
文化經濟等各方面，都是一種競争。
我們的社會複雜了，可以從各方面壓伏北狄，就是我們從多方面動員攻擊。
——所以不足為憂。
固然兵争是兩國競争時一種必要的手段，不可或缺。
中國人固然不能如北狄之舉國皆兵，然而以兵力抵抗北狄，亦自有其必要的限度。
以中國之大，說在這一個限度以内的兵，而亦練不出，亦是決無此理的。
須知社會進化了，則各階級的氣質不同。
其中固然有不适宜于當兵的人，而亦必有一部分極适宜于當兵之人。
然則以中國之大，并不是造不出強兵來，不過造之要得其法罷了。
造之之法如何呢？我們看司馬光說： 臣愚以為悉罷保甲使歸農；召提舉官還朝。
量逐縣戶口，每五十戶，置弓手一人。
……募本縣鄉村戶有勇力武藝者投充。
……若一人缺額，有二人以上争投者，即委本縣令尉，選武藝高強者充。
或武藝衰退者，許他人指名與之比較。
若武藝勝于舊者，即令充替。
……如此，則不必教閱，武藝自然精熟。
王岩叟又說： 一月之間，并教三日，不若一歲之中，并教一月……起教則與正長論階級，罷教則與正長不相誰何。
再看《舊唐書·李抱真傳》： 為懷、澤、潞觀察使留後。
……抱真密揣山東當有變，上黨且當兵沖。
是時乘戰餘之地，土瘠賦重，人益困，無以養軍士。
籍戶丁男，三選其一。
有材力者，免其租徭，給弓矢，令之曰：“農之隙，則分曹角射；歲終，吾當會試。
”及期，按簿而征之。
都試以示賞罰，複命之如初。
比三年，則皆善射。
抱真曰：軍可用矣。
于是舉部内鄉，得成卒二萬。
前既不廪費，府庠益實，乃繕甲兵為戰具，遂雄視山東。
是時天下稱昭義步兵冠諸軍。
抱真的得力，就在乎僅令其分曹角射，而并不派什麼提舉巡檢等等去檢閱；亦不立正長等等名目，使其本來同等者，忽而生出等級來，所以沒有宋朝保甲之弊，而坐收其利。
然則王岩叟要人民和正長不相誰何，實在是保甲的要義；而司馬光說不必教閱，武藝自然精熟，亦非欺人之談了。
有一位律師先生，曾對我說：“我們當律師的人，是依據法律而綁票。
”——實在就是借法律做護符而綁票。
當階級對立之世，誰不想綁票？隻是苦于沒有護符罷了，如何好多立名目，大發護符呢？王安石作《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時曾說： 夫合天下之衆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
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則有财而莫理，有财而莫理，則阡陌闾巷之賤人，皆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以與人主争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非必貴強桀大，而後能如是，而天子猶為不失其民者，蓋特号而已耳；雖欲食蔬衣敝，憔悴其身，愁思其心，以幸天下之給足而安吾政，吾知其猶不得也。
然則善吾法而擇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财，雖上古堯舜，猶不能毋以此為先急，而況于後世之紛紛乎？ 他所謂阡陌闾巷的賤人，就是土豪和有商業資本的人。
他深知他們是與平民處于對立的地位的，彼此利害不相容，非有以打倒之不可。
然所恃以打倒他們的卻是吏，吏也是和人民處于對立的地位的，其利害，也是彼此不相容。
固然，現在政治上不能不用吏，然而吏是離不開監督的，一離開監督，就出毛病。
所以政治家最要的任務是：自量其監督之力所能及。
在此範圍之内，則積極進行，出此範圍以外，則束手不辦。
王安石之徒所以失敗，就由于不知此義。
我曾說：王安石的失敗，是由于規模太大，倘使他專以富國強兵為目的，而将一切關涉社會的政策，擱置不辦；或雖辦而縮至相當的限度，則（1）所辦之事，實效易見；（2）流弊難生；（3）不緻引起他人的反對，而阻力可以減少；必可有相當的成功。
如此，對于遼夏，或可以一振國威，而靖康之禍，且可以不作，所以我們目光不可不遠，志願不可不大，而腳步不可不着實，手段不可不謹慎，凡政治家，都該知此義。
中國之貧且弱，并非由于物質的不足，而全是一個社會組織不善，和人民未經訓練的問題。
這種思想，是宋人所通有的，不過有人魄力大，要想實行；有人魄力小，就止于發議論；而其言之又有徹底和不徹底罷了。
譬如蘇轼，是王安石的反對黨，然而他對制科策說，要取靈武： 則莫若捐秦以委之。
使秦人斷然，如戰國之世
此誅求之所以為甚苦也。
又有逐養子，出贅婿，再嫁其母，兄弟析居，以求免者；有毒其目，斷其指，炙其肌膚，以自殘廢而求免者；有盡室以逃而不歸者；有委老弱于家，而保丁自逃者。
保丁者逃，則法當督其家出賞錢十千以募之。
使其家有所出，當未至于逃，至于逃，則其窮困可知，而督取十千，何可以得？故每縣常有數十百家老弱，嗟咨于道路，哀訴于公庭。
……又保丁之外，平民凡有一馬，皆令借供逐場教騎，終日馳驟。
往往饑羸，以至于斃。
誰複敢言？其或主家，倘因他出，一誤借供，遂有追呼笞責之害。
或因官逋督迫，不得已而易之，則有抑令還取之苦。
故人人以有馬為禍。
此皆提舉官吏，倚法以生事，重為百姓之擾者也。
……臣觀保甲一司，上下官吏，無毫發愛百姓意。
故百姓視其官司，不啻虎狼，積憤銜怨，人人所同。
比者保丁執指使，逐巡檢，攻提舉司幹當官，大獄相繼，今猶未已……安知其發不有甚于此者？ 這許多話，我們決不能因同情新黨而指為子虛。
王安石所行之法，無一不意在福國利民，而當時舊黨，皆出死力反對，其原因就在于此。
舉此一事，其餘可以類推。
然則新法都行不得？都隻好不行麼？司馬光《疏》中又說：“彼遠方之民，以騎射為業，以攻戰為俗，自幼及長，更無他務。
中國之民，大半服田力穑，雖複授以兵械，教之擊刺；在教場之中，坐作進退，有以嚴整；必若使之與敵人相遇，填然鼓之，鳴镝始交，其奔北潰敗，可以前料，決無疑也。
”梁任公作《王荊公傳》，說：如此，則“隻好以臣妾于北虜為天職。
此言也，雖對于國民而科以大不敬之罪可也”。
這話以理言之，固然不錯，然感情終不能變更事實，我們就不該因感情而抹殺事實。
司馬光的話，說不是當時的事實，也是斷乎不能的。
然則如之何而可呢？我說：中國不能如北狄之舉國皆兵，這是事實；不能為諱，而亦不必為諱。
因為我們的社會，進化了，複雜了，當然不能像他們這樣舉國一律，所以不足為辱。
而且以中國之大，要抵禦北狄，也用不到舉國皆兵——兩民族的争鬥，并不限于兵争。
文化經濟等各方面，都是一種競争。
我們的社會複雜了，可以從各方面壓伏北狄，就是我們從多方面動員攻擊。
——所以不足為憂。
固然兵争是兩國競争時一種必要的手段，不可或缺。
中國人固然不能如北狄之舉國皆兵，然而以兵力抵抗北狄，亦自有其必要的限度。
以中國之大，說在這一個限度以内的兵，而亦練不出，亦是決無此理的。
須知社會進化了，則各階級的氣質不同。
其中固然有不适宜于當兵的人，而亦必有一部分極适宜于當兵之人。
然則以中國之大，并不是造不出強兵來，不過造之要得其法罷了。
造之之法如何呢？我們看司馬光說： 臣愚以為悉罷保甲使歸農；召提舉官還朝。
量逐縣戶口，每五十戶，置弓手一人。
……募本縣鄉村戶有勇力武藝者投充。
……若一人缺額，有二人以上争投者，即委本縣令尉，選武藝高強者充。
或武藝衰退者，許他人指名與之比較。
若武藝勝于舊者，即令充替。
……如此，則不必教閱，武藝自然精熟。
王岩叟又說： 一月之間，并教三日，不若一歲之中，并教一月……起教則與正長論階級，罷教則與正長不相誰何。
再看《舊唐書·李抱真傳》： 為懷、澤、潞觀察使留後。
……抱真密揣山東當有變，上黨且當兵沖。
是時乘戰餘之地，土瘠賦重，人益困，無以養軍士。
籍戶丁男，三選其一。
有材力者，免其租徭，給弓矢，令之曰：“農之隙，則分曹角射；歲終，吾當會試。
”及期，按簿而征之。
都試以示賞罰，複命之如初。
比三年，則皆善射。
抱真曰：軍可用矣。
于是舉部内鄉，得成卒二萬。
前既不廪費，府庠益實，乃繕甲兵為戰具，遂雄視山東。
是時天下稱昭義步兵冠諸軍。
抱真的得力，就在乎僅令其分曹角射，而并不派什麼提舉巡檢等等去檢閱；亦不立正長等等名目，使其本來同等者，忽而生出等級來，所以沒有宋朝保甲之弊，而坐收其利。
然則王岩叟要人民和正長不相誰何，實在是保甲的要義；而司馬光說不必教閱，武藝自然精熟，亦非欺人之談了。
有一位律師先生，曾對我說：“我們當律師的人，是依據法律而綁票。
”——實在就是借法律做護符而綁票。
當階級對立之世，誰不想綁票？隻是苦于沒有護符罷了，如何好多立名目，大發護符呢？王安石作《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時曾說： 夫合天下之衆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
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則有财而莫理，有财而莫理，則阡陌闾巷之賤人，皆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以與人主争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非必貴強桀大，而後能如是，而天子猶為不失其民者，蓋特号而已耳；雖欲食蔬衣敝，憔悴其身，愁思其心，以幸天下之給足而安吾政，吾知其猶不得也。
然則善吾法而擇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财，雖上古堯舜，猶不能毋以此為先急，而況于後世之紛紛乎？ 他所謂阡陌闾巷的賤人，就是土豪和有商業資本的人。
他深知他們是與平民處于對立的地位的，彼此利害不相容，非有以打倒之不可。
然所恃以打倒他們的卻是吏，吏也是和人民處于對立的地位的，其利害，也是彼此不相容。
固然，現在政治上不能不用吏，然而吏是離不開監督的，一離開監督，就出毛病。
所以政治家最要的任務是：自量其監督之力所能及。
在此範圍之内，則積極進行，出此範圍以外，則束手不辦。
王安石之徒所以失敗，就由于不知此義。
我曾說：王安石的失敗，是由于規模太大，倘使他專以富國強兵為目的，而将一切關涉社會的政策，擱置不辦；或雖辦而縮至相當的限度，則（1）所辦之事，實效易見；（2）流弊難生；（3）不緻引起他人的反對，而阻力可以減少；必可有相當的成功。
如此，對于遼夏，或可以一振國威，而靖康之禍，且可以不作，所以我們目光不可不遠，志願不可不大，而腳步不可不着實，手段不可不謹慎，凡政治家，都該知此義。
中國之貧且弱，并非由于物質的不足，而全是一個社會組織不善，和人民未經訓練的問題。
這種思想，是宋人所通有的，不過有人魄力大，要想實行；有人魄力小，就止于發議論；而其言之又有徹底和不徹底罷了。
譬如蘇轼，是王安石的反對黨，然而他對制科策說，要取靈武： 則莫若捐秦以委之。
使秦人斷然，如戰國之世